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工作會議召開。重點科研基地指依托文博單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型企業等具有原始創新能力的機構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科研實體,自2004年以來分8個批次共設立了40家。它們在文物科技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古代壁畫保護、文物防震、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研究等領域,一系列創新成果解決了文物保護中的關鍵技術難題,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古代壁畫保護:技術成果應用于200余項工程
“古代壁畫保護基地”專注于古代壁畫、石窟寺與土遺址的保護研究。在關鍵技術攻關方面,基地針對古代壁畫保護需求,研制出墓葬壁畫微生物治理專有材料和裝備,基于江蘇南唐二陵構建了具備環境參數自適應調控能力的智能化原位保護技術,完成了對四川觀音寺等彩塑文物的穩定性評估與骨架替換研究。
在石窟寺與土遺址保護領域,基地構建了集“化學滲透加固—生物礦化—軟覆蓋—保護棚”于一體的砂巖石窟寺防風化技術體系,基于四川三星堆等遺址,形成了以管理、預防、干預、利用協同為核心的土遺址綜合保護方法。在監測預警體系建設方面,基地構建了基于風險管理理論的甘肅省石窟監測預警平臺,推動成立了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甘肅文物數據與應用中心。
這些創新成果已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應用。“在保護好院屬6處石窟的基礎上,我們與7個省區技術推廣工作站緊密合作,技術成果已應用于甘肅、浙江、內蒙古等16個省區市的200余項工程,并逐步推廣至吉爾吉斯斯坦、尼泊爾、緬甸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主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于宗仁說。
文物防震:取得5項重要科研成果
文物防震是國際重大科技難題。“文物防震基地”在“十四五”期間取得了5項重要科研成果,提出磚石質文物建筑損傷預測的離散體力學理論模型,揭示了新開展實驗結構損傷發展趨勢和倒塌破壞模式,闡釋了真波碉樓、大秦寺塔和開封祐國寺塔等,在地基沉降、風和自重等靜力荷載作用下,現狀損傷的產生與演化機制。
基地探索了磚石質文物建筑劣化損傷的反演分析與量化診斷技術,有效解決了目前監測系統存在的“日常監測數據不知如何利用”的現實難題;深入研究了磚石質文物建筑“水滴石穿”式結構穩定承載機理,揭示了現行建筑安全理論對文物建筑不適用的根源,依據研究的“環境荷載—結構損傷”全過程性能曲線,提出文物結構穩定承載能力、變形能力雙指標的確定方法。
在風險評估方面,基地提出磚石質古塔結構震害風險定性評估方法,為文保單位提供了兼具科學性、實用性的風險評估技術;解決了磚石質古塔結構穩定性能提升措施的有效性難題,研發出“外置套箍—原位修復—內撐框架”等新型文物結構穩定性提升措施,通過試驗與理論研究提出有效設計方法,并獲得國際發明專利授權。
據悉,這些創新成果在今年9月的瑞士洛桑ICOMOS文物建筑結構學術會上獲得高度關注和認可。
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研究:揭示人類起源與演化
“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基地”在“十四五”期間承擔了3項國家重點研發專項:以泥河灣盆地為重點的華北早期人類演化研究,青藏高原古代人群演化和考古文化譜系研究,東亞大陸早期現代人起源機制和擴散、融合模式研究。
在史前人類技術和生存方式研究方面,基地在《科學》發表的論文提出東亞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采集生活的堅實證據,改寫了學界對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能力與竹木器作用的認識;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有關泥河灣盆地岑家灣石器技術的論文,揭示了歐亞大陸最早的“預制石核技術”,對實證我國百萬年人類史的發展過程具有重要的科學和社會意義;在《自然》雜志發表泥河灣盆地下馬碑遺址研究成果,揭示了距今4萬年前的現代人加工、使用顏料和復合工具的系列考古證據,表明東亞地區存在復雜的現代人群交流和演化歷史;在《自然》子刊公布的山西朔州峙峪遺址研究成果,發現了距今4.5萬年前的一系列現代性文化證據,更新了有關東亞地區現代人擴散及其文化發展的傳統認知。
古DNA研究團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科學》《細胞》發表論文,用關鍵古DNA和古蛋白證據確證距今至少14.6萬年的哈爾濱人是已知最早的丹尼索瓦人支系,成功解鎖了丹尼索瓦人體質形態之謎;在《細胞》《自然》《科學》等國際頂尖期刊發表的系列論文,提出東亞多樣性祖源群體及遷徙演化模式新假說,構建了中國—東南亞基因流動網絡,為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系統性遺傳證據。
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研究:填補技術空白
“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研究基地”在科學研究、成果推廣與轉化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陳坤龍介紹,作為冶金術領域的骨干力量,基地全程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期至第五期的研究工作,通過堅實的田野工作和多學科交叉研究,初步厘清中國冶金起源的階段性特征和發展脈絡,揭示了商周青銅冶鑄生產的技術面貌和物料流通網絡,豐富了中國古代生鐵與制鋼技術體系的內涵。
基地研制金屬文物成分檢測標準物質,制定了《古代青銅科技信息提取》等行業標準,有效填補了該領域的技術空白。在實踐應用方面,基地持續在河西走廊、晉南、遼西等地區開展系統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工作,在新疆、甘肅、云南等地設立工作站,積極參與三星堆青銅器保護、萬山汞礦遺址申遺、工業博物館建設等重大項目,為推動我國金屬與礦冶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基地充分發揮學校采礦、冶金、材料、自動化等學科優勢,積極融入材料基因工程、智能制造等前沿理念和方法,探索多學科協同、數據驅動的研究新范式。”陳坤龍說。
2025年10月28日《中國文化報》
第2版刊發特別報道
《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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