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罕見表態！看清中國實力后，主張求合作而非與華對抗

哈嘍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探討中美會面后，特朗普總統最新的采訪中被問到，中國對美一直滲透該如何應對？特朗普的回答亮了，我們也沒閑著！美國對他們而言同樣是威脅，很多事我們也對他們做過。

中美在韓國的會晤，不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與東大的首次會談，更成為載入史冊的歷史性事件，這場會談標志著今年4月開啟的全球貿易戰正式告一段落，世界貿易從此邁入全新發展階段。

此次會談的戰略分量堪比“雅爾塔協議Plus”。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雅爾塔協議確立的格局延續至今。

而中美兩國領導人以務實姿態達成的共識，并未顛覆這一既有框架，而是針對全球經濟新形勢進行升級完善，如同為舊體系打上關鍵補丁，形成更適配當下格局的進階版本。

核心共識背后，是全球權力格局的微妙更迭，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實力，這一結論雖讓不少人存疑，畢竟中美未通過直接對抗分出勝負。

“中國登頂”的說法看似缺乏直觀依據，但從特朗普4月后接待各國領導人的肢體語言中，已能清晰捕捉到美國對中國實力的認可，其在會談全程保持的畢恭畢敬，正是兩國綜合國力此消彼長的直接體現。

貿易戰的博弈過程，更印證了實力對比的變化。特朗普政府為獲取中國的承諾與利益，密集推出各類打壓政策，試圖以高壓姿態占據主動，而中國僅以稀土籌碼作為回應，便形成了強大威懾。

這一事實深刻說明，真正的戰略殺手锏無需數量堆砌，精準擊中對方軟肋即可發揮決定性作用。但這類制約性手段往往具有雙重性，對實施方同樣存在潛在風險。

美國對中國芯片產業的全面圍堵，本想遏制中國科技發展，最終卻倒逼中國芯片企業加速自主創新，如今中國已在全球半導體行業占據重要地位，僅在光刻機、先進制程等少數高端領域仍有突破空間。

正是基于這種“反制可能反噬自身”的考量，中國此次決定暫停稀土長臂管轄制度一年，展現出務實的戰略智慧。

若該制度全面落地，負面影響將雙向傳導，西方國家會不惜代價培育本土稀土產業，長期來看將削弱中國在全球稀土市場的話語權；

中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中，絕大多數含有稀土成分，若實施嚴格管轄，海外采購商需向中國商務部門備案后續銷售鏈條。

但實際貿易中，部分下游客戶的流向根本無法精準管控，這將嚴重增加中國企業的出口成本與合規風險，最終陷入“傷敵一千，自損一千”的困境。

此次中美談判的核心并非糾結于政策細節，而是聚焦于解決根本矛盾，美國當前最緊迫的財政危機。

縱觀歷史，任何帝國步入衰落期，最先暴露的必然是財政問題：中國南宋末期面對蒙古入侵時，即便曾是歷史上財政收入最高的王朝，也因財政崩潰率先陷入絕境，只是這段史實在史書中多被簡略提及，未能引發足夠關注。

如今的美國，正重蹈類似覆轍，其財政缺口之大，即便集合除中國外的全球所有國家資源，也難以填補。

這也解釋了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真實目的，并非單純遏制中國，而是希望通過談判獲得中國的財政支持。

中國對此保持清醒認知，并未要求美國完全取消關稅，而是充分考慮其資金需求：美國政府當前已無加稅空間，提高企業所得稅會導致資本外流，增加個人所得稅則超出民眾承受能力，關稅成為其最現實的間接籌款渠道。

畢竟美國本土商品自給率極低，大量依賴進口，通過關稅增收對社會的直接沖擊相對較小，即便這種方式本質上是讓普通民眾買單，且窮人承擔的成本遠高于富人，也已是無奈之舉。

最終雙方達成的關稅共識，兼顧了現實需求與戰略平衡：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的25%關稅得以保留，4月后新增的各類雜亂關稅則統一梳理為20%，這一稅率與美國對歐洲、韓國、日本等盟友的15%—20%關稅區間基本持平。

這意味著中國商品通過第三國繞道進入美國的關稅套利空間徹底消失，而美國商品在諸多國家享受的零關稅待遇，又使其意外成為中國商品進入全球市場的“關稅橋梁”，形成全新的貿易格局。

在這場格局重塑中，歐洲成為最尷尬的一方。作為美國制約中國高科技發展的“先鋒”，歐洲此前積極配合美國政策，荷蘭政府甚至為迎合美國利益沒收本土科技企業資產，如今美國突然暫停50%股權穿透政策，讓荷蘭陷入被動。

理智的選擇是立即歸還阿斯麥控制權，并妥善處理此前犧牲的三名外籍高管，但歐盟一貫的“固執性”使其大概率難以快速調整方向，只能在錯誤的道路上繼續徘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談并未將美國AI芯片納入核心條款，這并非談判遺漏，而是中國的主動選擇。若放任英偉達高端芯片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將嚴重阻礙本土高端AI芯片產業的自主發展。

特朗普對此采取模糊態度，既不明確同意出售，也不反對企業自主協商，實則將決策權交給了市場。

而中國的立場已然清晰：英偉達若想進入中國市場，必須接受相關條件，要么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要么將高端芯片產能轉移至中國大陸，這與TikTok在美國面臨的監管邏輯如出一轍。

對英偉達而言，這一條件雖有壓力但難以拒絕，其員工中大量持有中國護照的華人員工，以及為其代工的臺積電未來的潛在歸屬，都決定了其無法與中國市場徹底切割。

特朗普之所以愿意收回此前的各類打壓政策，核心訴求仍是希望中國在國債問題上提供支持。美國當前發行新國債面臨兩大難題，需要美聯儲降低利率，有大國愿意以低利率承接。

中國的態度成為關鍵，若愿意出手，特朗普可順利解套；若拒絕甚至繼續拋售美債，美國財政將徹底崩盤。

中國對此的考量超越了短期利益，若美國陷入財政危機，其主導的全球貿易秩序將瞬間崩塌，歐洲、東亞等美國盟友可能各自為政，世界將陷入大亂，這對正處于發展關鍵期的中國而言，得不償失。

因此此次會談達成的核心共識，本質上是確立了中美同領的全新全球治理模式：美國保留“世界CEO”的名義，負責維護全球秩序、處理具體事務；中國則以“董事長”的身份，把握戰略方向、提供必要支持。

這種分工既尊重了美國的現實地位，又體現了中國的戰略影響力，是當前國際格局下的最優解。

在這一框架下，未來中國恢復對美稀土出口，甚至承接美國軍艦維修制造訂單，都將成為可能，畢竟中國在很多領域已實現對美國的代際領先，讓美國維持足夠的軍事力量充當“世界警察”，反而更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

也正因為雙方在核心利益與戰略分工上達成高度共識，原本預計3到4小時的會談僅用1個半小時便圓滿結束。對特朗普而言，此次會談的收獲遠超預期。

中國承諾未來4年的大豆采購總量，確保其核心選民利益不受損害，使其能集中精力應對國內反對勢力，為4年后的政權延續鋪路。

至于未來是他本人尋求第三任期，還是將權力移交他人，雖尚未可知，但這場會談奠定的中美關系新基調，已為全球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貿易戰落幕到全球格局重塑，這場中美會談的意義遠超單次外交互動，它標志著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合作共贏取代對抗博弈成為新的主流。

對讀者而言，理解這場會談背后的戰略邏輯與利益平衡，不僅能看清當下的全球貿易格局，更能把握未來數十年的國際發展趨勢，這正是此次歷史性事件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