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傳奇：他駕機起義回大陸，文革中關押6年后越獄

●逃跑的人抓回來都要被槍斃，先要拿扁擔打，打到他們話都說不出來的時候再槍斃。

●有一次在南部恒春那邊，一個晚上自殺上吊了三十幾個人，他們是集體感到沒前途了，沒希望了。

●吳法憲批準將韋大衛正式逮捕，關進東北某看守所。

●在那兒我經常遍體鱗傷，被打斷了兩根肋骨。打得我吐血一年多，左耳朵也打壞了。

●被關押了整整六年之后，韋大衛再次越獄……

鳳凰衛視記者陳曉楠采訪韋大衛，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文字：

陳曉楠：1949年夏天，思想一向激進，17歲就在大學當學生會主席，搞學生運動的韋大衛，因為帶頭參加學生運動，被特務追捕。于是他和幾個同學連夜逃離桂林來到廣州。時值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敗，數十萬國民黨軍隊退守臺灣。幾個舉目無親、走投無路的年輕人，在廣州街頭看到了國民黨軍校招生的廣告。

韋大衛的三個叔叔都是飛行員，因此他從小就對飛行感興趣。但抗戰時兩個叔叔戰死，一個叔叔摔死，所以家人堅決反對他當空軍。為了找一個安身之地繼續學業，他們報名參加了考試，并很快被“陸軍騎兵軍官學?！变浫?。8月23號，韋大衛和幾個同學在廣州黃埔港登上了一艘名為“惠民”的客輪，和滾滾遷徙人潮一同踏上駛向臺灣的旅程。

韋大衛：他們征用了一些船，商船、客輪都有。一批一批往臺灣運，每天都運過去不少人。我們坐的“惠民”輪，大概運了兩三千人吧。那時候在船上常常打架，為了吃飯，搶好座位，搶睡覺的地方，都要打架。

陳曉楠：那時候臺灣在您印象中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啊？

韋大衛：我對臺灣一點也不了解，那時候只想找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個招生廣告上講，成績優秀的學生還可以保送到美國深造什么的，我就去了。

陳曉楠：您當時也不知道，這可能會阻斷和家里的聯系。

韋大衛：根本想不到這么遠。那時候廣州還沒有解放，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很多人以為到臺灣就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去臺灣讀軍校，對于21歲的韋大衛來說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可他并沒有料到這是一個騙局。“惠民”輪離開黃埔港向臺灣全速駛去，這時登上這艘客輪的“軍官學?！钡膶W員得知了一個讓他們目瞪口呆的消息，他們去的根本不是什么軍官學校，而是去臺灣當兵，當二等兵，最最低等的兵。韋大衛這才知道被騙，而此時那些招兵的人已經拿到錢了，早已不知去向了。滿腔氣憤的韋大衛發誓，到臺灣后一定要逃走。

韋大衛：船上的水手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們。他們說你們這幫人是賣豬仔到臺灣去的，其實算是抓的壯丁。那些招兵的人，他每招到一個人，國民黨就要發給他一筆錢。他拿到錢之后，在上船之前就走掉了。

陳曉楠：你們知道這個消息之后是什么反應？

韋大衛：有哭的，也有罵的。我發誓，一定要回大陸去，要出這口氣。你怎么弄的我，我就怎么對付你，就這樣我把身上稍稍值一點錢的東西賣了，換成臺幣，因為我準備上岸以后就逃走。當然逃到哪兒我也不知道，就想碰碰運氣，找個合適的地方逃走。反正我當時就想好了，下了船馬上走，一分鐘都不多待。

陳曉楠：您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呢？

韋大衛：按照我的性格，別人強加給我的命運，我絕對不能接受。你可能會覺得我的想法很冒險，但是我根本不怕，我做過的冒險的事情太多了。比如湘桂鐵路剛通火車的時候，我還小，沒坐過火車，我就跑到火車站看?？吹交疖嚋蕚溟_走，我就爬上去，火車就把我帶走了。最遠的一次，我被帶到了武漢，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兒了，我自己也沒有錢，所以在武漢玩了兩天又回來了。

陳曉楠：那次扒火車回來，家里人嚇壞了吧。

韋大衛：家里人都習慣了。那時候我經常打架打到身上傷痕累累，是遠近聞名的野孩子。我經常是一個人就做一些特別膽大的事情，我們家鄉父老講“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老虎生三個小孩，有個肯定是豹子，我就是那個豹子。

韋大衛十幾歲就跟著村民自發上山抗擊日軍。他是壯族人，秉承了這個民族強悍的血脈，性格剛烈、桀驁不馴。一旦決定逃跑，就沒有絲毫動搖。1949年8月，經過四天四夜的漫長旅行，“惠民”輪抵達臺灣高雄。韋大衛一下船就打算逃走，但是他的同學竭力勸阻，因為碼頭的戒備實在很森嚴，他只得暫時打消了這個念頭。

剛到臺灣時，國民黨軍隊怕他們逃走，把他們押送到鳳山軍營。一到軍營，韋大衛就開始觀察地形，并秘密計劃出逃路線。但他很快就聽說，這個監獄般的軍營根本逃不出去，在他之前還沒有一個成功的逃亡者。

陳曉楠：剛到臺灣那一幕你還記得嗎？

韋大衛：到了高雄碼頭，一看，那邊機關槍都架好了，誰要反抗就打死誰。部隊包圍了港口，氣氛很緊張，有些路都戒嚴了。老百姓老遠地圍著看，說又來了一批呀。我們就默默地不出聲，大家基本上是面無表情。那時候對自己的前途到底怎樣，誰心里也沒數。后來我們就被送到鳳山去了。

陳曉楠：軍營是個什么情況？

韋大衛：是一個很大的軍營，軍營外面有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有甘蔗田，暗哨多得很。從來沒有人能從這里跑出去，都失敗了。逃跑的人抓回來都要被槍斃，先要拿扁擔打，打到他們話都說不出來的時候再槍斃。軍營的每個人都見到過這種情形，他們就是專門要給我們看的。有時候還會叫我們去打，一個人打一扁擔，一個個輪流上去打。被槍斃的、打死的人可多了，光我們那個營就有五六十個。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嚇唬住我們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看到這種情況，我更要跑了。這種非人的待遇，我哪能在這兒待著啊。但是要逃出去實在是太難了，我只有慢慢等待機會。

不久部隊調防紅毛港前線，韋大衛被強行和同學分開，編入國民黨陸軍第80軍340師，成了一個二等彈藥兵，整日扛槍支彈藥。雖看似平靜，但在韋大衛的心里還是一直在默默地計劃著自己的大逃亡。1950年10月10日深夜，國民黨反共前線紅毛港半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耧L暴雨中，韋大衛帶著兩個人，逃出了營地。

韋大衛：那天是雙十節，他們喝了酒，還有這樣那樣的慶祝活動，守衛比較松懈。正好那天晚上又下大暴雨。我就趁著那個風雨聲，帶著兩個人就走了。我們先是游泳，游了一段以后，水就很淺了，而且淤了很多爛泥。我們三個就在爛泥里爬，終于逃出去了。

陳曉楠：心里緊張嗎？

韋大衛：不緊張。除死無大災，我豁出去了，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很多人逃不掉其實就是拖泥帶水。我是計劃好了的，才不管那一套，既然拼命了，還考慮那么多干什么。反正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這里沒有自由，兩三個人在一起說話都不允許，他都會懷疑你們是在密謀什么玩意兒。有一種人心惶惶的感覺。待在這種環境里邊，有些人都傻了，也有自殺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那邊，一個晚上自殺上吊了三十幾個人，他們是集體感到沒前途了，沒希望了。這幫人是笨蛋，受不了你不會跑啊，不會換地方啊，自殺頂什么用呢？

第二天凌晨，三個人精疲力盡地逃入了一片漫無邊際的甘蔗林。此時，80軍軍部已經得知三名士兵從前線“臨陣脫逃”的消息，軍部震怒，為整肅軍紀，下令全臺灣緝拿嚴辦。

韋大衛：到處抓我們，主要是抓我，因為知道我是主謀。風聲很緊，結果那兩個人就害怕了，要另謀出路。他們說你目標太大，和你在一起太危險了。他們走的時候，我覺得很凄涼，躺在甘蔗田里想，天下之大難道就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嗎？那片甘蔗田很寬、很大，人進去很難找到。我就鉆在里邊，不急著走。我想他們抓我正是抓得熱鬧的時候，我就不去湊這個熱鬧了，先在甘蔗田里住下來。住在那兒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愁沒有吃的，我渴了就吃甘蔗、喝溪水，餓了就挖地瓜、到河溝里去撈魚烤著吃，我帶了一盒火柴。

陳曉楠：那會兒覺得自己肯定能走出去嗎？

韋大衛：我反正就是闖吧，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白天我是不行動的，怕被發現。晚上如果沒有發現異常情況，我就往南走。我給自己做了一個軍事化部署，每天晚上我自己頂多移動3公里。每次往南走的時候，我都是用很輕的步子慢慢移動。我總共在野地里生活了21天。

陳曉楠：那20多天覺得過得特別漫長吧。

韋大衛：嗯，沒有我一個立足之地，很孤獨、很凄涼。還好后來我遇到了一條小狗，然后很快就和它熟悉了，它每天都來找我，白天不來，一般都是晚上來。來了我就給它吃瓜，又帶它玩，帶它游泳。有它陪著我，才覺得沒有那么孤單。

不久，有個老頭來找我，他就是小狗的主人。他問清楚我的情況以后，就請我喝酒。他還叫他兒子替我打聽情況，看外面對我是怎樣通緝的。到現在我還記得他，真的很懷念那個老人家，他是看瓜田的，很老了。在那種艱難危險的情況下，有一個人那么關懷我，對我那么好，你說我怎么能忘記呢？我連那小狗都還記得。

躲過了最初的嚴密追捕，韋大衛來到屏東，投奔一個和他一起被騙到臺灣的同學。在同學的幫助下，韋大衛找到一份繪圖員的工作，有了穩定的生活。但韋大衛回家的念頭并沒有消失，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漸強烈。兩年后韋大衛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海軍士官學校。

韋大衛：我考海軍的目的特簡單、特明確，就是為了回大陸。我發過誓一定要回大陸。只要我發過的誓，我就一定會做到。我是被他們騙到臺灣去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家。我從來沒想過就這么踏踏實實在臺灣待下去。那時候陸軍還在追我。但是國民黨腐敗著呢，他們互相不通氣，就是通氣，空軍也不管陸軍的事，這個人我想要就留下他，我才不會把他交出去。

陳曉楠：您是個行動派。

韋大衛：因為你光是自己在那兒想也是白想，沒用。想辦法回去才是正經事。長吁短嘆啊什么的我是不會的，我就是想辦法。我也不靠別人，就靠我自己。有些人認命了，覺得沒辦法了，我不是那樣，我比較獨特，我就是要抗爭。

海軍士官學校畢業后，韋大衛被分到“永泰號”軍艦。然而進入海軍后，他發現這條從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他數次返回大陸的嘗試都在無奈中放棄。當時的臺灣，雖然到處充斥著“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勝利”的口號，但韋大衛卻看不到回家的日子。思鄉成了他心中揮不去的傷痛。

韋大衛：有一年中秋節，海軍的同學邀請我到他家過節。我不去，一個人拿了一瓶酒跑到員山，到山上去喝酒。因為我思念母親，特別想她。那會兒也沒個人能讓我傾訴心里的事，不能說出來我就唱出來。我喜歡唱那些想念故鄉的歌，像《里宗河》《白云故鄉》我都愛唱。我還愛唱《嘉陵江上》《黃河大合唱》，有些歌是那里禁止唱的，但是不準唱我偏要唱，同學們也都歡迎我唱，指名就要我唱這個歌。

陳曉楠：您還記得《白云故鄉》的詞么？

韋大衛：記得?！皩釉频暮竺?，便是我親愛的故鄉……海水茫茫，白云蒼蒼；白云蒼蒼，海水茫茫，回故鄉吧……”

當年退守臺灣的老兵究竟有多少？至今也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準確的數字。有人說是50萬，也有人說是100萬。不過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他們當初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夢想：回家去。

“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這幾乎是每一個士兵早晚必喊的口號。可是時光無情地逝去，口號聲弱了，家的形象也模糊了，回家的夢然而在這幾十萬人中，韋大衛無疑是個異數，他的夢想或者說他的誓言似乎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似乎絲毫不會被現實的渺茫所改變。他就是要回家，回到家鄉。

當海軍既然沒有回家的希望，絕不無望等待的韋大衛馬上決定采取新的辦法。既然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韋大衛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但是海軍不同意他去，韋大衛不得不再次選擇逃跑。

經歷了數月忐忑不安的等待后，韋大衛進入空軍軍官學校學習飛行。他的各科成績都很優秀。但就在他即將畢業，準備駕機出逃時，卻因為始終拒絕加入國民黨，并帶領學員抗議校方的不合理規定，被空軍列為共產黨嫌疑人員，遭到逮捕審訊，三個月后才被釋放。

▲在國民黨空軍時的韋大衛

之后，韋大衛來到臺北，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后又到美國軍事顧問團當了一名割草工。因為能力突出，他很快當上了垃圾社主管。靠買賣美軍基地的“垃圾”賺了一筆錢后，韋大衛用錢活動進入了臺北飛行社，當上了一名飛行教官，開始了他再一次的逃亡計劃。最終韋大衛把目標鎖定在了蔣緯國的旅游專機上。

韋大衛開始了周密細致的準備工作。他利用飛行多次偵察地形，規劃了數條逃亡路線，并把相關的海陸地形牢記于心，反復推演。同時，他出手闊綽，廣交朋友，很快就成了松山機場一個有名的人物。利用這樣的身份，韋大衛成功配制了一把蔣緯國專機的鑰匙。

▲如今的松山機場

韋大衛：這架飛機管理很嚴格，維修人員、警衛人員和飛行人員都是專門指定的。別人都不能飛，連靠近都不能。我從來沒有飛過這種飛機，也不了解情況，就想辦法把相關資料找來看，了解這種飛機應該怎么開怎么用。

陳曉楠：全靠看圖紙，都是紙上談兵的東西。這是多難的事啊。

韋大衛：路是人走出來的唄，敢于冒險就有成功的希望。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以后，我就等天氣，陰雨天氣。那飛機盡管速度不慢，但是比起噴氣式來還是慢了，噴氣式戰斗機很容易把我打下去。但是如果是陰雨天，戰斗機起飛就有難度。雖然我起飛也有難度，但是我只能靠天氣幫忙。

1956年1月6號天氣預報，第二天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我決定1月7號就走。頭一天晚上，我和兩個朋友到臺北一家歌舞廳玩，我照樣喝酒，照樣跳舞，玩了一個通宵。我當時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過去就玩過去，玩不過去就拉倒唄，今天晚上先高興高興吧。凌晨六點的時候，我們從歌舞廳出來，叫了個出租車就到機場去了，什么東西都沒有帶就去了。

▲韋大衛（中）和梁楓（左）、翟笑梧（右）

陳曉楠：您不能在正常的跑道上起飛，天氣又是惡劣的天氣，而且機場邊上都是高射炮，去之前有多大把握？

韋大衛：根據我的技術準備情況，這飛機我可以操縱，但是有沒有絕對成功的把握，我不敢說?？赡苣銜X得我在做一件異想天開的事，但是我就喜歡干這類的事，這樣才有意思。

和韋大衛所醞釀著的危險計劃相比，他的那種淡定和輕松著實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不過，其實韋大衛雖然說得瀟灑，他也并不是一個一時沖動的魯莽之人。實際上在之前的幾年間，韋大衛幾乎每一天都在為這個驚人的飛行秘密做著細致周密的籌劃。因為他從七年前踏上臺灣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在自己心里暗自下了決心，無論用什么方式都要回家去。

陳曉楠：你們是怎么上飛機的？

韋大衛：我到停機坪叫警衛把飛機給我推出來，我說我要試車。因為我在那兒的身份地位，他覺得試車沒問題。而且他也不懂，他是陸軍的。等他把飛機推出機庫，我檢查了一下沒有問題，就打發他到值班室去喝咖啡、看報紙。然后讓我那兩個躲藏在暗處的朋友上了飛機。我的鑰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順利地開開了，他們上來以后我卻一直開不開，一看鑰匙擰彎了。我就又讓他們兩個隱藏起來，然后回到值班室，把鑰匙敲敲打打，這么弄弄那么弄弄。警衛一直在看報紙，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等我修好鑰匙以后，我再上飛機，一開就啟動了。當時，馬上發動起來，“嘩啦嘩啦”……聲音非常響。那個警衛員開始倒沒什么，后來一看我兩個朋友慌慌忙忙上飛機了，他開始覺得不對勁，就出來說，干什么呢你們？我不理他，一等他們兩個上來，我就滑動飛機。警衛馬上掏出槍來打了，但是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沒有進入機場的通行證，我只好從停機坪起飛。停機坪的距離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補補的，插了很多小紅旗。我就短程起飛，把機翼放下來，加大油門松剎車，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高難度動作，比較危險。我踩著剎車加足馬力，然后一松開，飛機就滑出去了。但是距離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飛機扭來扭去的，速度不夠快。我不管了，那時侯已經到了停機坪盡頭，我就一下子把飛機拉起來。

飛起來以后塔臺馬上知道了，“誰從這里起飛？趕緊回場落地！”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他們一聽，非常緊張。馬上換了一個女的跟我說，你年紀輕不懂事，不要受壞人利誘，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回來，原諒你什么的。我說，你們都騙了我七年了，我還聽你們的？我就唱歌，拿話筒唱歌給他們聽。

這時，桃園、新竹的空軍基地，四架一級戰備的F-86噴氣式戰機得到警報，緊急起飛攔截。美國第七艦隊的軍艦雷達也進行了搜索，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國軍的F-86戰斗機

▲美軍弗萊徹級驅逐艦，太平洋戰爭中的主力戰艦。

經過一個多小時左躲右避、驚心動魄的飛行。時隔七年，韋大衛再一次看到了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近的大陸海岸線。他通過無線電試圖和大陸方面取得聯系，但因為雙方無線電都是保密的，互相不知道，聯系始終沒有成功。

考慮到福州作為前線，防空火力強大，快到福州時，韋大衛決定改航南下到泉州。泉州方面已經得到警報。因此，韋大衛一進入泉州，就遭到了高射炮的攻擊。

▲泉州灣地區

兩發炮彈在身邊爆炸，飛機被晃得搖搖欲墜。韋大衛為了躲避炮彈，只得鉆進云層。但只要他從云層里出來，就會受到猛烈的炮火襲擊。為了和地面取得聯系，表明來意，韋大衛只好穿出云層，冒著密集的炮火擺動機翼，這在航空界的意思是有困難或者要投降，沒有敵意。當時的部隊不明白，依然進行攻擊。

此時，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將軍已經接到一架臺灣飛機侵入泉州的報告。根據這架飛機的古怪行蹤，葉飛將軍判斷可能是一架起義飛機，當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內陸飛就停止射擊，如果返回就堅決擊落。

葉飛

韋大衛：我福至心靈，就一直往里飛，其實當時我也不知道他的命令。還好這個過程當中我的每一次判斷都是對的。往里飛以后，高射炮不打了?？墒堑孛娴牟筷?，在野外的那些解放軍沒接到命令，他們的機關槍、步槍都一齊打過來，我被他們打得很厲害。

陳曉楠：你在上面都能看得很清楚是吧？

韋大衛：看得見，那時候漫山遍野全是解放軍。福建那地方山多樹多，沒有平地更沒有機場，打得那么厲害，我想不行，不落不行了，我就找地方落地。后來我找到一條大車道。那時候正在下雨，那大車道盡是爛泥，落下去也挺危險的，但不落不行，要是飛機被打下來不是太冤枉了嗎。解放軍在樹林里打我，我從他們頭頂上擦著樹梢就下來了。因為是爛泥，踩剎車沒有用，飛機就在爛泥上滑，快滑到盡頭的時候，出現了一座橋，飛機是過不去的。眼看著飛機離那座橋越來越近，我們當時頭腦一片空白，就等著機毀人亡。但是實在是太幸運了，馬上就要撞上的時候，飛機停下來了。

[幸好我沒飛福州，后來我在北京見到吳寶智，他就是當年帶隊飛我的中隊長，1961年到大陸拍照的時候跳傘被俘了。他告訴我，有兩架F-86在我起飛20分鐘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我往南飛到泉州。泉州灣的漁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無一人，我意識到，這里肯定發警報了。果然，一進泉州灣，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來了。落地之后，他們告訴我，總共朝我打了270多發炮彈]

▲駕機起義迫降在福建南安縣的塞斯納170飛機

陳曉楠：著陸的那一剎那是什么感覺？

韋大衛：我跟他們說，哎呀，好像是場夢一樣啊，咱們總算是回來啦。我說下飛機吧，咱們別做出什么過激的動作啊，叫我們舉手，我們就舉手。一下飛機，第一眼就看到當地的農民漁民歡呼著跑過來，跟我握手擁抱，搞得挺熱鬧。我當時心里就放心啦，大陸是歡迎我的。

他們還送衣服、鞋啊什么的給我。一開始我覺得這些東西挺土的，不愿意穿。有個干部還告了我一狀，說韋大衛拒絕穿解放鞋。解放鞋不就是膠鞋嗎？我說我不要，我有皮鞋，我不穿它。但是后來我也穿了。這么多年過去了，那些迎接我的老鄉有的還很想念我，有時候還會派他們的子女到北京看我，歡迎我再到他們那兒去。

▲韋大衛（左四）、梁楓（左二）、和翟笑梧（右二）落地后，解放軍戰士給他們披上軍衣。

從臺灣到大陸的航程原本只需45分鐘，但1956年1月7日那天，韋大衛用了整整兩個小時。后來他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次特殊的飛行：九死一生。兩個小時的飛行，每一秒鐘都驚心動魄，它被寫進了臺海的歷史。

韋大衛的歸來受到了大陸方面的熱烈歡迎。當天中午葉飛將軍就設宴接見。下午他們被送往福州，第三天他聽到了已經七年沒有音信的家人的聲音。很快，韋大衛就回到了廣西桂林。

韋大衛：我很佩服共產黨，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們聽我說我是廣西人，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親、我妹妹。第三天我妹妹就打電話給我啦。我原來以為我家里人都不在了，因為臺灣說大陸南方人遷到北方，北方人遷到南方了，所以我都沒想到能這么快見到家人?；丶乙豢?，好家伙，來了不少人，有一二百人吧，至少有六七十個是我的堂弟堂妹。那些人我都不認識，我離開家的時候他們都還沒生呢。

陳曉楠：家里人第一次聽說你回來的消息，而且是以這種方式回來的，他們是什么感覺？

韋大衛：狂歡啊。我祖父說，我就知道這小子他有機會是一定會回來的。他知道我愛干這個事。我媽什么也沒說，就抱著我哭，她也很老了。

韋大衛駕機歸來，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也相繼接見了他。很快，韋大衛被安排到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隸屬空軍的中國民航的航空駕駛員。

▲韋大衛擔任中國民航的航空駕駛員

陳曉楠：這些熱情的招待是你當時駕機歸來沒想到的吧。

韋大衛：沒想到，當時命有沒有都還不知道，哪敢想這些呀。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待遇。周恩來接見我的次數最多，因為他經常到首都機場送往迎來。有時候是我找他，有的時候是他找我。

有時候他去機場迎接外賓，外賓沒有及時到達，他就說韋大衛同志在不在？就把我找來了。

陳曉楠：他一般會跟您聊什么呢？

韋大衛：聊的就多了。文化大革命快要開始的時候，他兩次找我，送給我《毛澤東選集》四卷。他說你呀，你不理解運動，群眾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運動了，我給你安排到西安去學習。我說總理，我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他搖搖頭就沒說什么。第二次他又找我，我很感動。我說總理啊，你那么忙，還老惦記著我這事，好吧，我去吧。其實我明白他是擔心我這個性會闖禍，才讓我去西安。

這時，韋大衛已經成家，有了兩個女兒。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韋大衛離開北京到西安“學習”。但數個月后，當他得知有人寫大字報說他歷史有問題時，性格暴烈的韋大衛即刻返回了北京，打算斗爭到底。韋大衛跟寫大字報的人斗得很激烈，他也寫對方的大字報，因為他堅信自己沒有問題。但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卻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1968年3月14日，吳法憲批準將“731駕機叛國投敵案”首犯韋大衛正式逮捕，關進東北某看守所。

韋大衛：我被關了三年，家里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在那兒我經常遍體鱗傷，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兩根肋骨呢！打得我吐血一年多，左耳朵也打壞了。但是我只要手腳能動我就跟他們對打，拼命地打，我沒有不還手的。

陳曉楠：提審你肯定是一群人吧，你還敢還手？

韋大衛：他們是一群人，一個兩個人不敢來，他們知道我要還手的。有一次半夜三更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六個人吧，進去打我一個。我那兒有床啊，我就站在床上拿腳踢他們。后來我也沒吃虧，他們被我踢了好幾下。其實我要是嘴軟點就可以少吃點苦，但我是不會屈服的，我一定要還手。有時候被打得遍體鱗傷，他們把我往牢房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說小子，我只要養足精神我還跟你們斗。后來我出來以后，那幫人有些請調，有些長期請病假，有些是見了我就跑，實在躲不過了見到我就敬禮。

陳曉楠：他們知道您是硬骨頭。

韋大衛：他們佩服得不得了。我專門跟他們作對。早上那個看守一吹哨子讓起床，一喊起床大家都得起來呀。我說再睡一會兒，不著急，我就跟他們搗亂。我還經常大喊大叫大唱，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我騎著馬兒過草原》啦這類的草原上的歌曲我也喜歡唱。

陳曉楠：那時候還有心情唱歌嗎？

韋大衛：有，我在那兒唱，有時候看守來，說你回去，干嗎唱外國歌?。课艺f哪個國家的歌我不可以唱？我說我覺得好聽的歌，我喜歡唱我就唱，我就要唱。唱了歌心里能舒坦點、亮堂點，你們不讓唱我也得唱。后來我爭取到的合法權利是一天可以唱半小時。我不同意，我說上午半小時下午半小時才可以。他說你唱歌我們要把小窗子關上。我說那可以，我就每天唱。后來他們說，別看韋大衛不聽管教什么的，唱歌唱得還真不錯。有些人出來說，韋大衛瘋啦，在里面還唱歌啊，罵人哪，打人哪。他們想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還有心情唱歌，一定是瘋了。

入獄后，韋大衛就不斷地給中央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1971年，專案組突然以組織名義宣布韋大衛不夠資格享受家庭幸福，強迫韋大衛的妻子薛蓮莉跟他離婚。韋大衛憤怒之下說出去以后還要對著干，專案組卻告訴他一輩子也出不去了。

專案組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著韋大衛。說這話的人一定不了解韋大衛的個性，多年前他從戒備森嚴的臺灣陸軍軍營里跑出來，一個人在野地里走了21天。后來他執意要從海軍調到空軍，一介小兵竟然敢當面頂撞臺灣的海軍總司令。而他那一次在很多人看起來近乎瘋狂的不可思議的駕機行動也是舉世震驚。

韋大衛從來不認為自己需要接受安排給他的命運。很自然的，這一次他再次想到了逃離。1972年韋大衛被轉移到北京豐臺的一所監獄。在這里關押了兩年后，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越獄。他要到中央去申訴，他要自己救自己。

陳曉楠：這次又是謀劃了很久嗎？

韋大衛：謀劃了有好幾個月吧。那個監獄守衛很森嚴，它是兩層院子，還有高墻，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從上往下跳。上面還有個瞭望樓，有十來米高，有看守拿著沖鋒槍在那里看著。但是他總要下來呀，我的打算就是等他下來的時候，我就跑上去往下跳。如果我動作夠快的話，就有機會出去。

為了實施這個計劃，我需要更大的活動空間。所以我就跟看守要求到監室外參加勞動。我一向是不服管教的，現在居然要積極表現，他們很快就同意了。但是他們對我是很忌諱，知道我這個人敢干，也不放心。所以每次勞動都要派一二十個看守在周圍圍著我，看著我勞動，根本沒機會跑。但我也不灰心，慢慢找機會。每天按時出工收工，老實勞動。一個月后，他們放松了對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看守，只留三個人看著我。我覺得時機成熟了，可以走了。已經十月底啦，我平時穿一件黑毛衣，里面藏了一件藍色的中山服。原來也不戴帽子，快要走的時候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里。

陳曉楠：這時候的心情和當時在臺灣逃跑的心情一樣嗎？

韋大衛：差不多，但是我在這里跑困難更大。只要被他們發現，就會開槍打死我，而且從高墻上跳下來太危險了，十幾米高，而且有電網，但是我不怕。1974年10月30號上午，三個看守押送我去檢修暖氣管道。我在那兒勞動，三個看守中的兩個在聊天、抽煙，有一個去拿工具了。我一看那上面那個警衛下來了，不知道他是上廁所還是干什么。我就躲過他們兩個，從后面繞過去，上了瞭望塔。到瞭望塔以后，我毫不猶豫地就跳下來，落在了電網的兩邊，站起來以后我就一翻身，迅速沖進一片玉米地。那時候監獄里邊電鈴已經響了，“43號跑了，43號跑了”，抓捕小組也出動了。他們以為我要坐火車跑到外地，就往豐臺車站追。

我臨時改變了計劃，扒上了一輛開往城區方向的卡車，我要去城里。我把毛衣脫下來，帽子也戴上了，跟出來的時候樣子不一樣了。各地的派出所說跑掉一個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頭等等，不知道我已經變樣了。我是那所監獄歷史上唯一一個成功的逃亡者。后來他們的空軍領導說，哎呀我們真佩服你呀，你是越獄專家啊。我說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呀。他們氣壞了。

陳曉楠：每到一個關鍵時刻，每當你被逼到一個墻角的時候，你一定會想辦法自己救自己。

韋大衛：對，我不靠誰，我就只能靠自己，而且一定會干，往往還就成功了，很出人意料吧。有人可能會覺得，我這一生怎么好像一直是在絕處逢生，老是在一路走，一路逃，一路冒險。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我個性的一個特點，往往這樣反而能成功。你要逆來順受，叫我怎么怎么，那不行。我喜歡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被關押了整整六年之后，韋大衛終于再次成功逃脫。進入北京城區以后，韋大衛輾轉來到中央某接待單位，他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后來韋大衛終于得到了平反，但因為種種原因，直到1981年，他才恢復了工作。1987年經友人介紹，他和英語教師靳玉珍女士組成了新的家庭。同年臺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第二年一個臺灣來的不速之客敲響了韋大衛的家門。

韋大衛：他說我是蔣緯國的機要秘書孟昭旭，我特地來看看你，緯國將軍也很關心你。我很驚訝，說我當年把他的飛機給飛回來了，他不恨我啊？他說不恨你，緯國將軍還挺欣賞你的，他也知道臺灣留不住你，也覺得臺灣對你不公。

陳曉楠：之前您跟蔣緯國之間有私人的接觸嗎？

韋大衛：沒有，他是裝甲兵司令，我沒有做過裝甲兵，從來沒有跟他接觸過。但我知道他跟裝甲兵那些中下級軍官、年輕軍官關系都挺好。他是很開明、很平民化的一個人。就因為我開了他的飛機回大陸，他才關注到我這個人。

因了這個特殊的機緣，韋大衛和蔣緯國成了未曾謀面的朋友。在得知蔣緯國希望能看到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出后，韋大衛竭力促成了中央芭蕾舞團150人首次赴臺演出，演出轟動臺灣，蔣緯國贈書作謝。

1993年，蔣緯國再次派遣孟昭旭送了兩本自己寫的書給韋大衛。交談中，韋大衛了解到，蔣緯國在臺灣成立了“中華梅花之友會”。韋大衛提議將總部設在北京更有利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蔣緯國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他說他一直很想在有生之年回大陸看看，希望能夠走著回去，不愿意被抬著回去。蔣緯國原本打算從莫斯科回大陸，結果因病未能成行，直到去世也沒能實現這個愿望。最終韋大衛沒能和蔣緯國見上一面，這成了他的終身遺憾。他兩次申請赴臺，也都被臺灣方面拒絕。

▲前排左一蔣方良、左二石靜宜，后排左一蔣經國、左二蔣緯國。

陳曉楠：您自己有時候一路想來，這一輩子不斷地跑，不斷地逃，不斷地抓住一個新的機會，不斷地冒險，這個過程中您自己是什么感覺？

韋大衛：我不大聽命于這個那個，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我就干。反正我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我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干的事我干了，不顧生命危險什么的，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陳曉楠：在很多人眼中您是一個傳奇人物，您自己怎么看您這一輩子？

韋大衛：說傳奇也算不上。我這一輩子，我覺得也可以啦。反正該干的我干了就是了。

陳曉楠：有什么長壽秘訣嗎？我看您精神頭那么好，思維敏捷。

韋大衛：我覺得如果能吃、能喝、能玩、能動，能夠參加這個參加那個，長命百歲是沒問題的。如果老是病病歪歪的，那還不如早一點完蛋算了呢。我現在每天還都喝點小酒呢！我跟你講，那一年我們從北京飛到西安，機艙門掉了一塊，風呼呼地鼓進來。那時候正在吃飯，乘務員趕緊收拾碗筷子什么的，收到我的，我說別收別收，我還要吃呢。他們說你還吃，飛機都出事了。我說飽死總比餓死好吧，我就愛喝酒，我不管。

陳曉楠：和韋老聊天是件特別有意思的事。雖然年紀這么大了，但他還是神采飛揚，舉手投足之間難掩當年的英雄豪氣，說起話來也特別幽默風趣。據說韋老家里常有年輕人聚會，席間他三言兩語就能把大家笑得人仰馬翻。他酒量也特別驚人，二鍋頭在他看來宛若清水。韋老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除死無大災。言語間是何等的率性，何等的瀟灑。

如今80高齡的韋老在說到這驚心動魄的歷史一幕時，早已是云淡風輕，甚至還帶著一點孩子似的頑皮笑容。因為在他的人生中，駕機起義其實只不過是種種傳奇中的一筆而已，他的人生并沒有因為飛機的平穩降落而徹底歸于平靜。在不同的年代，他數度入獄，幾次逃亡，幾度遭通緝，也曾幾度歷險拯救自己。他的命運隨著時代的風云變幻，經歷著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當然，如果你相信“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那么韋大衛的人生恐怕是這句話最好的證明。

人物簡介

韋大衛，1929年生于廣西桂林。1949年被騙往臺灣當兵。1956年1月7日駕駛蔣緯國專機起義，返回大陸，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中央領導接見?！拔母铩敝斜徊度氇z，后成功逃脫，為自己平反?！拔母铩苯Y束后，相繼當選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世界華人華僑社團聯合總會顧問、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航空聯誼會副會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