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檢察法律監督力的三維躍升

在深入推進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進程中,刑事檢察法律監督力的強化和躍升正成為淬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成色的時代命題。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戰略部署,更賦予這項檢察事業以理論創新和實踐驅動的歷史縱深。身處“四個杭州”“四個一流”所在地的杭州市檢察機關,緊扣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政治話語屬性和法治實踐意涵,以憲法定位為根基,通過從立案監督到刑罰執行的全流程穿透,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導向到抗訴精準化的方法論革新,開辟具有時代特色和市域特質的“法律監督力”迭代提升進路,最終凝結為實踐目標、智能驅動、管理賦能三維共振的監督新生態、新范式,書寫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杭檢實踐的時代注腳。

踐行“三個不使”目標,型塑“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語境中的法律監督力

最高人民檢察院應勇檢察長指出,刑事檢察全過程參與、全流程監督刑事訴訟,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是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檢察偵查、批捕、起訴、訴訟監督等檢察機關基本職能內蘊鮮明自主特色的監督屬性,都是法律監督體系的重要內容。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根本屬性和“四大檢察”內在統一于法律監督的憲法定位為核心,堅持“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持續推動法律監督提質增效”,彰顯檢察機關于司法辦案中追訴犯罪、維護穩定、保障人權、守護公正的檢察底色,讓法律監督行權履職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中綻放制度性光芒。

近年來,杭州市檢察機關堅持法律監督主責主業,堅持高質效辦案本職本源,聚焦“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基本價值追求,明確提出“三個不使”目標。以解決辦案、監督、偵查三方面差距為主攻方向,以監督方式革新、監督效能優化、監督權威強化為路徑,系統培塑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力,既有效增強法律監督職能的剛性約束,又顯著提升刑事檢察辦案質效,實現監督權威與履職效能的交相升華。第一,不使司法案件因檢察辦案問題得不到公正處理,契合高質效法律監督的邏輯蘊涵。辦案是檢察履職的主要方式和載體,司法理念的傳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效能顯現、法律監督的“三個效果”達成無不是在辦案中體現,人民群眾對檢察機關的了解、對公平正義的期待也往往直接來自辦案。杭州市檢察機關始終堅持嚴格依法、規范司法,著力防止和糾正“逮捕強制措施適用不當”“起訴質量不高”“辦案久拖不決”“辦案成效不顯”“就案辦案、機械辦案”等實踐問題,讓人民有感受、社會有共鳴、法治有聲量。第二,不使司法不公案件因檢察監督問題得不到及時糾正,因應高質效法律監督的功能期待。既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又依法監督、規范監督,更勇于開展自我監督,著力防止和糾正“刑事案件應立不立、應撤不撤、非法取證”“刑事審判事實認定錯誤、量刑明顯失當”“刑事執行違規‘減假暫’、超期羈押”“民事裁判不公、權益保障不到位”“行政訴訟背后的怠于履職、違規執法”“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等問題,有力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以更高水平法律監督助推平安杭州、法治杭州建設。第三,不使徇私枉法人員因檢察偵查問題得不到依法懲治,達致高質效法律監督的價值設定。檢察偵查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亦是加強法律監督的重要保障。堅持“依法穩慎、務必搞準”推進檢察偵查,著力防止和糾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有罪不究”“枉法裁判、違法執行”“刑事執行監管違法”“檢察人員違規違法辦案”等問題,助力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持久戰。

探索智能驅動模式,激活數字時代新質生產力背景下的法律監督力

刑事檢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字化轉型與智能化升級絕非單純的技術工具迭代,其本質是法律監督職能、數字正義與技術理性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通過技術重構司法權力的運行方式、監督機制與價值實現路徑,最終推動刑事檢察從“經驗主導”向“數據驅動”、從“被動履職”向“主動治理”的法律監督力系統躍升。

第一,以數字化融通整合數據資源。傳統刑事檢察監督常常呈現“個案化”“碎片化”特征,問題核心在于社會治理數據、司法機關之間的數據、檢察機關的內部數據未進行有效流通關聯,形成了阻滯法律監督形成規模效應的數據壁壘、機制鴻溝,而數字化、智能化技術通過數據協同與系統治理理論的應用,為破解這一難題提供了理論支撐與實踐方案。杭州市檢察機關通過構建刑事法律監督線索研判處置中心,與數字檢察的數據中心、情報中心、指揮中心形成“供需互動”,為開展監督工作提供穩定、全面、實時、動態的線索來源,夯實刑檢數據底板,對重大、可行性監督事項實行案件化辦理。在總數據倉推進6個主題庫建設,接入資源2897項,在庫數據325類15.8億條,數據實時率達93.7%,應用率達90%以上。杭州市檢察機關通過全國大數據法律監督研發創新基地建設和同步推進“涉外檢察信息化項目試點”“數字賦能立案監督試點”兩個大數據領域全國試點項目,充分展現數字檢察“杭州模版”的引領力、影響力。

第二,以智能化精準推進專項監督。檢察機關司法資源的良性配置與服務供給必須遵循“以人民為中心”,必然要求“監督產品”進一步貼合人民群眾需求,智能化技術通過大數據畫像、算法模型,為精準司法提供支撐,使得“專案辦理”向“專項監督”煥新升級。針對杭州地區經濟產業特點和市域發展特征,2024年部署推進“護航平安·助力發展”數字監督專項行動,開展金融貸款、特種作業等領域“兩項監督”專項,通過大數據模型的專項構建與深度運用,監督立案135人,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900余條;在“假結婚”騙取拆遷安置房補貼專項監督中,構建數字監督模型產出78條線索,刑事打擊103人,房屋價值1.3億余元。2025年,部署推進“檢護平安·助力共富”數字監督專項行動,在整治違規占用消防登高面、非常規餐飲行業等領域開展監督,產出線索5700條,全市共成案92件;聚焦黨中央、最高檢高度關注的招投標領域突出問題,杭州市檢察機關全力推進串通招投標領域專項監督,依托人工智能與數字建模“雙輪驅動”、刑事打擊與行政處罰“閉環推進”、專項監督與重點整治“無縫銜接”,2025年5月至8月已發現相關刑事犯罪線索700條,移送公安機關立案線索44件,開展立案監督15人,目前已立案25人,追訴漏犯2人,撤案監督2人,涉案金額超6億元。

第三,以新技術全流程輔助辦案業務。引入“智能增強理論”,通過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實現檢察智識的數字化沉淀與智能化復用,構建“檢察官經驗—算法模型—知識庫”的閉環,實現“人在干、數在轉、智在生”。杭州市檢察機關正在建設全流程刑檢智能輔助應用,以余杭區檢察院探索的故意殺人、詐騙等罪名智能輔助場景,構建涵蓋作案手段、實施后果等141項要素的知識模型,對68類案卷材料進行深度分析提取,幫助辦案檢察官全面分析案情,助推后續親歷性辦案提質增效,實現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與社會治理效能。

系統推進科學管理,鍛造刑事檢察監督團隊的法律監督力

第一,貫徹落實“三個監督”,以專業能力夯實刑事法律監督力的“硬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鮮明提出“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勇于開展自我監督”的重要指示要求。專業化業務素能是高質效法律監督的基石。2025年,杭州市檢察機關以“‘高質效辦案’攻堅突破年”為總抓手,扎實推進“七大行動”,細化77項舉措任務,依托營商環境辦公室、涉外檢察辦公室、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等專業團隊集群,升級打造具有杭檢辨識度的“檢察官教導團2.0”和“檢察案例研究中心2.0”,著力化解高精尖法律監督人才“供需失衡”矛盾,全維度展示高質效辦案監督圖景。以培養刑事檢察領域領軍人才為核心目標,通過夯實基礎素能、強化文書制作、提升出庭公訴能力三大支柱,系統構建“1+3+N”人才培育體系,厚植刑檢人才培育沃土。

第二,規范踐行“三個善于”,以標準化建設釋放刑事法律監督“新動能”。應勇檢察長提出的“三個善于”,既是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認識論,也是檢察機關提升法律監督力的方法論。將其應用于刑事檢察領域,本質是將政治要求、法律規范、社會期待轉化為方向明確、規則清晰、效果可測的辦案標準與流程,以強大的標準化支撐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杭州市檢察院率先建立“2+11+X”高質效辦案指引體系,接續出臺19項類案指引,統籌兩級院出臺各類辦案標準67項,推動形成上下聯動、開放迭代的標準化矩陣。刑檢部門接續出臺針對普通犯罪、毒品犯罪等的10個業務總指引和43個子指引,以標準體系引領刑事法律監督力“質的提升”,筑牢行刑銜接、多元一體的案件監督和刑事治理防線。

第三,系統抓實“三個管理”,以閉環監督提升刑事法律監督力的“實效性”。高水平管理是推動高質效辦好每一個刑檢案件的重要抓手和保障。“三個管理”作為一種管理范式變革,與法律監督效能具有內在統一性。它明確了業務規范指導、案件辦理標準以及質量評估體系,為科學、客觀評價刑事檢察法律監督工作成效提供了戰略性指引和理性認定標準。杭州市檢察機關堅持“管”有路徑、“理”有抓手。一方面,遵循司法規律,突出“三個管理”在重點案件類型、重點辦案領域、重要業務態勢分析研判方面的作用,緊盯受案、提審、退延等重要節點,通過建立疑難復雜案件辦理晾曬、預警、復盤機制,健全完善常態化預警、提醒、督促與案件檢查評查制度,深入開展“推門聽庭”與“兩庭評議”活動,推動杭檢特色的法律監督力評價體系“有依循、能對照、可檢視”。另一方面,適時出臺重大法律監督專項閉環辦理工作指引,推進“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社會治理”法律監督新路徑走深走實,確保法律監督之“力”集中用在社會治理難點和痛點的“刀刃”上,形成以“三個管理”為統攝,將刑事辦案監督、數字模型建設和社會治理檢察建議等工作閉環式管理的全周期專項檢察工作新模式。

(作者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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