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蔣英在北京逝世，葬禮十分隆重，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

2012年，蔣英在北京逝世，葬禮十分隆重，她的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可是，卻有人卻認為蔣英得到高規格的待遇，是因為科學家丈夫錢學森。
2012年2月5日，北京協和醫院的靈堂內，紅色的黨旗覆蓋在蔣英的遺體之上，她安靜地躺著，神情安詳，像一位剛剛謝幕的藝術家。
鮮花圍繞，哀樂低回，出席者肅立默哀。
就在這場莊嚴的告別儀式之后，網絡上卻冒出一種聲音：“她享受這樣的待遇，只因為她是錢學森的夫人。”
這個說法迅速傳播開來，有人點頭，有人質疑，如果只用“科學家夫人”來概括蔣英的一生，不僅粗暴，也極不公平。
1919年8月，蔣英出生在浙江海寧，她的父親蔣百里，是民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思想開明，重視教育。
蔣英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自由、自尊、獨立。
1936年，17歲的蔣英進入德國柏林音樂大學聲樂系。
那個時候，歐洲正處在戰火前夜，納粹主義在蔓延，空氣中都是壓抑與緊張，可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練聲四小時，常常一站就是一天。
1939年，德國大劇院開始注意到這個東方面孔，她的女高音干凈、飽滿，唱德語歌劇時咬字清晰，情感到位，很快就成為劇院的簽約演員。
1943年，她在瑞士魯塞恩音樂節女高音比賽中獲得第一名，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東亞女歌唱家，這個獎項至今仍被國際古典音樂界視為頂級榮譽。
1947年，蔣英在上海與錢學森重逢，兩人其實早年就認識，小小年紀就一起讀書、練字、彈琴。
戰爭打斷了聯系，十幾年后，兩人在黃浦江畔再次相遇。
婚后不到三年，風暴就來了，1950年，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軟禁錢學森，限制他離境。
理由是他“掌握了美國最先進的導彈技術”，不能讓他回到共產黨統治的中國。
蔣英怎么辦？她放下了在歐洲打拼多年的音樂事業，選擇留在美國，陪伴丈夫。
她找律師、寫信、和領事溝通，甚至在一些場合直接表達不滿，她不是一個溫順的“科學家家屬”，她是一個有主見、有行動力的獨立女性。
錢學森被關押五年，蔣英就堅持了五年，她每周探監，每次不超過十五分鐘。
她帶去自己唱的歌錄音，用音樂緩解丈夫的焦慮，她會在家中彈琴，用音樂填補那個時代的孤獨。
1955年，錢學森終于回國，蔣英毫不猶豫地跟了回來，放棄了在西方的舞臺和前途。
回國后，蔣英沒有回到舞臺，而是選擇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從一名歌唱家變成了一名教師。
她教學生如何發聲、如何用情感唱歌，更重要的是，她教他們如何理解責任。
她曾對學生說：“藝術是要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用來炫耀的。”
她的學生中，后來不少成為中國音樂界的中堅力量，李雙江等人都尊她為恩師，說她嚴厲但公正，從不敷衍每一節課。
她也不是那種“光講技巧”的老師，她要求學生不僅會唱，還要有信仰、有熱情、有情感。
她的教學從未停歇，直到80多歲才正式退休，四十年，她沒有出國演出，但她的影響卻深遠得多。
1980年代，中國航天事業進入關鍵階段，錢學森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精神高度緊張。
蔣英開始策劃一部歌舞劇——《星光燦爛》，這是一部專門為中國航天人創作的作品，里面沒有愛情戲，也沒有炫技橋段，只有對于科學家群體的尊重。
她親自選角、排練、改詞，一遍遍打磨劇情。
《星光燦爛》首演那天，臺下坐滿了航天人，演出結束后，有人眼眶濕潤，說：“這是第一次，我們這些搞導彈的，被人用歌聲唱出來。”
蔣英不是在陪錢學森做事，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為同一個目標努力。
有人說“她是錢學森的幕后英雄”這話不全錯，但也不全對，她不是“幕后”，她始終在“正面”，只是舞臺不同。
2012年2月，她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幾天后，靈堂設在八寶山。
那天，北京下著小雪，很多曾在她門下學藝的人趕來送別，沒有人高聲哭泣，只有低聲哼唱著她教過的歌。
她的遺體上覆蓋著一面黨旗，有人看到照片后說：“這面旗是給錢學森的，不是她的。”
這話讓她的學生氣憤不已。
一位當年在中央音樂學院上過她課的教授說：“她四十年不拿一分演出費，專心教學，為中國音樂教育寫下無數規范教材，黨旗是她自己爭來的。”
蔣英是黨員，也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
那面黨旗，不是獎賞，不是附屬品，也不是象征誰的光環，它是對一個人、一個女性、一個教育家、一個藝術家的肯定。
蔣英的一生，不是“嫁給了誰”，而是“成就了誰”。
她的價值，不是依附，而是獨立創造，在她九十三年的生命中，有掌聲、有淚水、有犧牲，也有堅定的信念。
她不是錢學森的影子，她是蔣英本身。
靈柩上紅色的黨旗，它覆蓋的，是一個用一生追求藝術、教育和國家命運融合的中國女性。
而她，早已用行動告訴我們——黨旗，首先屬于她自己。
信源：著名女高蔣英逝世 錢學森：她的歌聲使我豁然開朗——新聞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