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一帶一路”文化建設中的東方主義羈絆和漢學主義突圍

）Tatar“《闕特勤碑》東面第4行：三十姓韃靼，系指突厥東面、契丹之北的原蒙古語諸部”40；作為異體的Tartar，其拼寫受到拉丁文Tartarus“（希臘神話）地獄”影響，源出希臘文Τ?ρταρο?～Τ?ρτ?ρ?“深淵，泰坦幽禁處”。

在中國首倡的“一帶一路”沿線，分布著眾多國家和民族，既有近代以降一直居于世界文明高地的歐洲，也有曾經孕育出各自燦爛歷史的亞洲和非洲。以中國為龍頭的“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既要著意于整合多種民族意識和文明要素，更要讓中華文明的優秀元素和豐富內涵為異族所認知和接受。

《“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學研究》

自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降，中華文明在全球的地位一直淪為歐美高高在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視野審視之中：或為光怪陸離的獵奇式他者（xenophilic），或為與西方割裂的妖魔化異質（xenophobic）。

即便是中國已然成長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導世界話語權的歐美世界仍然難以擯棄其東方主義的中國視角，從而引發刻意針對中國的大量敵對行為，其目的之一就在于阻撓和破壞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文化建設。

因而，站在文化研究的比較立場之上，我們尤其需要關注，如何從文明傳播和交融的視閾，逐漸消解西方意識形態布下的東方主義羈絆。

然而回顧西方對中國的早期審視目光，我們發現并不一貫如是：

遠的不論，從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歷中國到18世紀末耶穌會士的退出中國，排除其中意淫般的想象成分，我們可以看到，嚴肅謹慎的西來者們更多是以一種漢學式的眼光，對中華文明的多個層面進行了細致的考察——這筆意識形態的遺產在今天，更有值得整飭、繼承并發揚光大的必要。

近年來出現并有所爭議的漢學主義（Sinologism）思潮，從某種程度上說就可以視若我們揚棄東方主義理論藩籬的有力武器。

作為后現代及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產物，漢學主義約產生于二十世紀最后幾年，最初釋義為“漢學中的東方主義”1或“漢學研究的東方主義”2，其主要論點是漢學不是一門學問或知識系統，而是“想象”、“神話”和“意識形態”，所塑造的“文化他者”話語，不僅表述知識，而且顯示權力，體現出漢學與帝國主義殖民擴張之間的一種關系3。

《“漢學主義”論爭集萃》

事實上，這種觀點的“漢學主義”主要是從漢學這個學科的意識形態角度來確定的，實際上對漢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客觀性也是根本懷疑的：在學科基本假設上，經典漢學已經把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死去的文明來對待；在學科體制上，漢學是歸屬于現代西方學科體制的，故而在東方學體制下，漢學研究不是接近中國而是疏遠和排斥中國，這樣，整個西方漢學史就證明漢學只是一種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話語4。

然而，區別于根植近東研究而衍生的東方主義，漢學主義實際上是由西方構建并運用在西方與中國的接觸時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事務和闡釋紛紜復雜的中國文明的認識論進而演變為意識形態，反映的是西方學者和非西方世界在中西方接觸時所持有的一系列觀點、信仰、態度和價值的總和5。

其理論基礎早已揚棄了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束縛，發展成為基于“文化無意識”和“知識的異化”進行的考量6；相較于東方主義論及為殖民鋪路的或隱或顯觀點、思想、信仰、意識形態和學術行為，漢學主義從根本上講卻是一種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認識論、方法論和西方視角的指導下所進行的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并因中國人和非西方人的參與，從而復雜化的、全球性的、多邊構建的理論范式和文化現象，其中不僅有西方人通過西方視角對中國文明的觀察，更有中國人通過西方認識論和方法論對世界、對自己的文化，以及對于自身的觀察7。

《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

這也就是說，雖然歷經短短20來年左右的發展時段，但漢學主義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歷經了故步自封于傳統東方主義麾下的沉靜和停滯，已然飛躍到一種西方漢學體系與中國本土思維有效碰撞后達到的有機整合和能動敘事階段，中華文化本有的吐故納新能力，正在踐踏出更加客觀的審視、闡釋遠東獨特文明的新路。

在今天多方鼓吹的“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浪潮中，固守東方主義的窠臼，無疑將會籠絡住我們的意識，從而羈絆住我們的行為；而突破相沿成習的東方主義羈絆，新興的漢學主義思潮，未嘗不可小試牛刀。

作為中國古典文化元素集大成者的小說《紅樓夢》，本是滿漢文化融攝的產物，迄今已有150多種語言的不同篇幅譯文（本）出現8，其中豐富的東方文化元素久經西方語言碰撞，自然可以作為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一較高下的試金石，故而，《紅樓夢》的多種譯本在相當程度上也不啻考察“一帶一路”文化建設的可靠樣本。

下面我們以《紅樓夢》中僅出現一次但內涵紛擾、而在迻譯時又歧見紛出的“騷達子”一詞及其多種歐亞語言譯文為例，看看譯者們是如何自發消解東方主義的窠臼羈絆，又是如何自覺實現漢學主義的范式突圍的。其間參考文獻的引用，若未有特殊說明者，皆以其通行本為準，不贅。

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9：

王叔暉繪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一時湘云來了，穿著賈母給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云鵝黃片金里子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妝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

首先我們注意到，在本文涉及的多種對應譯文中，黑山斯洛伐克譯文之Aspoň pod?a toho, ?o má na sebe oble?ené10“至少從穿著上看如此”乃承前文之“孫行者”而進行的轉述，符合其迻譯《紅樓夢》一以貫之的講述特色，存而不論；而裘里之英譯a young bewitching ape11“年輕的蠱魅猿猴”，在英譯者自陳其“為了保存原作的含義，不甚注重音律”12（the text has been more adhered to than rhythm）13宗旨輝映下，不僅顯得離題萬里（但比解作“小騷羊羔兒”14恐怕還是要靠譜些），而且還籠罩著一種獵奇式的他者情調，正是彼時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臣民面對全世界的東方主義眼光之自然流露。

其次我們再來認真審視上述《紅樓夢》原文，這里是根據程乙本而出的引文。雖然《紅樓夢》版本紛繁，文中關鍵詞句異寫眾多，但在這個細節之處卻是高度一致的：俞平伯八十回校本15、三家評本16、程甲本17皆是如此；而在庚辰本18、戚序本19、蒙府本20、甲辰本21、夢稿本22等迄今可見的脂評本中亦復如是，概無分歧。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版校注本《紅樓夢》

唯程甲本在整理出版時另有注釋詳述23：

小騷達子——又作「小臊韃子」，本是一種侮稱。騷：狐臭。《山海經·北山經》：「食之不驕。」晉郭璞注：「或作騷。騷，臭也。」同「臊」。臊：肉類及油脂的腥臭氣。韃：即韃靼，蒙古族別稱。宋彭大雅《黑韃事略》：「黑韃之國，號大蒙古。……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這里是一種戲語。

其實，這段注釋可以視若此際中文世界的紅學家對其內涵的權威認定。

從南北朝開始，“韃靼”一詞在漢籍中就有了紛繁蕪雜的相關記載：大壇～壇壇（柔然）、達怛（室韋）、達靼（靺鞨）、塔坦（塔塔兒）、韃靼～達打～達達（蒙古）等（將其視為波斯語“父親”一詞的轉譯、從元代開始才進入中國24則大謬不然），其指稱范圍隨時代和民族不同而歧異較大，不一而足，但總的來講都是對出現在歐亞大草原上不同游牧民族的泛稱。從而，“韃靼”一詞先天具有溝通絲綢之路、振蕩歐亞大陸兩端主體民族的特質。

而自蒙元以來，從“韃靼”一詞衍生出來的“達子”“韃子”“韃虜”等，便成為漢人對北方以（原）蒙古人為主的游牧民族之蔑稱了，例如——

（宋）話本《碾玉觀音》：郡王（韓世忠）從墻上取下殺達子的大刀……25

（元）《老乞大新釋》：況你這幾個火伴的摸樣，又不是漢人，又不像韃子，不知是甚麼人。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范鰍兒雙鏡重圓》：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

《警世通言》會校本

進而，鑒于北方民族多食羊肉而沾染上漢人所不喜的腥膻氣味，從而便有“騷達奴”這樣更具貶抑性的稱呼出現，例如（明）周朝俊《紅梅記·城破》：

賺得些錢兒，指望拿回養家，不想這騷達奴不先不后闖將來，圍了禁城，使我上不上下不下。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騷達奴”這樣的語匯存在，當我們在《紅樓夢》中遇到“騷達子”一詞時，從字面上就很容易將其同“主食腥膻羊肉的韃子”相聯系，從而視若對蒙古民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侮辱性稱呼26。

清末民初史學家、教育家鄧之誠（1887—1960）撰《骨董瑣記》，引清人柴桑《京師偶記》再行轉引元末明初人葉子奇（約1327—1390）《草木子》27。

元朝北人，女史必得高麗，家童必得黑廂，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臊韃子小口，以多為勝，競相夸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

《唐長孺批注骨董瑣記全編》

若此史料不誤，則表明近似“騷達奴”的“臊韃子”一詞早在元代就已出現，也頗為適應元代民族矛盾尖銳、備受欺凌的漢人和南人對處于社會階梯金字塔頂層的蒙古人的審視心理。

顯而易見，漢人這樣的意識同西方人在東方主義視閾下呈現出來的妖魔化異質心態一樣異曲同工，上述北師大《紅樓夢》校注本所給出的相關注解，正是這一思維模式的典型反映。

無獨有偶，同樣浸潤于漢字文化圈的日本譯學界，在不同的日譯者迻譯《紅樓夢》時基本上也作如是觀。

松枝茂夫日譯本28：蒙古人の小者(五)——五 蒙古人の小者————清朝時代，滿州貴族（八旗）の家では蒙古人の少年を召し使うことが流行し、その數の多いのを誇る風習があった。

伊藤漱平日譯本29：蒙古人の小者(注八)——八 蒙古人の小者 原文「小騒達子」。「騒達子」は「臊達子」「騒韃子」とも書き、蒙古人のことをいやしめていう（清代では滿蒙人を「韃子」といい、漢人のことは「蠻子」といった）。旗人（滿州貴族）の屋敷では、この蒙古人を奴婢として用いる風があった。

具體之于這一文本細節，日譯者還援引滿清貴族風俗加以展開論述，這是自西方漢學借鑒而來的東洋學做派的典型表現，其言之鑿鑿，真有令人不得不信之架勢。

《日本漢學史》

早在近一個世紀前，日本學者已經在主流學界幾乎全面顛覆了其傳統漢學，并開辟了東洋學以及所謂支那學的新紀元，從而迅速在20世紀確立了其在中國學研究上難以撼動的國際領先地位——認真審視日本中國學的發達史，十分有助于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學術諸層面30。

日本近代東洋學的興起，除了來自西洋東方學以及西方漢學的影響之外，更主要是西方現代學術特別是德國蘭克（Leopolde von Ranke）學派科學方法整理史料的風氣影響，從而養成了注重歷史原始材料科學搜集與整理的習慣，并在方法論上推重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尋找亞洲大陸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聯系，從而一開始就和西洋東方學差不多在同一軌道上31，這時的日本東洋學者仰仗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的努力和成績，在研究東洋學上采取俯視亞洲其他民族的立場，在認識論上都把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和作為研究工具的西方學術視若他者32。

在20世紀中后期成長起來的《紅樓夢》日譯者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特別是后者），深諳東洋學門徑，在其搜集材料的可能范圍之內，為讀者詳盡勘訂了“騷達子”的內涵和外延，充分體現出日本學界超越傳統西洋東方學的模式和業績。

伊藤漱平譯本《紅樓夢》

從這個角度審視，日本東洋學正是今天我們追尋漢學主義“正解”在日本學界的折射——當然，東洋學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非日本）國家所采取的藐視態度，則是其與漢學主義的本質區別，故而不為我們所取。

甚而至于在南歐的保加利亞譯本中，即便是譯者沒有將“騷達子”徑直譯作“蒙古人”，在其接踵的腳注中卻也給出了符合上述思維模式的闡釋。

韓裴保加利亞譯本33：вонливо варварче от Севера264——264 Северен варварин – така китайците наричали подигравателно монголите или татарите; вонлив е намек за овчите кожи, които обличали, или за овнешкото което ядели.

中文回譯：來自西方的戎狄——西戎：漢人稱呼蒙古人或韃靼人；衣羊皮、食羊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保加利亞譯者將“達子”視為“來自西方的戎狄”（варварче от Севера）亦即“西戎”（Северен варварин），在方位概念上出現了明顯的舛誤——相對于自比居于中原的正統王朝，即便是源出東北一隅的滿清，其眼中的“夷狄”主要還是指來自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

從保譯者的腳注看來，他是將“騷”和“達子”分開來認知的；從方法論上看，他沒有援引保加利亞語中直接淵源自“韃靼”或者“蒙古”的語匯，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杜撰出跟“西戎”意蘊切近的表達法（盡管語義有欠精準），這是消解東方主義“他者”視角、轉而暗合漢學主義“己者”模式的典型表現——出自深受當代中國學術影響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保加利亞一個學者筆下，讓我們看到了傳統西方意識形態羈絆得以掙脫、新興遠東理論模式突圍的曙光。

《紅樓夢》保加利亞譯本

如果說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訪學的保加利亞譯者的實踐，還是在最近一兩年間或多或少受到由北外學者主導爭議的漢學主義大討論的話，那么，與之處理模式差可比擬的德國《紅樓夢》前80回譯者史華慈（Rainer Schwarz）的翻譯實踐，就更能說明問題了。

史華慈德譯文34：ein stinkiger kleiner Kamelführer“有膻味的小的駱駝牽引者”

同樣，德譯者沒有直接利用德語中固有的“韃靼”“蒙古”等詞根形成的語匯來對譯，而是將“騷”和“達子”分開后，杜撰出Kamelführer“駱駝牽引者”來加以對譯，這樣也就自然擯棄了類似內亞族名帶來的“黃禍”（英語yellow peril、德語gelbe Gefahr）色彩，以內亞游牧民族典型的關聯動物——駱駝支撐起德語讀者的中性想象來。

這個《紅樓夢》德譯本雖然正式刊行于21世紀初，但史華慈的翻譯工作早在1990年就已完成。那時他還在東德，本人信仰共產主義，并有著長期的對華交往經驗和工人運動研究心得。

《紅樓夢》史華慈德文譯本，歐洲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鑒于彼時的中國尚無在理論界抗衡東方主義的底氣和自覺，故而我們推想：史華慈在德譯“騷達子”時的表現，與其說是其通曉中文而知華、親華帶來的下意識舉動，毋寧說是社會主義理論中貫穿的各民族平等思想帶給他的自覺行為——而這種翻譯自覺，卻又遙相呼應了20多年后我們在“一帶一路”文化建設中大力提倡的漢學主義突破羈絆模式。

當然，還有徑直將這里的“騷達子”解作“蒙古人”的譯本，包括上述日譯本在內。

帕納休克俄譯本35：похожей на монгола“好像蒙古人”——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俄語中雖然有源出“韃靼”的татарин～татарка“韃靼族”和源出“韃子”的таз及其復數形式тазы“達茲族”，但因其在俄語語境中容易混同于現代既有的民族，因而俄譯者用“蒙古”來對譯“達子”，或許可以看作一種便于俄語讀者理解的變通處理。

穆旭東錫伯譯本36：（

）ajige fung?un monggo“小騷蒙古人”

清代中葉從東北故地遷居新疆戍邊駐防的錫伯族，本是滿族的分支之一，因其聚居模式而在滿語文幾近消亡的今天還頑強保留了可與舊時滿族相通的錫伯語言文化。

錫伯譯者在將《紅樓夢》譯成錫伯文時把“騷達子”處理為“騷蒙古人”，明顯是受了“蒙古韃子”這一傳統貶抑性表述的影響（參見東北地區舊時常見的“蒙古大夫”意指江湖游醫的例子）。這個表述同西方人看待“蒙古”族名的潛意識惡感頗有相通之處。

但自13世紀用“蒙古”為統一名號的中亞游牧部落入侵歐洲、釀成至今仍令西方心有余悸的“黃禍”以來，“韃靼”這一族名雖然時有分合，但同“蒙古”一樣在西方語言中往往充滿了東方主義的妖魔化異質色彩；又由于近代以降西方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話語權，反過來深刻影響了東方本土學者的民族思維。

《哈斯寶蒙古文版〈新譯紅樓夢〉》，李麗、梅花整理，遠方出版社2024年8月版。

王和達捷克譯本37：nějaká tatarská koketka“某種韃靼行止”

捷克譯本以其嚴謹、準確、精審而在捷克語乃至斯洛伐克語世界廣受好評，但對于這一細節卻處理得含糊其詞，或許可以認為捷譯者是試圖以這樣一種淡化處理的方式，部分抵消捷克語中源出“韃靼”的語匯帶給讀者的不良感受，對照其20世紀60—80年代譯竣付梓的曲折經歷，不失為漢學主義未興時突破東方主義羈絆的一種可行嘗試。

李治華法譯本38：petit Tartare“小韃靼人”

趙振江西班牙譯本39：una jovencita tártara“韃靼青年”

植根于華人身份的法譯者和西班牙譯者將“騷達子”直接視若“韃靼人”，刻意漏譯了原文中看上去頗具貶義的“騷”字，在20世紀下半葉中國雖然實現了民族獨立、但卻從長期陷于內斗到艱難打開國內的困境反襯下，未嘗不是一種盡人事、信天命而反抗東方主義之自覺意識的體現。

《紅樓夢》法譯本

英語族名Tatar“歐亞草原地帶（Tartary）部族及其后裔”來自古法語Tartaire，后者經由中古拉丁語Tartarus“韃靼人、蒙古人”源出古突厥文（

英國東方學家裕爾（Henry Yule）譯注《馬可·波羅行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book 1, chapter 13）：Persia is a great country, which was in old times very illustrious and powerful; but now the Tartars have wasted and destroyed it.——這里用的就是該族名的本義。

作為對照，下面我們僅以英語為例，對“韃靼”對應的Tartar一詞的語用情感色彩略作考察，引例不妨也就局限于《紅樓夢》的英譯本中。

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馀音》41：

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著頭兒鬧，引著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么刁不刁了！”

霍克思英譯42：Well,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when you marry you have a real Tartar for a mother-in-law and lots of nasty sisters-in-law with tongues as sharp as yours. It will serve you right!

《紅樓夢》霍克斯英譯本

第一百十九回《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43：

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么信，沒人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后門來的，不妨事。”

楊憲益英譯44：As her quarters are in the back and she's such a tartar, nobody passes on any news to her.

可見，婆婆的“利害”和大太太的“待人刻薄”，不同的貶抑情緒在不同的20世紀英譯者筆下，都能訴諸同一個族名Tartar及其引申意蘊來加以活靈活現的表達，由此可見“韃靼”族名之于西方的貶義色彩之持久了。

而如果這個族名出現在《紅樓夢》英譯文中，那又會呈現什么態勢呢？

彭壽英譯本45：a stinking Tartar“有膻味的韃靼人”

作為第一個完整譯出120回全文的《紅樓夢》英譯本，譯者注重中文原文到英文譯文之間的跨語際字面對應效果，故而“騷達子”的字面拆解在這里得到了忠實體現，長期盛行于西方的東方主義“異質”的妖魔化效果不經意間得以流露于英譯文的字里行間。

《紅樓夢》楊憲益英譯本

楊憲益英譯本46：a saucy little Tartar“粗俗的小韃靼人”

這個英譯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官方主推、面向西方進行外宣的正式版本，從漢語拼音業已為聯合國認可、而英譯全書仍然采用威妥瑪拼音就可看出，該譯本具有迎合西方讀者閱讀習慣的傾向。

然而在具體實踐中譯者還是堅持了本位主義的文化立場，大量采用杜撰的意譯和仿譯來二度呈現《紅樓夢》的紛繁表達。基于這樣的背景，我們看到“騷達子”就被譯作“粗俗韃靼人”，用貶義色彩較輕而相對模糊的saucy“粗俗”一詞來代替貶義色彩較重而相對具體、也更能對應“騷”字語義的stinking“腥膻”加以處理，也是“中華尚未崛起”的時代試圖掙脫東方主義羈絆的一種無奈之舉了。

霍克思英譯本47：a Tartar groom“韃靼馬夫”

身為英國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霍克思能夠毅然辭去教職，潛心英譯《紅樓夢》前80回，表明了他對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優秀元素的摯愛；而其在迻譯過程中的廣采博收、詳盡考證和匠心獨運，更是沒有辜負他本人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燕京大學游行隊伍中的激情。

這里他將“騷達子”譯作“韃靼馬夫”，一如前述李治華在法譯時和趙振江在西譯時刻意漏譯“騷”字的處理，只不過，霍克思的非華人身份使得他在東方主義依然甚囂塵上、漢學主義尚無半點崢嶸的時代，更加凸顯出其呼應后來理論突破的翻譯實踐和文化傳遞價值，同時也證明了我們現今推行“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時東方主義的可破性和漢學主義的可立性具有超越國家、民族藩籬的普適性，而不僅僅是華人圈子里的自說自唱。

霍克斯《紅樓夢英譯筆記》

上述十余種《紅樓夢》的譯本，綿延時段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的今天共計130來年，它們對“騷達子”的認知和跨文本轉換，皆是立足于中文文本的字面傳統訓詁而實現的。

然而，若將“騷達子”的上述內涵置于小說《紅樓夢》得以成書并傳抄刊行不絕如縷的清乾隆時代，立即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這是文字獄最為興盛的歷史時段，作為異族入主中原統治廣大漢族的滿清上層，何以對這一極為觸犯忌諱的文字表述熟視無睹呢？盡管在充滿民族意識的江南士大夫心中始終認為滿清“非正色”的“異種”，但林黛玉笑謔中稱史湘云為“小騷達子”是對異族敵視的一種潛意識流露48，這樣的見解顯然不適用于其歷經多次文字獄的“洗禮”仍然安然無恙、并且多次傳抄還毫無分歧的歷史事實。

要妥善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這個“騷達子”根本就與漢文中習焉成久的民族蔑稱“騷”“達子（韃子）”毫無干系，而且為當時的滿人和漢人所熟知。

《北徼紀游》

清末東北人宋小濂（1860—1926）所撰《北徼紀游》49一書述及沙俄兵制50：

俄人兵制有三：曰稍達子為步兵，曰嘎扎子為馬兵，曰馬大羅斯為水兵。

此“稍達子”即為俄文復數形式солдаты、出自солдат“士兵”一詞的漢字音譯51，故而深深浸漬于混雜了大量滿語成分的漢語官話東北方言中，繼而引申出了“當差的、小兵兒、小人物”甚至“老毛子（俄羅斯人）”等含義52。

清代后期曹廷杰（1850—1926）所撰《西伯利東偏紀要》亦有類似沙俄兵制記載53：

查各處俄兵俱呼沙爾達士，亦訛呼臊答子。步兵、炮兵皆系該夷種類，馬兵多以改裝奇勒爾、俄倫春、蒙古、回民及該國雅庫斯克人。

晚清朱一新（1846—1894）所撰《京師坊巷志稿》一書，在“京城往事”篇中記有位于崇文門內東城根的“臊達子胡同”、位于內城東城大興縣署胡同以北的“臊達子營”等曾有俄羅斯人聚居的北京地名54。

此外，清代北京外城和天津也有騷達子營、騷達子墳、稍子營等地名，這些卻是源出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中沙俄軍隊從天津進軍北京途中以及在北京的駐扎地55。

顯而易見，這里的“臊達子”當為前述“稍達子”“沙爾達土（臊答子）”之漢字異寫形式，意指“兵卒”，“臊達子胡同”即兵卒胡同，“臊達子營”即兵營而已。

以上雖是晚清的實證材料，但滿清同沙俄的交往由來已久。即便從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雅克薩之戰算起，到曹雪芹大略完成《紅樓夢》草創（未及全面修訂，貧病而亡）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

甲戌本紅樓夢

這期間清俄兩國之間頻繁互使，位于東江米巷玉河中橋西岸的清初會同館之高麗館在《尼布楚條約》（1689）和《恰克圖條約》（1727）簽訂后逐漸改造為來京俄國使團及商隊、以及來華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布道團居住的俄羅斯南館56，而清朝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的最高權力機關理藩院同時負責管理俄羅斯的外交事務，大量俄文典籍在此譯出庋藏57。

如果說清廷嚴格限制兩國的民間交往，那么有關俄羅斯兵制的術語則至少早早譯出并在旗人中間得以流傳。

由是，出身漢軍包衣家庭并曾親近皇室的曹雪芹家族，通曉類似“稍達子”“臊答子”這樣源出俄文的兵制術語并非不可能，從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雪天男裝的史湘云稱為“騷達子”，無非將其呼作“毛子兵卒”這樣的戲謔，既切合戲臺上和畫像中孫行者的打扮58，又絲毫不會觸犯滿清文字獄禁忌——這才是《紅樓夢》“騷達子”得以毫無異寫流傳至今的合理解釋。

不過，這種最為適應時代背景的解釋，還有待未來的《紅樓夢》譯者將其體現在其譯文中，從而成為漢學主義之根本——漢學研究在新時代的精微表現。

《紅學·迻譯·文化西行》

可見，僅就《紅樓夢》中的“騷達子”這樣一個細節，即使歷經兩百年的傳播，仍然處于不斷求索的運動變化過程中，既有的多種異族語言迻譯，也從早期明顯的東方主義他者幻象逐步轉向了中后期的漢學主義本位意識，其間具有華裔身份和熱愛中華文化的異域學者以其謹嚴精審的漢學考據作風支配著這一概念在跨語際表達中的扭轉，而且這種行為風范還將約束我們在將來對《紅樓夢》的準確譯介實踐活動。

對上述《紅樓夢》多語種譯本的細節探討，在“騷達子”的譯介平面共時展開，雖然不能完全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民族的所有語言（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內其實頁無法做到這一點），但從樣本抽取和剖析的角度為我們初步揭示了立足遠東固有文化底蘊、開拓嶄新理論視野、詮釋“一帶一路”文化建設的有效模式，其中對早已深入人心、但卻明顯過時的西方理論羈絆進行合理突破，正在成為我們面臨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注釋：

1、3方維規《“漢學”和“漢學主義”芻議》，《讀書》2012年第二期，第10頁、第10—11頁。

2、顧明棟《“漢學主義”引發的理論之爭———兼與張西平先生商榷》，《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一期，第141頁。

4、5張西平《關于“漢學主義”之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二期，第21頁、第22頁。

6、顧明棟《“漢學主義”：一種跨文化研究的新選擇》，《學術月刊》2013年第四期，第19頁；顧明棟《“漢學主義”引發的理論之爭———兼與張西平先生商榷》，《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一期，第139頁。

7、顧明棟《“漢學主義”：一種跨文化研究的新選擇》，《學術月刊》2013年第四期，第18頁。

8、唐均《〈紅樓夢〉譯介世界地圖》，《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二期，第45頁。

9、41、43、（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全四冊），啟功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611頁、第522頁、第1523頁。

10、Cchao, Süe-?chin: Sen o ?ervenom pavilóne: 2. diel, preklad: Marina ?arnogurská. Bratislava: Petrus, 2001: p. 343.

11、13、Joly, Henry Bencraft (tr.):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Vol. II. Hong Kong: Typographia Commercial, Ltd., 1893: p. 306, p. 2.

12、姜其煌《歐美紅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頁。

14、劉心貞《〈紅樓夢〉方言及難解詞詞典》，上海：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311頁。

15、（清）曹雪芹《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上、下），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28頁。

16、（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清）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閑人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6頁。

17、23、（清）曹雪芹《紅樓夢校注本》，張俊、聶石樵、周紀彬注釋，龔書鐸、武靜寰、周紀彬、聶石樵校勘，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74頁、第781頁。

18、（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共四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1140頁。

19、（清）曹雪芹《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共八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5頁。

20、（清）曹雪芹《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凡六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7頁。

21、（清）曹雪芹《甲辰本紅樓夢》（全四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8頁。

22、（清）曹雪芹《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全三冊），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版，第579頁。

24、62、65、66、68、何新華《〈紅樓夢〉騷達子詞義考析》，《紅樓夢學刊》2014年第四期，第208頁、第214頁、第215頁、第214—215頁、第216—217頁。

25、48、藍芝嘉《〈紅樓夢〉中“騷達子”之深意》，《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二期，第116頁。

26、周汝昌主編《紅樓夢辭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頁。

27、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51頁。

28、曹雪芹：紅樓夢（五），松枝茂夫訳，東京：巖波書店1974年版，第267、302頁。

29、曹霑：紅樓夢（中），伊藤漱平訳，東京：平凡社1969年版，第126—127、132頁。

30、31、32、陳懷宇《沒有過去的歷史：學術史上的日本東洋學——讀〈日本的東方將過去轉化為歷史〉》，《國際漢學》2009年第一期，第280頁、第284頁、第284—285頁。

33、Хинов, Петко Т. (прев., 2015): Цао Сюецин: Сън в алени покои (том II). София: Издателство “Изток-Запад”: п. 359.

34、Tsau, Hsü?-tji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oder Die Geschichte vom Stein, Kapitel 5: Spiegel der Liebe, übersetzt von Rainer Schwarz und Martin Woesler; Herausgegeben und pr?sentiert von der Roten Kammer-Traumwelt. Bochum: Europ?ischer Universit?tsverlag, 2014: S. 851.

35、Цао, Сюэцинь: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В 3 т. Т. 2, перевод под В. А. Панасюка и И. В. Голубева.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адомир, 1995: п. 66.

36、（拉丁轉寫）Ts’oo, Siyo Cin, G’oo E: Fulgiyan Taktui Tolgin (ujuci de duici debtelin), jai debtelin, Musioidung (ubaliyambumbi). Urumci: Sinjiyang Niyalma Irgen Cuban?e, 1993：第1963頁。

37、Cchao Süe-?chin: Sen v ?erveném domě: 2. Dielo, Old?ich Král (p?ekl.). Praha: Odeon, 1986: p. 146.

38、Li, Tche-Houa et Jacqueline Aléza?s (trs.):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Vol. 1, révisé par André d’Hormon. Paris: Gallimard, 1981: p. 1132.

39、Cao, Xueqin: Sue?o en el Pabellón Rojo (Memorias de una roca): Vol. 1; traducción de Zhao Zhengjiang y de José Antonio García Sánchez, edición revisada por Alicia Relinque Elet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2009: p. 858.

4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42、47、Cao, Xue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olume 2: The Crab Flower Club,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p. 791, p. 927.

44、46、Tsao, Hsueh-chin and Kao Ng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ume 3,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p. 556, p. 133.

45、Bonsall, Bramwell Seaton D. Lit. (tr.): The Red Chamber Dream, Hung Lou Meng: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Chaps. 120, manuscript, 1960s; II · p. 173.

49、李德山、劉奉文《宋小濂與〈北徼紀游〉》，《圖書館學研究》1986年第五期，第139頁。

60、（清）宋小濂《北徼紀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1、呂朋林《“騷達子”釋源》，《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四期，第14頁。

63、（清）曹廷杰《西伯利東偏紀要》，沈陽（奉天）：遼沈書社1934年版。

64、（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5、117、128頁。

67、趙云田《清朝的理藩院》，《北京觀察》2013年第五期，第72—73、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