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家梁建章警告：如果不盡早干預, 40年后印度人口將是中國3

前一陣子我看到印度媒體夸口，說他們的國力超過中國，原因是他們的人口比中國多。今天看到梁建章教授的警告，我覺得有點嚇人，但數據擺在那，不得不信。

他直言，如果不早點出手干預，2064年印度人口可能達到中國三倍。他的意思是，不是印度人口多了，而是中國人口少了。具體怎么算的？中國當前生育率低，每代人幾乎減半，長期下來人口從14億可能縮到6億左右。當然，印度雖也會降，但維持平衡，峰值能到17億。

人口隱患——低生育率下的“無聲收縮”

提到梁建章，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攜程的聯合創始人，但在人口研究領域，他更是深耕多年的“吹哨人”。從2010年代開始，這位兼具企業管理經驗與學術功底的北大教授就反復提醒：人口政策必須及時松綁，否則將埋下巨大隱患。

2022年堪稱中國人口發展的“轉折點”：全年出生人口僅956萬，而死亡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人口負增長時代正式到來。盡管2024年出生人口小幅回升至954萬，較2023年的902萬探底反彈，但這點點起色在強勁的下行慣性面前，更像是“曇花一現”。

梁建章在2025年的最新分析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反彈主要依賴短期政策刺激，而非生育率的根本性回升——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約1.0，遠低于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

生育率低迷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新生兒數量的“斷崖式下跌”。梁建章的研究模型顯示，中國新生兒數量可能在7年內實現減半，到2030年將降至450萬左右，甚至有跌破400萬的風險。

比新生兒減少更緊迫的，是老齡化浪潮的“加速侵襲”。2022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達13.7%，距離深度老齡化社會（14%）僅一步之遙。隨著“嬰兒潮”一代陸續退休，養老壓力正從個體家庭向社會系統傳導：養老金支付缺口逐步擴大，2024年部分省份已出現“寅吃卯糧”的情況,據測算，若生育率維持現狀，到2030年中國勞動力人口將減少1億，制造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首當其沖。

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的人口問題還伴隨著“高成本抑制生育”的惡性循環。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已達65%，高房價成為壓在年輕夫婦身上的“大山”——全國平均房價收入比高達25倍，一線城市更是超過40倍；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接近40%，從早教到升學的“軍備競賽”讓很多家庭望而卻步。說的再直白點，嚇得年輕人都不敢生孩子了。

梁建章曾算過一筆賬：一個一線城市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平均成本超過100萬元，這還不包括住房等隱性支出。在這樣的壓力下，“少生優育”甚至“不生”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擇。

反觀印度，雖然仍面臨貧困、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但人口結構的優勢已開始顯現。2025年印度人口已突破14.64億，2024年上半年新生兒就達1140萬，全年預計超2500萬，是中國的2.5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印度中位數年齡僅28歲，15歲以下人口比重達25.3%，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僅6.9%，年輕的人口結構不僅為其帶來充足勞動力，更孕育了巨大的消費潛力。兩相比較，中國曾經的人口優勢正在悄然流失。

三倍差距的警示

梁建章在新書中拋出的三大警示，每一個都直指人口發展的核心矛盾，而其中最具沖擊力的，莫過于“40年印度人口超中國三倍”的預測。

根據他的模型測算，若中國維持現有生育率1.0不變，到2064年總人口將下滑至11億以下；而印度生育率雖也會下降，但仍能維持在1.9左右，人口峰值將在2064年達到17億，屆時中印人口比例將接近1:3。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基于兩國人口結構和生育趨勢的理性推演。

先看“七年新生兒減半”的預警，這是三倍差距的“起點”。2022年中國出生956萬，印度出生2400萬；按照梁建章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新生兒將降至450萬，印度仍能維持在2200萬左右，差距將擴大至近5倍。

新生兒數量的懸殊，意味著兩國未來勞動力儲備、消費市場規模的差距會持續拉大。當前中國人口密度148人/平方公里，高于歐洲的73人/平方公里，但按現有趨勢，2064年中國人口降至11億后，密度將降至85人/平方公里，低于屆時歐洲的平均水平。

可能有人覺得“人少了更舒服”，但對中國這樣的疆域大國而言，人口密度不足絕非好事。歐洲小國能靠移民彌補人口缺口，但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人口分布本就不均衡——東部沿海密度極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卻面臨“空心化”，東北部分城市人口流失率已達20%。

人口密度過低會導致邊疆開發乏力、基礎設施利用率不足，甚至影響國土安全布局。高鐵網、輸油管道等大型工程的維護成本會大幅上升，中西部的資源優勢也難以轉化為發展優勢，形成“守著金山卻沒飯吃”的尷尬局面。

梁建章通過測算發現，出生率每下降1‰，GDP增速就會損失0.5%。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騰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收縮，消費引擎的動力會逐漸減弱：2064年中國14億人的市場將縮水至11億以下，而印度17億人的市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增量來源。

梁建章提出“人口=規模×素質×交流”的公式，中國目前在人口素質上仍有優勢——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57.8%，遠超印度的28%，但規模的萎縮會逐漸抵消這種優勢。

試想，40年后，印度擁有17億人口基數，即便素質仍低于中國，其培養的科學家、工程師、軍事人才的絕對數量也可能超過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人口規模直接關系到市場影響力、文化傳播力甚至軍事動員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試圖抓住人口紅利窗口。雖然印度的養孩成本僅為中國的1/5，35%的城市化率和農村土地私有制度支撐了多子模式，但印度政府也在發力提升人口素質，加大教育投入，2024年教育預算增長12%，重點普及職業教育。而中國若不能扭轉人口收縮趨勢，即便人均GDP繼續增長，整體國力的下滑也將難以避免。

從“不敢生”到“愿意生”需要怎樣的推力

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梁建章強調：“干預不是要回到過去的生育水平，而是要阻止人口斷崖式下跌，為國家發展爭取時間窗口。”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議，既著眼于解決當下的生育痛點，也兼顧了長期的制度建設，很多思路已被納入政策實踐，但要真正見效，還需“精準發力、久久為功”。

降低生育成本是“第一道突破口”，而住房和教育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梁建章建議，應通過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對多孩家庭實行房貸利率減半等政策，緩解住房壓力。

這一建議已在部分地方落地：廣東對三孩家庭購買首套房給予最高30萬元的補貼，杭州推出“生育友好型住房”，優先保障多孩家庭的購房需求。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遏制房價過快上漲。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需要“從懷孕到入學”的全鏈條保障。企業應落實彈性工作制和延長生育假，政府需大力建設普惠性托兒所。目前，全國已開始推進這兩項措施：生育假已延長至1年，部分省份還給予男方不少于30天的陪產假。等。

40年彈指一揮間，人口問題的影響雖不會立竿見影，卻關乎國家的長遠未來。梁建章的警告，不是“末日預言”，而是“清醒劑”。畢竟，任何宏偉的藍圖，最終都要靠“人”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