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案例 | 職業足球運動員勞動關系認定與仲裁前置例外規則探析

編者按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案例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產品”。權威、規范的案例能夠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提高辦案質效、增強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為此，本刊特推出“中國審判|實踐案例”欄目，展現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司法審判中的具體實踐，期待通過記錄與見證，助推、引領各級法院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促進公正高效司法，服務“抓前端、治未病”，引領社會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服務法治中國建設。

中國審判 | 實踐案例

文 |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

卜芳 高博遠

文章摘要

職業足球運動員作為特殊的勞動者群體，在勞動形態、隸屬關系、收入構成、行業管理模式及職業生命周期等方面較為特殊。實踐中，在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之間勞動關系的確認、勞動爭議的解決路徑等方面，新的問題不斷涌現。這些問題既關乎運動員的合法權益保障，也影響著職業足球行業的健康發展。本文擬通過對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李某訴某公司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進行梳理分析，對職業足球運動員勞動關系認定和勞動仲裁前置程序的例外情形等問題展開探討。

基本案情

李某某系某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公司”）的職業足球運動員。2019年1月11日，某公司向李某某出具欠條，載明某公司尚欠李某某2018賽季績效工資及中甲聯賽贏球獎金共計29.5萬余元，某公司承諾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向李某某支付上述所欠款項。某公司在欠條上加蓋公章。此后，因某公司未向李某某支付欠款，李某某起訴至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人民法院，請求該公司返還欠款。

裁判結果

新城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勞動者的工資報酬應當按時發放。某公司拖欠李某某工資及獎金未予發放，并向李某某出具欠條，對李某某要求某公司支付29.5萬余元工資獎金的訴請，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五條規定：“勞動者以用人單位的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提起訴訟，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的，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李某某以欠條為證據直接提起訴訟，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無須經過勞動仲裁前置程序。按照普通民事糾紛，法院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條的規定，即“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因此，李某某的起訴未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

新城法院判決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一次性支付李某某被拖欠的工資、獎金29.5萬余元。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該判決現已生效。

啟示意義

（一）職業足球運動員勞動關系的認定難點與完善方向

勞動者資格的確認是某一群體能否受勞動法及相關法律法規保護的基礎。職業足球運動員勞動權益保障的諸多爭端均源于此。職業足球運動員與普通勞動者的差異，構成了其身份爭議的起點。從勞動形態來看，職業足球運動員的勞動成果體現為競技表現，其價值不僅取決于勞動付出，更與天賦、競技狀態等不可量化因素相關，這與傳統的勞動價值評估體系存在差異。

從隸屬關系角度來看，職業足球運動員雖受俱樂部管理，但其勞動過程具有更強的自主性。訓練計劃雖由教練制訂，但球員的技術發揮、戰術執行依賴于個人判斷，這種特征弱化了傳統勞動關系中的人格從屬性。而球員與俱樂部之間的關系也經常超越單純的勞資范疇。部分球員通過持股、代言分成等方式參與俱樂部經營，扮演了“勞動者與合作者”的雙重角色。

從收入構成來看，職業足球運動員的薪酬結構高度多元化。除基本工資外，比賽獎金、轉會費分成、商業代言等非固定收入占比顯著，部分明星球員的商業收入甚至是薪資的數倍。這種復雜的薪酬構成削弱了傳統勞動關系中“穩定工資支付”的核心特征。

從行業管理模式來看，足球運動員的注冊、轉會、參賽等環節均受中國足協統一規制，俱樂部對球員的管理權受行業規則制約。這種雙重管理模式與傳統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單方制定勞動條件”的特征存在差異。

足球運動員的職業生命周期特殊性也加深了身份界定的復雜性。相較于普通職業，足球運動員的黃金運動年齡集中在20歲至35歲，職業存續期短且傷病風險高。這種特性導致俱樂部傾向于通過縮短合同期限、設置高額解約條款等方式降低自身風險，而球員為獲取職業機會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條件。這些不平等條款加大了勞動關系認定難度。

盡管行業存在特殊性，現行法律體系仍為職業足球運動員的勞動者身份認定提供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第二條對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作出了規定，職業足球俱樂部作為企業法人，球員作為提供勞動并獲取報酬的自然人，二者均符合這一主體要件。2016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體育總局等四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和改進職業足球俱樂部勞動保障管理的意見》，將球員與俱樂部的關系認定為勞動用工關系，要求俱樂部“依照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建立適應職業足球特點的勞動用工制度”，這一規范性文件首次明確了球員的勞動者屬性。

筆者通過查詢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相關判決發現，身份認定的模糊性導致職業足球運動員權益救濟渠道不夠通暢。部分勞動仲裁機構以“球員身份特殊”為由，將爭議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而俱樂部通過拆分工資、設置勞務派遣等方式刻意模糊勞動關系，進一步加劇了身份認定難度。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可從以下方面著手改善：一是細化、完善相關法律規定，明確勞動屬性認定標準與特殊情形處理規則；二是規范行業管理，完善備案制度，加強對俱樂部合同文本的審查，強化履約監督；三是加強司法指引，發布典型案例，構建統一的裁判標準。

（二）勞動仲裁前置程序的實踐探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五條規定了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這一制度在維護勞動關系秩序、高效化解勞動糾紛、合理分配司法資源以及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勞動仲裁前置程序作為勞動爭議處理的特殊機制，其設立初衷在于通過仲裁機構的前置過濾，快速化解大量基礎性勞動糾紛，減輕法院審判壓力，同時借助仲裁的靈活性與專業性，縮小勞資雙方在信息和地位上的差距，以充分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但是，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因仲裁程序的周期普遍較長，加之仲裁機構在人員配備、案件處理能力上存在局限性，面對激增的勞動爭議案件，該程序難以快速響應勞動者訴求。此外，仲裁前置程序強制適用模式缺乏對不同類型勞動爭議案件的區分處理能力。無論是簡單的工資拖欠糾紛，還是涉及復雜勞動關系認定的爭議，均須統一經過仲裁程序，導致大量事實清晰、權利義務明確的案件在仲裁環節耗費大量時間，難以實現程序分流目標。在實踐中，部分用人單位利用程序設計拖延時間，通過仲裁、訴訟多環節反復拉鋸，冗長的程序反而增加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而這與糾紛解決的效率原則相悖。

勞動者以工資欠條為證據主張用人單位支付勞動報酬的案件，恰好暴露了仲裁前置程序不分情形統一適用的模式在處理簡單勞動爭議時的弊端。這類案件中，工資欠條已清晰載明欠款事實和金額，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明確，若僵化適用仲裁前置的規定，難免導致當事人在仲裁環節耗費不必要的精力與時間成本。

針對勞動者以工資欠條為證據主張用人單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是否應當仲裁前置，理論界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否定說認為，人民法院對此類糾紛不應受理，并告知當事人先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該觀點主張，工資報酬糾紛本質上屬于勞動爭議范疇，即便用人單位出具工資欠條，也無法改變案件勞動糾紛的屬性。該觀點認為，勞動報酬糾紛的解決不僅涉及債權債務的清償，更關系《勞動法》中“生存權優先”“傾斜保護”等原則的實現，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其不能被簡化為普通民事債權糾紛。從實踐風險防控角度，否定說指出，部分用人單位利用勞動者急于維權的心理，以“出具欠條”為條件誘導勞動者放棄其他勞動權利（如補繳社保、支付經濟補償金等）。若法院直接按債務糾紛審理，可能會使這些隱藏的權益侵害被程序隔離。

第二，肯定說認為，人民法院對此類糾紛應按照債務糾紛受理。該觀點的核心邏輯是將工資欠條視為獨立債權憑證，優先保障勞動者快速實現債權。該觀點認為，當用人單位以欠條形式確認欠付工資時，雙方已就債務金額、支付期限達成合意，勞動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已轉化為清晰的民事債權債務關系，具備了普通民事糾紛的基本特征。從權利救濟效率看，工資報酬關乎勞動者生存權，冗長的程序可能導致維權成本高于債權本身價值，而直接按債務糾紛審理，可適用《民法典》中關于債權債務的規定，通過簡易程序快速裁判，契合“生存權優先”的司法理念。在法理層面，肯定說主張民事法律對債權憑證的保護應具有統一性，無論是借款欠條還是工資欠條，只要債權債務關系明確，法院均應受理。從實踐角度，該觀點認為用人單位出具工資欠條的行為，是對債務的自認，應受誠信原則約束，若仍強制適用仲裁程序前置，實質是縱容用人單位通過程序拖延履行義務。

第三，折中說認為，勞動者以用人單位的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提起訴訟，如果該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的其他爭議，人民法院應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如果該訴訟請求還涉及勞動關系的其他爭議，人民法院應告知當事人先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折中說的核心思路以“是否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為區分標準，實現程序靈活與實體公正的平衡。該觀點既認可工資欠條的債權屬性，又不否定勞動爭議的特殊性，主張當訴訟請求僅指向欠條所載金額，且雙方對勞動關系無異議時，可越過仲裁程序，直接按普通民事糾紛受理；若訴求涉及勞動關系認定、社保補繳、經濟補償等其他爭議，則仍需通過仲裁程序審查基礎事實。

這種區分處理的合理性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避免程序冗余，對于事實清楚的欠條糾紛，直接訴訟可降低仲裁環節的時間成本；其二，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當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時，嚴格執行仲裁前置程序，有助于維護勞動者法定權益；其三，維護制度協調，既尊重仲裁前置的一般原則，又通過例外情形回應了實踐需求。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的制定過程中，充分考量了在司法實踐中勞動爭議處理的復雜性與勞動者維權的現實需求，最終吸納了折中說的理論內核。折中說所倡導的“以訴訟請求是否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為分界，靈活確定糾紛處理路徑”的思路，既避免了否定說因堅守仲裁前置而可能導致的維權效率低下問題，又克服了肯定說將工資欠條糾紛完全等同于普通債務糾紛而忽視勞動關系特殊性的弊端。同時，與在司法實踐中“平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兼顧糾紛解決效率與權益保護完整性”的價值取向高度契合。基于此，《解釋（二）》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以用人單位的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的，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這一規定標志著折中說從理論構想轉化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司法規則，為司法機關處理類似糾紛提供了清晰指引。

（三）特殊規則的適用問題

關于以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起訴的適用范圍問題。勞動者以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提起訴訟，需以主張的請求權未涉及勞動關系項下的其他爭議事項為前提。若勞動者在主張工資報酬的同時，還提出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支付經濟補償金等訴求，因涉及勞動關系基礎事實的審查，仍需適用仲裁前置。

關于訴訟時效問題。豁免仲裁前置后，案件適用《民法典》規定的三年訴訟時效，起算點從欠條約定的支付期限屆滿之日起算。

關于案件的管轄問題。案件雖無須經過仲裁前置程序，但雙方爭議若為用人單位是否欠付或者欠付勞動者多少工資，糾紛的性質仍為勞動爭議，案由為勞動爭議下的追索勞動報酬，該類案件管轄仍應按勞動爭議確定。勞動爭議案件由用人單位所在地或者勞動合同履行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勞動合同履行地不明確的，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從本質而言，以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起訴的例外規則，并非對仲裁前置制度的否定，而是通過類型化處理，實現分層治理。該做法既堅守了勞動爭議處理的特殊價值，又彰顯出司法對勞動者生存權的優先保障，為平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提供了注解。體育行業的勞動關系雖具有特殊性，但當事人仍可以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起訴。本案明確了運動員以欠條為證據追索勞動報酬可直接起訴，為演藝、家政等特殊行業的同類糾紛處理提供了參照，傳達了“平等守護每一份勞動價值”的司法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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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16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74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