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與獨裁者：最高法院如何塑造了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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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初期，當他開始宣稱一種其前任們無疑認為自己不曾擁有的、近乎獨裁的權力時，曾有一篇題為《不要相信他》的文章廣為流傳。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是，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在于維持一種極高的“槍口初速”，通過不斷制造新的駭人事件，讓公眾無暇仔細審視上一個。

這種持續的嘩眾取寵制造出一種權力強大的幻象，掩蓋了他屢屢受挫的現實。最初，這種判斷似乎是正確的。特朗普在下級法院屢屢碰壁，法官們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對他不利的裁決，憲政體系的制衡似乎仍在運轉。然而，當人們以為這套系統尚能自我修復時，卻未曾料到，這只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片刻寧靜，真正的變局正等待著最高法院的登場。

真正的轉折點始于四月左右，此前一直沉默的最高法院開始介入。局勢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在一系列連續16項裁決中，最高法院都站在了特朗普一邊，支持他所尋求的權力擴張，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

這些勝利的范圍極其廣泛，從允許政府削減數億美元的科研經費，到授權其撤銷數千名委內瑞拉人的保護身份；從批準其推行大規模解雇聯邦雇員的計劃，到為其執行變性軍人服役禁令掃清障礙。然而，所有這一切幾乎都在公眾的視野之外悄然發生。這種隱秘的勝利軌跡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最高法院究竟是通過何種機制，如此高效且不著痕跡地為總統的權力擴張鋪平了道路？

答案隱藏在一個名為“影子備審案件”（shadow docket）的司法機制中。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最高法院的運作模式是“實體審理案件”（merits docket）：案件經過詳盡的法律文書提交、公開的口頭辯論，最終由大法官們撰寫并公布詳盡的判決意見書。

然而，“影子備審案件”則完全不同。它允許法院處理緊急救濟請求，通常在深夜做出裁決，而且往往不提供任何書面解釋。這正是特朗普政府獲得一連串勝利的通道。通過這個機制，最高法院得以擱置下級法院的禁令，實質上為那些已被裁定為非法的行政行為開了綠燈，使其得以繼續推行，而無需經過傳統的司法審議程序。這個程序性工具，最終演變成了行政部門繞開司法審查、實現其政策目標的主要載體。

這一機制的威力首先體現在對行政系統本身的改造上。特朗普政府的目標是實現對聯邦官僚體系的絕對控制。他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規模解雇公務員，解雇通知上的理由常常只有兩個詞：“第二條”（Article 2），意指憲法第二條授予總統的行政權。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宣示，即總統有權解雇行政分支內的任何人，無視長期以來為保護公務員體系獨立性而設立的法律。

更進一步，政府繞過國會，通過行政命令實際上瓦解了美國國際開發署和教育部等關鍵機構。這種做法直接挑戰了美國治理結構的根基，即只有國會才有權設立或廢除聯邦機構。而最高法院則通過“影子備審案件”上的裁決，默許了這一切的發生，悄無聲息地批準了這種對行政國家的內部顛覆。

這種激進的行政行為背后，有著一套名為“單一行政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的意識形態作為支撐。這一理論為諸如“第二條”解雇令等行為提供了思想基礎。為其最有力地辯護，該理論主張這是實現民主問責制的必要工具。其邏輯是，既然公眾選舉總統來領導行政部門，那么總統就必須擁有完全的控制權，能夠指導、任免行政分支內的所有官員，否則，一個龐大、獨立且不被問責的官僚機構將成為事實上的“第四分支”，從而破壞民主的根本鏈條。

然而，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凱特·肖（Kate Shaw）提供了一種更為精妙的反駁。她指出，國會同樣具有民主問責性，并且在設計政府結構時，有意地在某些領域，例如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設置了“摩擦點”，以確保這些關鍵職能能夠與純粹的政治壓力保持一定距離。

然而，最高法院近期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單一行政理論”最極端版本的默許，它不再將此視為一個政策辯論，而是將其固化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憲法現實。

最高法院賦予總統的權力，不僅限于重塑政府機構，更直接地延伸至對個人生活的控制。在一系列涉及驅逐出境權力的案件中，其影響尤為明顯。起初，在一些案件中，司法制衡似乎仍在發揮作用，例如在挑戰將被告送往薩爾瓦多監獄的案件中，法院的判決結果好壞參半，但卻重要地重申了正當程序原則的必要性。然而，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在最令人費解的“第三國遣送”案中，政府依據一項法規，將一些人遣送至與他們毫無關聯的第三國，例如將東南亞的移民送往南蘇丹。下級法院曾介入，裁定政府必須提供基本的通知，并給予當事人反對的機會，以防止他們被送往可能面臨酷刑的地方。

然而，最高法院在“影子備審案件”上，未置一詞，便擱置了下級法院的禁令，允許這種缺乏正當程序的遣送繼續進行。這清晰地揭示了，當行政部門的權力主張與個人的基本權利發生沖突時，最高法院的天平傾向了何方，以及這種傾向所帶來的真實的人道代價。

然而，特朗普政府最大膽、也最公然違憲的舉動，莫過于通過行政命令廢除“出生公民權”。這一行為直接與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清晰文本相悖，該修正案明確規定“所有在美國出生或歸化并受其管轄的人，均為美國公民”。下級法院迅速做出反應，裁定該行政令違憲并予以禁止。

當這一爭議上訴至最高法院時，發生了一個極具揭示性的轉折：大法官們選擇不直接審理行政令本身的合憲性問題。相反，他們將焦點轉向了一個程序性問題，下級法院發布“全國性禁令”（nationwide injunctions）的權力。在由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撰寫的判決中，最高法院裁定下級法院無權發布此類禁令，從而剝奪了地方法官阻止違憲行政令在全國范圍內生效的關鍵工具。

這一舉動堪稱釜底抽薪，它表明最高法院的首要任務并非制約一個無法無天的行政部門，而是解除那些試圖制約它的法官們的武裝。通過剝奪下級法院的全國性救濟權，同時（正如卡瓦諾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所暗示的）為自身保留發布緊急全國性命令的權力，最高法院實際上將“槍口初速”策略的最終控制權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這一系列裁決，將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置于聚光燈下，引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觀點認為，羅伯茨是一位謹慎的“制度主義者”。他深知與一個可能公然蔑視法院裁決的總統發生正面沖突的風險，因此選擇通過在“影子備審案件”上做出讓步來避免憲法危機，以保存最高法院的長期制度資本。然而，另一種更為尖銳的分析則認為，這并非退讓，而是建構。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彼得·肖恩（Peter Shane）指出，特朗普只是在執行羅伯茨本人多年來一直在精心打造的總統模式。換言之，羅伯茨不是在被動地應對危機，而是在主動地擔任這個強力總統府的建筑師。

“建筑師”這一理論并非空穴來風。將視野拉遠，人們會發現，近期“影子備審案件”上的一系列裁決，與羅伯茨在過去近二十年間主筆的一系列里程碑式判決一脈相承。在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他廢除了《投票權法案》的核心條款，削弱了對少數族裔投票權的聯邦保護；在魯喬訴共同事業案（Rucho v. Common Cause）中，他宣布聯邦法院不能干預黨派性的“杰利蠑螈”（gerrymandering），為執政黨通過劃分選區來鞏固權力打開了大門；而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C）中，他則為不受限制的競選資金流入政治領域掃清了障礙。這些判決并非孤立的個案，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連貫的司法哲學：系統性地削弱民主的制衡機制，將權力集中于行政部門，并使司法機構在最激烈的政治斗爭中退出裁判角色。正是這一系列判決，共同搭建了舞臺，讓一個特朗普式的總統得以大展拳腳。

這種被最高法院重新定義的總統權力，在政治光譜上呈現出一種深刻的“不對稱性”。正如評論所言，“以槍口初速去破壞，遠比去建設要容易得多”。最高法院授予總統的工具——速度、對成文法的蔑視、解散機構的權力——本質上更適合一個意圖打破常規、顛覆現狀的議程，而非一個需要細致規劃和立法合作的建設性議程。

最高法院自身的行為也印證了這種不對稱性。它在處理某些案件時行動異常迅速，例如在科羅拉多州取消特朗普投票資格的案件中，法院在幾周內就做出裁決；但在另一些案件上，例如對特朗普是否享有豁免權的審理，則故意拖延。這種對時間的操控，實際上是最高法院為自己保留了最終的裁判權，即決定誰、以及在何時，可以使用這種“槍口初速”的策略。

當我們將鏡頭進一步拉遠，審視整個憲政體系的健康狀況時，一幅令人不安的圖景浮現出來。當前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個激進的行政首長或一個順從的法院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制衡失靈。美國憲法的設計初衷，是建立在各權力分支會“嫉妒地”捍衛自身權力的假設之上。然而，強烈的黨派政治已經讓這一機制短路。當一個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不愿制衡一位共和黨總統，而一個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占多數的最高法院又在積極地為其賦能時，三權分立的憲法結構便停止了其預設的功能，陷入了事實上的癱瘓。

這種新常態為民主的未來投下了濃重的陰影。曾經被認為是危言聳聽的預測，如今正成為合乎邏輯的推論。人們擔憂民主倒退的進程會加速，政府權力將被用來系統性地打擊政治對手——正如近期一些民主黨官員因參與抗議活動而被逮捕和調查所揭示的那樣。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特朗普甚至開始試探挑戰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尋求第三個總統任期。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一個法律和政治邊界被不斷重塑的環境中，它已不再是天方夜譚，而是最高法院所培育的土壤中可能結出的惡果。

最終，這場憲法危機揭示了美國體系最根本的脆弱性：其設計者未能預見到政黨的崛起。長期以來，約束權力的不僅是法律條文，更是政治慣例和規范。如今，這些規范已然崩塌。正如憲法學者所指出的，美國的憲法修正程序（第五條）異常艱難，使得體系的自我修復能力極度有限。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被黨派政治扭曲、難以修正的憲法秩序。我們正身處一個關鍵的憲法時刻，腳下的根基已經松動，而如何找到一條回歸功能性民主秩序的道路，則是一個無比艱巨且沒有現成答案的挑戰。

本文系根據一檔播客“The Supreme Court Is Backing Trump's PowerGrab | The Ezra Klein Show”，整理改寫而成，特此附上說明，以明確兩篇文章之間的聯系及改編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