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還是少了？全國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院校全景解析

截至2025年，中國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以下簡稱“法學博士點”）的數量已近70個，其擴張速度與規(guī)模引發(fā)了學界與社會的廣泛關注。核心問題隨之而來：這究竟是“過剩”還是“不足”？本報告旨在通過對全國法學博士點數量、區(qū)域分布、院校實力格局的系統(tǒng)梳理與深度剖析，客觀呈現其發(fā)展全景，并探討數量增長背后的結構性失衡與質量隱憂，為理解中國頂尖法學教育的現狀與未來提供一個理性的分析框架。

近年來，中國法學博士點的數量經歷了一輪前所未有的“井噴式”增長。根據最新匯總的名單，全國擁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院校已達到68所。這一數字相較于幾年前有了顯著提升。例如，在2017年至2019年間，全國的法學博士點總數約為52個，而在2022年已增長至約60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近年的學位授權審核中，持續(xù)批準新增一批博士點，使得總數不斷攀升，甚至有觀點預測未來可能突破100個。

這種高速擴張，直接回應了“法治中國”建設對高層次法律人才的迫切需求。從宏觀層面看，相較于工學、理學等熱門學科動輒數百個博士點的規(guī)模，法學作為支撐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學科之一，其博士點數量似乎仍有增長空間。服務于國家重大戰(zhàn)略、培養(yǎng)具備國際視野和本土關懷的卓越法學人才，是博士點擴張的根本動力。

然而，數量的激增也帶來了深刻的隱憂。“博士”桂冠的含金量是否會被稀釋？師資力量、科研資源、圖書文獻等核心培養(yǎng)條件能否跟上擴張的步伐？博士畢業(yè)生的就業(yè)市場是否已趨于飽和？這些問題拷問著法學教育的決策者與實踐者。過快的數量增長，如果缺乏相應的質量保障體系，極有可能導致部分新增博士點在培養(yǎng)標準上“放水”，最終損害整個法學博士教育的聲譽。因此，“多了還是少了”這一問題，無法簡單地用一個數字來回答。它并非一個純粹的數量問題，而是一個關乎質量、結構與效益的復合型命題。僅僅審視總量的增減是片面的，我們必須將其置于區(qū)域分布和院校實力的坐標系中進行考察。

版圖與失衡——區(qū)域分布的“馬太效應”與政策糾偏

審視全國68個法學博士點的地理版圖，一個極其顯著的特征便是嚴重的區(qū)域分布不均衡。這種失衡不僅存在，而且觸目驚心。

1. “東重西輕”的固化格局

根據名單統(tǒng)計，博士點分布呈現出明顯的“東高西低、南重北輕”態(tài)勢：

• 華東地區(qū)以21個博士點一馬當先，占據全國近三分之一的份額，形成了以上海（7個）、江蘇（4個）為核心的密集區(qū)。

• 華中地區(qū)（9個）、西南地區(qū)（6個）、華南地區(qū)（6個）和西北地區(qū)（6個）的總和，才勉強與華東、華北兩大區(qū)持平。

• 東北地區(qū)僅有4個博士點，成為高層次法學教育的“洼地”。

這種布局清晰地反映了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的普遍規(guī)律，即“自東向西階梯狀遞減”。北京、上海、江蘇三地合計擁有27個法學博士點，占全國總數的40%。這種高度集中的格局，與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歷史文化積淀以及國家政策傾斜緊密相關形成了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

2. 政策的“糾偏”努力與現實困境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近年來國家的學位點審批政策明顯向中西部地區(qū)傾斜。新增博士點的審批，意在填補區(qū)域空白，優(yōu)化整體布局。我們看到，貴州大學、云南大學、新疆大學、海南大學、山西大學、河北大學等一批中西部和地方省屬重點大學成功獲得博士點，這無疑是政策糾偏的積極成果。甘肅政法大學、上海政法學院等傳統(tǒng)政法類院校的“升博”，也體現了對行業(yè)特色院校的支持。

然而，政策的善意與現實的鴻溝依然存在。首先，盡管中西部地區(qū)博士點的“增長率”較高，但由于基數過低，其在全國版圖中的絕對數量和影響力仍然微弱，短期內難以改變東西部之間的巨大差距。其次，政策催生的博士點，能否在師資、科研平臺、生源質量等方面獲得與東部院校同等的支撐，是一個巨大的疑問。缺乏足夠學術積淀和資源投入的“速成”博士點，可能面臨“有其名而無其實”的風險，培養(yǎng)出的博士生在學術競爭力上或將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確保政策糾偏不僅是數量上的平衡，更是質量上的同步提升，是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

實力與格局——“五院四系”的傳承與新興力量的挑戰(zhàn)

博士點的含金量，最終取決于其所在院校的學術實力。然而，對各院校實力進行精確排序異常困難，尤其是備受矚目的教育部第五輪學科評估，其官方完整結果至今（2025年8月）仍未向社會公布。這種評估結果發(fā)布的“不透明”或“延遲”，本身就成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目前，所有關于第五輪評估結果的討論，均基于各高校自行發(fā)布或網絡流傳的版本，這些信息版本眾多且偶有沖突，只能作為參考。

盡管如此，結合傳統(tǒng)聲譽、辦學資源以及流傳的評估信息，我們依然可以大致勾勒出全國法學博士點院校的實力梯隊。

第一梯隊：王者爭鋒，A+桂冠的有力競爭者
這一梯隊是全國法學研究的“國家隊”，無論在何種版本的排名中，都穩(wěn)居頂端。

• 中國政法大學

  和 中國人民大學 ：作為法學領域的傳統(tǒng)雙雄，其深厚的學科底蘊、龐大的師資規(guī)模和強大的學術影響力無人能及。在多個網絡流傳的第五輪評估版本中，這兩所大學均被列為A+等級。

• 北京大學

  、 武漢大學 、 清華大學 ：這三所頂尖綜合性大學憑借其強大的平臺優(yōu)勢、雄厚的資金支持和交叉學科能力，位列頂級法學強校。特別是清華大學，雖歷史稍短但發(fā)展迅猛；武漢大學的環(huán)境法、國際法等領域享有盛譽；北京大學則在理論法學和公法領域保持領先。它們同樣被廣泛認為是A+或準A+的實力擔當。

第二梯隊：底蘊深厚，A類學科的中堅力量
這一梯隊主要由老牌“五院四系”其他成員和頂尖綜合性大學構成，它們是維持中國法學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基石。

• “五院四系”的傳承者

  ：華東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以及吉林大學，這些院校歷史悠久，為中國法治建設輸送了大量人才，學科實力全面且均衡，在各自區(qū)域內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 一流綜合性大學

  ：如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它們依托本校的綜合實力，法學院發(fā)展迅速，在特定領域（如民商法、經濟法、國際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優(yōu)勢，是A類學科的有力競爭者。

第三梯隊：特色鮮明，新興與專業(yè)化的挑戰(zhàn)者
這一梯隊院校或以特色學科見長，或為近年崛起的“新貴”，展現出強大的發(fā)展?jié)摿Α?/p>

• 特色化強校

  ：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國際經濟法、上海財經大學的財經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公安學與刑事法學、大連海事大學的海商法等，都在其專精領域內達到了國內頂尖水平。

• 新晉博士點

  ：近年來新增博士點的院校，如天津大學、東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深圳大學等理工科強校，正利用其強大的資源和創(chuàng)新能力，試圖在知識產權法、科技法等新興交叉領域實現“彎道超車”。而 上海政法學院 、 甘肅政法大學 等地方政法類院校的加入，則豐富了博士點梯隊的構成。

第四梯隊：區(qū)域支點，服務地方的中流砥柱
這一梯隊包括了大部分省屬重點大學，如安徽大學、福州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河南財經政法大學、云南大學、海南大學、新疆大學等。它們或許在全國性的學術競爭中不占優(yōu)勢，但作為各省市法學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最高平臺，其存在對于促進區(qū)域法治建設、培養(yǎng)滿足地方需求的法律人才具有不可估量的戰(zhàn)略價值。

結論：走向高質量均衡——數量增長后的時代命題

回到最初的問題：“多了還是少了？” 答案已然清晰：我們擁有的，是總量看似充足但結構嚴重失衡的博士點；我們面臨的，是頂尖精英教育資源過度集中與中西部地區(qū)高層次法學教育發(fā)展不足的尖銳矛盾。

從滿足14億人口大國對法治人才多元化需求的角度看，現有的博士點數量或許并“不多”。但從保證每一個博士學位都名副其實、確保博士培養(yǎng)質量不滑坡的角度看，過快的擴張已然敲響了警鐘。

未來中國法學博士教育的核心命題，已不再是簡單的數量擴張，而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和“均不均”。這要求決策層在進行博士點布局時，必須超越簡單的數量平衡，更加注重對中西部地區(qū)新增博士點的實質性支持，包括定向的師資引育計劃、科研資源傾斜以及跨區(qū)域的學術合作機制。同時，應建立和完善嚴格的博士點動態(tài)調整與淘汰機制，讓質量真正成為衡量博士點價值的唯一標尺。

當下的“多”與“少”之辯，實質上是中國法學教育從規(guī)模化發(fā)展邁向內涵式提升的轉型陣痛。只有實現了高質量的均衡發(fā)展，讓每一個法學博士點都能成為孕育思想、傳承知識、服務社會的堅實堡壘，我們才能自信地回答：我們的高層次法學教育，正朝著健康、可持續(xù)的未來穩(wěn)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