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不淫亂，二不殺功臣，立法制平天下，為什么說他是暴君？

很多人一說到秦始皇，腦子里可能會立刻冒出兩個詞，一個是“千古一帝”，另一個是“暴君”。

說他是“千古一帝”，那是因為他結束了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戰亂，第一次讓“大一統”這個概念成了現實。他搞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還有郡縣制，哪一樣不是影響了中國后面兩千多年的大事？

可以說，沒有秦始皇，我們今天的中國會是完全不同的樣子。

但問題來了，既然功勞這么大，為什么“暴君”這個帽子，他戴了兩千多年都沒摘下來？而且，如果我們仔細扒一扒歷史，會發現一個更奇怪的現象。歷史上那些被稱為暴君的皇帝，通常都脫不開兩件事：一是淫亂好色，私生活一塌糊涂；二是猜忌多疑，大殺開國功臣?？蛇@兩件事，秦始皇好像都沒怎么干。

秦始皇品行與對待功臣的方式

要說一個皇帝是不是暴君，我們通常會先看看他的私德和為人。畢竟，一個連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很難指望他能管好國家。

先說私生活。提到古代帝王，尤其是那些被貼上負面標簽的，我們總能聯想到奢華的后宮和數不清的風流韻事。史書里確實也提到了秦始皇的后宮規模很大，有什么“后宮列女萬余人”的說法 聽起來確實很奢靡。

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正史記錄里，你幾乎找不到任何關于秦始皇本人具體和哪個妃子愛得死去活來，或者為了哪個女人干出什么出格事情的記載。

他的后宮就像一個龐大而神秘的機構，但主角秦始皇本人，在其中的形象卻異常模糊。

相比之下，他母親趙姬和呂不韋、嫪毐的那些丑聞，在《史記》里寫得那叫一個活色生香，細節滿滿。

甚至因為母親的這些事，秦始皇對男女之事管得特別嚴，他巡游天下時在石碑上刻字，還特意強調要遵守男女道德規范。

他甚至還公開表彰過一位叫“巴寡婦清”的貞潔女子，為她修建了一座“女懷清臺”來紀念。一個自己提倡貞潔，又沒什么桃色新聞的皇帝，你說他“淫亂”，證據確實有點站不住腳。

所以，用“淫亂”來定義他的“暴”，似乎不太準確。

再來看對待功臣的態度。中國歷史上，開國皇帝登基后，為了鞏固權力，往往會對當年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們下手，這幾乎成了一種“傳統”。

漢高祖劉邦殺了韓信、彭越，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借著各種案子把功臣幾乎一網打盡。

但秦始皇是個例外。在他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涌現出了像王翦、王賁、蒙恬、李斯這樣一大批文臣武將。這些人，秦始皇基本上都做到了人盡其才，并且給予了極大的信任。

比如滅楚的時候，老將王翦開口就要六十萬大軍，幾乎是秦國全部的家底，秦始皇雖然有過猶豫，但最終還是選擇相信王翦，把兵權交給了他。

統一天下后，這些人也都得到了善終，并沒有被無故清洗。

可能有人會說：“那呂不韋呢？他不就是被秦始皇逼死的嗎？” 。

我們得看清事實，秦始皇并沒有直接下令殺了呂不韋。呂不韋因為牽扯到嫪毐叛亂，加上他“仲父”的身份和巨大的影響力讓秦始皇感到了威脅，所以秦始皇先是罷免了他的相邦之位，然后把他流放到蜀地。

最后，秦始皇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質問他“于秦何功”、“與秦何親”，呂不韋是在這種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對未來的恐懼之下，才選擇了飲鴆自盡。

這和直接羅織罪名、殘忍處死功臣相比，性質還是有區別的。

暴君有什么特點？

秦國能統一天下，靠的是法家思想，而秦始皇則把這套思想推向了極致。

秦始皇堅信，要管理好這么大一個國家，必須依靠統一、嚴明的法律，做到“事皆決于法”。這想法本身沒錯，甚至是超越時代的。他以法律的形式，把國家的一切都納入了軌道。

但是，秦朝的法律，實在是太嚴酷了。

根據出土的《云夢秦簡》等文物，我們可以看到，秦法細致到了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懲罰極其嚴厲。

比如，法律中充斥著大量的肉刑，就是割鼻子、砍腳趾之類的酷刑。更可怕的是“連坐法”，一人犯法，鄰里親族都要跟著遭殃。這種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加強社會管控，讓人們互相監督，但實際效果是制造了普遍的恐懼。

在秦朝，老百姓就像是生活在一張巨大的、密不透風的法網里，任何一點小小的差錯，都可能招來滅頂之災。

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套嚴苛的法律作為工具，秦始皇才能動員起整個國家的人力物力，去完成那些驚天動地的大工程。

史書記載，秦朝常年征發的勞役和士兵多達數百萬人，而當時全國的總人口不過兩三千萬。

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要常年在外服役。沉重的賦稅和無休止的勞役，壓得天下百姓喘不過氣來。從統治者的角度看，這是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和國防安全，是必要的犧牲。

但對于那些被迫離開家鄉，在工地上活活累死的普通人來說，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除了“暴君”，還能是什么呢？

“焚書坑儒”

我們先來客觀地看看“焚書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謂的“焚書”，并不是要把天下所有的書都燒光。

當時，秦始皇剛剛統一天下，朝廷上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產生了分歧。以丞相李斯為代表的法家主張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而以淳于越為代表的一些儒生則希望恢復周朝的分封制，覺得“師古”才是正道。

在秦始皇看來，是對他大一統事業的根本性挑戰。于是，他采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除了秦國官方史書、以及醫藥、占卜、種植等技術類書籍外，民間私藏的《詩》、《書》和百家語錄等，都必須上交銷毀。

其核心目的，是統一思想，防止有人“以古非今”，動搖新王朝的統治根基。

而“坑儒”，根據《史記》的記載，其實坑的主要是當時一些欺騙秦始皇說能找到長生不老藥，結果拿了錢就跑路，還在背后說他壞話的方士和術士。

秦始皇一怒之下，在咸陽抓了四百六十多個這樣的人，全部活埋了。

所以，嚴格來說，這更像是一場針對詐騙團伙的嚴打行動，而不是專門針對儒家學者的迫害。

然而，歷史事件的影響，往往不在于其本來的面目，而在于它被后人如何解讀和傳播。

當“焚書”和“坑儒”這兩件事被后人打包在一起，就成了一個極具沖擊力和象征意義的“焚書坑儒”。

后世書寫者的不斷塑造

秦始皇自己埋下的這些“雷”，已經足夠讓他名聲掃地了。關鍵是他死后，秦朝迅速滅亡，取代它的是漢朝。

歷史，通常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漢朝建立后，為了證明自己取代秦朝是順天應人、合乎道義的，就必須拼命地丑化和批判秦朝。漢朝的統治者和文人，把秦朝的滅亡歸結于它的“暴政”，宣稱自己要“以仁政治天下”，以此來收攏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

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思想流派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儒家。在秦朝被打壓的儒家，到了漢武帝時期，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躍成為了官方意識形態。

從此，儒家學者掌握了文化和歷史的書寫權。

你可以想象，一個曾經被秦始皇狠狠收拾過的群體，現在手握筆桿子，他們會如何評價秦始皇？答案不言而喻。

西漢的政論家賈誼寫下著名的 《過秦論》 ，雄辯地論證了秦朝“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把秦始皇的統治批得體無完膚。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雖然也記錄了秦始皇的功績，但字里行間同樣充滿了批判和否定。

這些由漢代儒家學者定調的權威著作，成為了后世兩千多年里人們了解秦始皇的最主要來源。

于是，“暴君”秦始皇的形象，就這樣被一代代地復制、粘貼、強化，最終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那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