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中美科學家核軍備控制交流

李政道在中美核軍備控制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撰文 | 王作躍（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

1988 年5 月18 日，沃爾夫岡·“皮弗”·潘諾夫斯基，這位斯坦福直線粒子加速器中心的榮休主任，剛剛在北京的一個飯店里和著名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一起早餐，現在要趕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潘諾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實驗粒子物理學家，幾年前，經過李政道的大力推薦，開始擔任中國政府的正式官方顧問，來幫助高能所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他這次到中國就是來檢查對撞機的進展情況，然后給中國國家領導人作出建議。

但潘諾夫斯基此次中國之行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在二戰中參與了曼哈頓原子彈工程，而且在戰后長期擔任美國政府的資深顧問，包括1960~1964 年間擔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 (簡稱“總統科顧委”) 的成員。這些經歷使得他成為核軍備控制的熱情倡導者，并在20 世紀80 年代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國際安全和軍備控制委員會 (簡稱“CISAC”) 主任期間，對此大力推動。CISAC 在1980 年成立以后，在20 世紀80年代與蘇聯科學家就核軍備控制面對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第二渠道 (非政府渠道) 的磋商。到了1988年，潘諾夫斯基希望探討與中國科學家進行類似對話的可能性。當時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的是地球物理學家普萊斯，他曾經在1977~1981 年間擔任過卡特總統的科技顧問。普萊斯與中國科學院院長、物理學家周光召做了聯系，請他安排潘諾夫斯基與一些中國科學家就核軍備控制在5 月23 日舉辦一次見面會。等到潘諾夫斯基于5 月15 日抵達北京時，他還不知道哪些中國科學家會出席這個見面會，也不知道實際上操作是否會順利。

潘諾夫斯基在5 月18 日到了高能所以后，看到了可能參與見面會的中國科學家名單。那天，聽著高能所所長、物理學家葉銘漢給他介紹名單上這些人的情況，潘諾夫斯基非常高興。在那天的日記里，他記載了自己當時的反應：“這是一個有點令人驚悚的名單。與會者的級別極其高；事實上，與會者里有幾位是還在直接參與原子武器工作的人。”被邀請的與會者名單為首的是朱光亞，他是中國核武器計劃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而潘諾夫斯基一直非常希望與他見面。五天以后 (1988 年5 月23 日) 這個見面會如期在高能所舉行，而且如潘諾夫斯基在日記中所述，“開的極其成功”。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參與并主持了會議，其他參會者包括參與過中國核武器計劃的一些科學家如陳能寬、于敏、何祚庥、胡思得、宋家樹等，高能所的物理學家葉銘漢、朱洪元、謝家麟、方守賢，以及朱光亞在原國防科工委的助理、核軍備控制研究者鄒云華等30 人。這是中國科學家參與國際核軍備控制的一次早期嘗試。然而，朱光亞在見面會上的缺席卻意味著潘諾夫斯基希望達成中美科學家間將來持續的核軍備控制交流可能落空。

本文下面所要講述的就是李政道如何秉承自己的科學家社會責任，在這次見面會后幫助潘諾夫斯基與朱光亞建立了聯系，并以其他方式為他們所領導的中美科學家們就核軍備控制進行持續、有效的對話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協助。參與這些交流的中美科學家、學者廣泛認為，這些交流推動了中國核軍備控制科技研究的開展，有助于中國參與國際軍備控制，并成為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本文關于李政道、朱光亞和潘諾夫斯基促進和領導中美科學家進行核軍備控制的交流的歷史研究表明，科學家確實可以在推動國際諒解、合作方面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01

李政道在冷戰早期推動核軍控

在李政道非凡的科學人生中，他與原子彈可以說有一種不解之緣：1946 年他 (和朱光亞一起) 在西南聯大被物理學家吳大猷挑選，赴美學習制造原子彈，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后來該項目因為美國政策的限制沒有繼續下去，李政道也就沒有做原子彈方面的工作，而是轉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研究生，并很快成長為世界級物理學大師，但他的眾多師友卻都或多或少與原子彈的歷史有關。例如，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就是世界上第一個主持完成鏈式核反應、為美國原子彈工程作出重要貢獻的意大利裔美國物理學家費米。同時他的好友朱光亞留美歸國后成為中國大陸核武器計劃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而他的老師吳大猷則在后來幫助促成海峽對岸決定不制造原子彈。

李政道在1950 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后，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教研一年。1951 年，著名物理學家、二戰中美國原子彈工程的領軍科學家、戰后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的奧本海默，發聘書給李政道，使其順利到研究院做了兩年 (1951~1953) 訪問成員。1953 年李政道應聘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并于1956 年被提升為 (全校最年輕的) 正教授。在他的哥倫比亞物理系同事中，也有多位參與二戰中原子彈工程的同事，包括1944 年物理諾獎得主拉比和杰出留美華人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

1956 年1 月13 日，奧本海默在為李政道寫的一封推薦信中，盛贊他“要么是世界上絕對頂尖理論物理學家中最年輕的一位，要么是他同齡人中最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稱他“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原創力、和豐碩成果”，科學工作“優雅、新穎、和清晰”。奧本海默的這封信顯示，在1956 年，李政道已經成長為國際領先物理學家。而他后來的發展無疑驗證了奧本海默的判斷：在這一年中李政道與另一位留美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理論，后來得到吳健雄等多位實驗物理學家驗證，李、楊兩人并因此分享1957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

然而，少為人知的是，盡管李政道本人從未參加過核武器的研制，但他卻多次積極參與、推動了國際核軍備控制，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上面提到的幾位科學家也都成為核軍備控制的倡導者)。例如，1963 年，李政道簽署了當年一批美國諾貝爾獲獎者為支持美國和蘇聯、英國達成的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而發布的史無前例的公開聲明。這個條約是在總統科顧委的多年推動下達成的，而李政道等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聲明，為美國國會參議院批準該條約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使其成為冷戰中第一個核軍備控制協議。這個聲明是由曾在總統科顧委擔任過資深委員的拉比領頭組織的，它督促國會批準該條約，認為它是在核軍備控制方向上“微小的但意義重大的一步，可以增進美國的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聲明并稱批準這個條約可以被認為是“我們國家渴望和平的一個具體體現”。

而就在這個聲明公布的當天 (1963 年8 月14日)，美國的所謂“氫彈之父”、政治保守派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當年在政府內推動核軍備控制的反對者泰勒，在國會作證反對批準該條約，認為它將減弱美國的國防力量。因為泰勒在美國國會和軍方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白宮巧妙利用了拉比、李政道等諾獎得主的聲明，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抵消了泰勒對核禁試條約的反對。例如，《紐約時報》在當天報道此事的標題是“泰勒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但35 位諾貝爾獎得主卻一致要求參議院批準”。第二天肯尼迪總統就致信感謝拉比和其他參與聲明簽名的諾獎得主，尤其贊賞這些科學家們的及時發言削弱了泰勒的影響力。

在1963 年8 月20 日的白宮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肯尼迪總統：“總統先生，泰勒博士在呼吁參議院拒絕批準核禁試條約時說，它將減弱美國國防，并招致【敵國的】攻擊，因為發展可靠的反導彈導彈所必需的信息只能通過大氣核試驗才能獲得。您對此有何評論？”肯尼迪回答：

我知道泰勒博士已經清楚表明他反對該條約。他整個上個星期和這個星期都一直在反對。然而，也有很多具有同等資歷的科學家——我們有一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我們有其他致力于核武器的科學家，我們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其他人——他們都認為這個核禁試條約會增加我們的力量。

在總統科顧委、拉比、李政道等科學家的積極推動下，1963 年9 月23 日美國參議院順利批準了有限禁止核試驗條約，使其成為緩和冷戰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作為一個關心人類命運、渴望世界和平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在核禁試條約簽署前后都一直關注核軍備競賽等冷戰中的全球焦點社會政治問題。在1964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時任總統、民主黨候選人約翰遜與來自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共和黨候選人高德沃特對決，而選戰的焦點之一就是約翰遜認為美國應該采取穩健的外交政策，而高德沃特則認為美國應該在冷戰中更強硬，甚至提出把核武器的使用權下放到北約指揮官。高德沃特的冷戰政策遭到大多數美國科學家的反對。1964 年10 月22 日，李政道和其他32 位諾貝獎獲得者一起聯名呼吁美國人支持約翰遜連任、反對高德沃特當選。在呼吁書中，這些諾獎得主提出，這次選舉的核心議題是戰爭與和平以及作為總統所應該具有的領導素質，間接表示出對高德沃特主導核武器政策的不信任。

到了20 世紀60 年代中后期，民權運動、反越戰對美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以致一些年輕的科學家挑戰像李政道這樣的資深科學家們，認為科學家們應該更多地投入改變社會的活動。李政道一直堅信科學對社會進步、國際交往和世界和平的價值，對任何可能影響科學發展的活動持謹慎態度，所以他并沒有成為一個激進的抗議活動參與者，但他還是積極參加了一些他認為有價值的社會活動。例如，1968 年4 月4 日美國民權運動領袖、1964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以后，李政道、拉比和其他“紐約市科學諾獎獲得者”聯名發了一份電傳給金博士的遺孀科麗塔·斯科特·金表示哀悼，說“我們祈禱，金博士所終生奉獻的理想，能團結所有美國人，來實現他致力達成的普世博愛、諒解和機會。”

1970 年4 月30 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國將擴大越戰、派兵入侵柬埔寨，引起全國嘩然、抗議。6 月3 日，李政道參與簽署一封44 位美國諾獎得主給總統的公開信，呼吁尼克松政府“迅速終結美國在東南亞戰爭的參與。

02

李政道為中美科學家核軍控交流牽線搭橋

20 世紀70 年代初中美重新交往以后，李政道等華裔和非華裔美國科學家陸續以各種方式訪華，重啟中美科技交流。李政道也借此重續他和朱光亞的深厚友誼。1972 年他第一次回國訪問，朱光亞專門到機場接機，并在他們夫婦在當年10 月14 日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1974 年5 月30 日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時陪同。盡管在“文革”的緊張氣氛中，李政道沒有跟朱光亞或其他中國科學家討論過核武器問題，但他的一些美國科學家朋友與中國同行做過一些核軍備控制方面的對話嘗試。例如，1976 年10 月5~22 日他的好友潘諾夫斯基 (和夫人阿黛爾) 受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張文裕邀請訪華，行前李政道跟他討論了中國的加速器計劃，達成共識，認為中國應該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后來潘諾夫斯基在北京做出關于對撞機的建議，并在北京烤鴨店一次宴會上與中國物理學家周培源進行了關于核軍備控制的非正式談話。在改革開放初期，李政道還身體力行地促進海峽兩岸的科技交流，包括在1984 年為兩岸的物理學會參加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 (簡稱IUPAP) 擔任聯系人，為兩岸成功入會起到了關鍵作用，從而也間接促進了世界和臺海和平。

到了1988 年，回到文章開頭所講述的5 月23 日潘諾夫斯基在高能所與中國科學家所進行的核軍備控制見面會：盡管潘諾夫斯基和與會中國科學家都認為討論很有成效，但潘諾夫斯基想要達成持續的中美科學家就此議題展開對話的愿望仍然沒有進展。在會議結束時，主持人周光召總結說：

今天我們都很高興與潘諾夫斯基博士進行了討論并聽了他的報告。我們必須考慮如何把這樣的討論持續下去，可以是不定期的聚會，也可以是更具有連續性的系列會議。我相信雙邊的、非正式的討論對兩方都有益處。

潘諾夫斯基知道，如果想要達成以他擔任主任的美國國家科學院CISAC 與中國科學家進行持續的核軍備控制對話，關鍵人物是當時擔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亞。但如何才能與朱光亞取得直接聯系、討論此事？當天在高能所的會議結束以后，潘諾夫斯基見到李政道。李政道當時正在北京組織“二維強關聯電子系統國際學術研討會”，當天晚上為招待與會的中外科學家舉行了北京烤鴨宴會，邀請潘諾夫斯基也參加。很可能是在這個宴會上，李政道告訴潘諾夫斯基一個好消息，如他在當天晚上日記中所記：“李政道給我安排了明天與朱光亞一起午餐，而朱光亞才是真正能決定將來軍備控制討論的關鍵人物。”

第二天 (1988 年5 月24 日)，李政道、夫人秦惠?、朱光亞和潘諾夫斯基如約共進午餐。這是潘諾夫斯基在當天的日記中的記載：

我跟李政道及其夫人一起與朱光亞見面、午餐。我用大部分時間來回顧昨天的見面會，概要介紹了CISAC成員的資歷和背景。朱光亞指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的科學家委員會，有一些“政治敏感性”，但在交談結束時他說“我將盡我所能”。在此刻沒有比這更好的承諾了。

這是潘諾夫斯基這次訪華的最后一天，所以當天晚上中方給他在北大附近一家餐館隆重設宴送行，李政道夫婦，曾參與正負電子對撞機決策的國家領導人方毅、谷羽、林宗棠，高能所的葉銘漢、方守賢等出席。宴會后潘諾夫斯基還跟方毅簡短討論了一下他前一天在高能所組織的核軍備控制見面會，但他第二天離開北京時無疑感到最大的收獲是在李政道的牽針引線幫助下認識了朱光亞，希望他關于促成中美科學家核軍備控制對話的承諾能夠實現。

然而，潘諾夫斯基可能不知道的是，李政道為促成中美兩國科學家進行持續的核軍備控制對話做了不止上面這些努力。其實，在潘諾夫斯基在1988 年5 月23 日在高能所組織核軍備控制見面會的當天，李政道就獲悉朱光亞沒有出席會議。他當時就試圖聯系朱光亞并說服他參會。當時參加會議的朱光亞助理鄒云華，在2012 年發表的緬懷朱光亞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生動回憶了李政道當天的不懈幕后努力：

李政道教授在工作午餐時通過中國科學院的柳懷祖找到我，請我與朱光亞主任聯系是否可請朱主任來參加下午的會議。當時，李政道教授就站在電話旁等著我打電話。朱主任的秘書在電話中告訴我，朱主任因忙不能與會。我對站在我旁邊的李教授復述了一遍。李教授又對我說：“請轉達我要請朱光亞一道進餐，他一定會來的。”

由此李政道成功促成了朱光亞和潘諾夫斯基第二天中午的見面、午餐。但李政道知道此次午餐并非意味著他和潘諾夫斯基促成中美科學家核軍備控制對話的努力就大功告成了，而是需要趁熱打鐵，繼續努力。為此，他在幾天后邀請朱光亞夫婦到他在北京的家里晚宴，并請朱光亞帶鄒云華和其他幾位中方的裁軍問題專家一起參加。據鄒云華回憶“, 席間，李政道教授的夫人秦惠?女士對大家說：‘1946 年，吳大猷教授帶著他的兩個學生去美國，一個是李政道，一個是朱光亞，他們倆可是情同手足啊！’”這段話給了鄒云華深刻的印象，也使她意識到李政道在中美核軍備控制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個月后，1988 年6 月28 日，李政道又給朱光亞寫信，幫助潘諾夫斯基落實后續的中美科學家核軍備控制會議：

潘諾夫斯基教授與您午餐后，對您的學者作風極為贊佩。潘教授很想知道中方與CISAC 在十月份是否召開一次會議？因為10 月份潘教授要在北京參加兩個會議，假如中方想與CISAC 召開會議，應即做安排，10 月底潘教授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李政道、潘諾夫斯基和朱光亞的共同努力下，中美科學家開展核軍備控制的對話終于順利開啟了。1988 年10 月，潘諾夫斯基在離華5 個月后帶領幾個CISAC成員 (包括幾位美國核武器試驗室主任) 重返北京，在朱光亞的安排下，與幾位中國科學家、專家 (包括胡思得、杜祥琬、宋家樹、鄒云華等) 就核軍備控制問題在歐美同學會進行了兩天的深入交流。盡管這次朱光亞還是沒有直接參會，但他對會議非常關心，做了詳盡的準備和組織工作。多年后參加此次會議的時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胡思得回憶起朱光亞的幕后籌劃：“第一次與美國科學院交流時，他首先讓我們出面與他們談。每天晚上向朱主任匯報，他提出該提什么樣的問題、要表達哪些意見等”。在最后一天的晚宴上，朱光亞出席了，并告訴潘諾夫斯基說，他認為這些討論應該繼續，而且中方應該增加參與討論的人員，包括增加社會科學家。

本來按計劃下一次中美科學家核軍備控制對話要在1989 年或1990 年在美國舉行，但因故未能實現。在此情況下，李政道又一次利用他在中國科學界、領導人中的聲譽來幫助重啟中美科技交流、恢復朱光亞和潘諾夫斯基等美國科學家所開創的核軍備控制對話。為此，1989 年10 月19 日，他寫信求助于曾經領導中國核武器計劃的聶榮臻元帥：

目前，祖國在國際上面臨了相當大的困難，作為海外的炎黃子孫，理應效力。我將竭盡全力為國分憂。盼望得到祖國的支持，特別希望能繼續得到您的幫助。

潘諾夫斯基教授是國際極有成就的著名物理學家，多年來一直十分熱情地幫助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工作。4 年前他在心臟手術3 個月后就赴北京工作，得到了中國領導人和科學家的廣泛贊揚。潘教授將在今年10 月底至11 月上旬又去北京繼續協助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物理實驗的工作。此外，他將和中國有關專家討論核裁軍問題。他十分希望朱光亞先生能作為中國方面正式成員之一，參加這個討論。

在今天西方一邊倒抵制中國形勢下，潘教授能去北京工作和訪問，是很難得的。也可以轉變其他美國上層科學家 (因受到大規模的不利中國的電視和其他報道宣傳) 的偏見。

潘教授希望朱光亞教授能作為正式中方成員，和他正面討論對中美兩國互相有利的問題，也是合理的 (并不過分)，使他的這個愿望達成，對做好國外科學家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十分誠懇地請您和丁衡高主任能在百忙中給予關心、幫助和促成。

盡管潘諾夫斯基似乎最終未能在1989 年訪問中國，但李政道對他對中國科學發展貢獻的推崇，以及李政道認為核裁軍是“對中美兩國都有利”的事情，有可能對聶榮臻、丁衡高以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增加對核軍備控制工作支持至少起到了推動作用。

此后不久，1990 年4 月24 日，中國政府正式批準“中美科學家以民間渠道方式、就國際軍控問題進行持續性的不定期磋商和交流的活動機制”。1991 年中國又正式建立“中國人民爭取和平和裁軍協會科學家軍控小組” (簡稱“中國科學家軍控小組”)，以朱光亞為第一任主席，與以潘諾夫斯基為主任的美國國家科學院CISAC 進行核軍備控制交流。1991 年雙方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開會恢復交流，朱光亞出席并作了報告。雙方1992 年又在北京開會，使得核軍備控制交流機制走入正常化。1994 年中國核物理學家、朱光亞早年的學生宋家樹接替他擔任了中國科學家軍控小組主席的職務，繼續與CISAC進行交流 (后來兩任主席分別為胡思得 (2000~2016) 和田東風 (2016~))。而在美方的CISAC，潘諾夫斯基于1993 年卸任主席，由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霍爾德倫繼任直至2004 年 (之后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球物理學家杰洛茲擔任)，而霍爾德倫在2009~2017 年間擔任奧巴馬總統的科技顧問期間繼續推動國際核軍備控制。

03

結語

中美科學家、學者都對中國科學家軍控小組與CISAC的多年交流給予高度評價。鄒云華，作為這些交流的中方多次參與者，稱贊這個機制“是中美之間的一種科學家之間的民間或半官方的交流，是中美軍控領域中起步最早、交流時間最長、效果最明顯的一種交流，這不但加強了中美科學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是中美關系穩定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橋梁作用”。而潘諾夫斯基和長期參與該項交流的CISAC 成員、杰出美國物理學家咖文等也都認為，這些交流對國際核軍備控制大有助益，并對中國1992 年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和1996 年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起到了推動作用。

曾經幾次到斯坦福大學跟隨潘諾夫斯基研究核軍備控制的鄒云華還深深體會到，李政道在這些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她在2012 年悼念朱光亞逝世一周年時所寫：“在我看來，促成以朱光亞主任為首的我國科學家軍控小組同潘諾夫斯基教授為首的美國科學院國際安全與軍備控制委員會開展雙邊軍控學術交流活動，在很大程度是因為搭橋者是朱主任的摯友李政道教授。”

確實，搭建中國科學家軍控小組與CISAC交流這座橋梁是很多中美科學家多年努力的結果，而其中朱光亞和潘諾夫斯基作為交流雙方各自的主要組織者，無疑是最重要的兩個搭橋人，但李政道為他們兩位搭橋人之間牽線搭橋、建立聯系，為這個交流機制的持續發展而盡力，對整個交流機制的成功也是功不可沒的。李政道在推動中美核軍備控制交流方面的不懈努力，與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并身體力行地推進國際科學交流、中美人民友好、和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在國際局勢緊張、核戰爭危險升高的今天，但愿李政道先生的榜樣能激勵我們所有人都珍惜和平并為進一步促進和平而努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現代物理知識雜志”，編輯：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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