中共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秀才女兒”的轉身

導讀

清朝末年，湖南長沙縣清泰鄉（現名開慧鎮）出了兩個秀才：一位是楓樹灣（現名飄峰村）的繆蕓可，一位是板倉沖的楊昌濟。繆蕓可的大女兒叫繆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楊昌濟小女兒叫楊開慧，女婿叫毛澤東。

01

當年湖南的“高考狀元”

1899年10月21日，繆伯英降生了，作為繆家第一個孩子，繆蕓可非常高興，他給孩子起了個乳名“玉桃”，學名繆伯英。繆伯英話不多，性格堅毅，天不怕地不怕，像個男孩子，妹妹仲英、弟弟立三不管她叫姐姐，卻叫她“桃哥”。

辛亥革命后，繆蕓可辭去湖南省教育司教育科主任，東渡日本學習現代教育。半年后歸國，在家鄉創辦小學、女子職業學校。受開明家庭的熏陶，繆伯英與男孩子一樣，10歲入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小學讀書。

1916年7月，繆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3年前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楊昌濟此時正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書，全家從鄉下的板倉沖遷到了長沙。在鄉下，繆伯英和楊開慧就是好姐妹，小兩歲的楊開慧也管繆伯英叫“桃哥”。到了長沙，兩個人來往更多了。

1919年7月，繆伯英以長沙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理化系。用今天的話，她就是當年湖南的高考狀元。剛到北京，繆伯英感覺什么都新鮮，但最開心的是，她又見到了楊開慧。原來，一年前，楊昌濟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舉家遷到了北京。

當時的北京，新思潮交匯激蕩，形成了“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齊鳴”的氣象。求知若渴的繆伯英，很快就融入了這股洪流之中。

02

“儉潔食堂”與“女裁縫”

一個偶然的機會，繆伯英在北京大學湖南學生同鄉會認識了北大學生、酃（音líng讀“陵”）縣同鄉何孟雄。以后，她就經常到北京大學旁聽，參加社團活動。

“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紛至沓來。不過，何孟雄、繆伯英等不少學生還分不清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但是對于“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的工讀互助更著迷。

鄧中夏、何孟雄等13人組成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宣布脫離家庭、婚姻和學校關系，暫時重工輕讀，絕對實行共產。他們在北大二院對門租了3間小房子，貼上“寧流額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對聯，擺上5張桌子，辦了個“儉潔食堂”。小飯館里切菜端盤子的幾名學生，都是日后中共黨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繆伯英等女生也不甘落后，中斷學業，組織了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她們在東安門北河沿17號租了間房子，掛出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小木牌，開起裁縫店、洗衣店，女學生變身“女裁縫”。開張之日，她們還貼了不少小廣告：“要做衣服嗎？請快到椅子胡同東口北河沿17號……，必能令諸位滿意。”

一時間，學生搞工讀互助成了社會新聞，北京《晨報》的第三版赫然標題——《寒苦學生之模范》，介紹何孟雄等學生開辦的“儉潔食堂”，稱贊“菜蔬精美價格低廉，大受學生歡迎”。繆伯英等女生開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經過《晨報》的報道，甚至有外地女生前來參加。一番光景，好不熱鬧！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學生們憑著“理想”和熱情，不怕吃苦，勤于勞作。但事與愿違，他們沒有經營管理經驗，不但毫無盈余，反而賠了本錢。1920年3月23日，何孟雄等人的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宣布解散；9月，繆伯英等人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也堅持不下去，解散了。

痛苦的失敗讓何孟雄、繆伯英等學生意識到：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于是，他們擯棄了工讀主義，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了正確的革命道路。

03

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李大釗的大名，繆伯英早在湖南時就知曉，李大釗《大哀篇》等文章她幾乎都能背下來。在北京大學，繆伯英終于見到了李大釗。繆伯英激動地說：“您講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學生，您能收我做學生嗎？”李大釗見她十分誠摯，就答應了繆伯英的請求。

1920年3月，在李大釗倡導下，北大學生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經何孟雄介紹，繆伯英也加入了研究會。

北大校長蔡元培為研究會在北京大學第二院西齋撥了兩間房子，一間做辦公室，一間做圖書室，名曰“亢慕義齋”（注：亢慕義是英文共產主義Communism的音譯）。

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逐漸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學生。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學生會辦公室舉行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繆伯英參加了會議，她成為北京地區第一位女團員。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一行秘密來到北京，和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等人召開幾次座談會后，建議北京先進的知識分子應該建立共產黨組織，李大釗表示深有同感。之后，經李大釗介紹，維金斯基一行秘密前往上海，與陳獨秀會面。8月，上海共產黨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陳獨秀當選為書記。

在北京，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10月，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陳德榮、袁明熊、張伯根、陳友琴9人，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

然而，剛剛誕生的北京共產黨小組內部，黃凌霜等4名無政府主義者，在組織紀律、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上，與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發生意見分歧，宣布退出。為了充實黨組織的力量，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就從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吸收何孟雄、高君宇、鄧中夏、繆伯英等人轉為黨員，并決定北京共產黨小組，命名為北京共產黨支部，李大釗任書記。

21歲的繆伯英，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04

“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恨事！”

1921年10月9日，是個星期天又是重陽節，有著共同理想和信仰的何孟雄、繆伯英喜結連理，在中老胡同5號舉行結婚典禮。從這天起，他們家就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同志們經常在他們家里開會活動。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成了軍閥的眼中釘。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軍蕭耀南逮捕了一批共產黨員。其中，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秘密機關和張國燾等人的住址。5月21日清晨，京師警察廳偵緝隊包圍了臘庫胡同16號玄壇公寓。擔任中華鐵路總工會干事的張國燾與新婚妻子楊子烈被偵緝隊抓走后，為了保命，向京師警察廳出賣了黨的組織，供出李大釗等45人的名單。

得到這個消息后，中共北方區委安排李大釗離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暫避，不久，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繆伯英由何孟雄護送，告別了北京，南下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長沙。

回到長沙后，受湖南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徐特立的邀請，繆伯英擔任了女師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長)。同時在黨內，兼任中共湘區區委委員和婦委書記。

北伐軍攻占武漢后，1926年10月，何孟雄從北京調任中共漢口市委組織部部長，繆伯英也被黨派到武漢，公開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學訓育主任，實際上是協助中共湖北省委婦委主任蔡暢開展婦女工作。

1927年秋，受黨組織派遣，繆伯英與丈夫何孟雄一起秘赴上海。何孟雄化名劉元和，表面上是韓昌書店的店員，在黨內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繆伯英化名廖慕群，在華夏中學當物理老師，實際擔任上海滬東區婦委會主任。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環境十分惡劣。繆伯英、何孟雄先在成都路小菜市場附近安家，但他們不能在一個地方久住，只能帶著一雙兒女重九、小英，四處輾轉。同時，繆伯英、何孟雄也作好了為革命犧牲的思想準備。繆伯英多次叮嚀擔任秘密交通工作的繆位榮（注：繆伯英族兄，同時兼管家務、帶孩子）：“我們如果有兩個晚上沒有回來，你就搬家，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為了開展秘密工作，繆伯英除了教書，還要到工廠做女工的工作，時常天未亮出門，夜已深才歸。1929年10月下旬，積勞成疾的繆伯英染上了傷寒，被送進黃浦區漢口路515號德國人開辦的寶隆醫院。

繆伯英的病越來越重，醫生也回天無術。生命垂危之際，繆伯英與丈夫何孟雄訣別：“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我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恨事！”

繆伯英去世時，年僅30歲，她的靈柩暫厝上海揚州會館。遺憾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在上海龍華監獄被國民黨秘密槍殺。由于繆伯英遺體無人認領，揚州會館遷址后，下落不明。重九、小英兩個孩子，在龍華監獄關了一年多后，被送進了孤兒院。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時，也失散在戰火中，至今杳無音信。

據《北京日報》 劉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