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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輕的互聯網新貴們手握數以億計的采購預算,當企業的高速擴張遇上監管的滯后,一場關于權力與欲望的隱秘交易正在上演。
7月,餓了么前高管因貪腐被抓。他利用職權為供應商提供幫助,短短兩年,受賄金額便達到4000余萬元,同樣在7月,唯品會副總裁馮佳路因涉嫌個人經濟問題正在配合調查。
互聯網高管貪腐很早便存在了。資本與流量角逐的商業邏輯,讓企業在早期便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無限擴張中,當發展速度達到指數級增長,腐敗也在此滋生。
沸騰的時代,與發展與擴張相比,內控、監察、審計這些讓創業者“冷靜”的部門被擱置一邊。
但如今,隨著行業進入存量競爭階段,這些歷史欠賬正以觸目驚心的方式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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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鎏,從晉升到被查僅用547天。
公開資料顯示,韓鎏是“80后”,早年任職于京東商城和京東物流,2019年加入阿里巴巴,先后擔任餓了么資深副總裁、即時零售業務負責人、蜂鳥即配總裁等職務。
2024年3月,36歲的韓鎏升任餓了么CEO,成為阿里巴巴集團最年輕的總裁之一。但短短一年后,餓了么董事長吳澤明發布全員信,宣布自己兼任餓了么CEO,韓鎏降職專注分管即時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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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鎏接受審訊的畫面。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上海經偵ECID”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案件曝光前一個月,餓了么蜂鳥即配物流生態商大會在杭州舉行,韓鎏最后一次公開露面,他在會上大談“騎手取餐糾錯率下降19.8%”“等餐時間縮短10%”,并信誓旦旦地承諾“搭建高效有溫度的物流網絡”。
同樣在今年7月,唯品會副總裁馮佳路因涉嫌個人經濟問題正在配合調查。
從2013年10月,馮佳路開始擔任唯品會品牌與公共關系副總裁,負責品牌營銷相關工作。
過去十幾年里,馮佳路推動完成了唯品會的多個大事件,像是唯品會以“女性”“特賣”“正品”為核心的營銷策略等。
這種表面光鮮與背后貪腐的強烈反差,正是當前互聯網企業腐敗問題的典型寫照。貪腐已成為某些高管的"第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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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佳路 圖據廣東省電子商務協會
這些企業腐敗案件大多集中在供應鏈管理、內容采購和渠道發行等關鍵環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掌握著核心資源分配權,業務流程存在較大自由裁量空間,同時又缺乏有效監管機制。
6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某大廠員工馮某侵占1.4億獎勵金的違法犯罪內幕。為拓展業務、吸引流量,該公司經常出臺各類鼓勵服務商入駐和運營商開展活動的補貼政策。
馮某將本應嚴格保密的內部運營數據泄露給外部商戶,對方則提交符合獎勵條件的虛假申請材料,以霸占他人的努力成果。
網易游戲發行前副總裁、網易游戲前渠道發行中心負責人2024年亦卷入高管貪腐風波。事實上,大多數市場預算都需要經過渠道發行中心的審批,這一部門理應是審查、制約貪腐和預算浪費的關鍵。
然而事實并未如愿,這些崗位終成貪腐溫床,造成的損失極其巨大。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林斌分析了包括通信行業在內的“企業反舞弊聯盟”提供的5000多個舞弊案例后發現,企業因為舞弊損失的金額,約是舞弊者獲利金額的兩倍,企業的損失遠高于舞弊者的個人獲利。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 估計,在全球范圍內,腐敗可能會使經營成本提高 10%,此外,腐敗使發展中國家的采購合同成本增加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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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韓鎏家中查獲的部分涉案現金。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上海經偵ECID”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從2015年到2020年,五年內,國內27家互聯網企業共曝出腐敗舞弊案件36余起。
2025年5月,海淀區人民法院聯合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了《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白皮書提到,過去四年,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數量達到了127件,占非國家工作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總數量的36.28%,涉案總金額超過3億元人民幣。
2025年1月16日,陽光騰訊發布了反舞弊通報,去年,便有二十余人涉嫌犯罪,涉及刑事案件21起。2025年3月,抖音集團通報稱,2024年共有39人涉嫌違法犯罪,被集團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2025年6月23日,京東發布《2024年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報告提到,京東集團2024年調查貪腐案件221起。
過去,互聯網大廠流傳"刑不上VP"潛規則,一般情況下,企業對總裁及以上高層腐敗,大多不進行公開披露,以避免損害品牌形象、影響股價。
但現在,這種情況正在被"降本增效"的新常態打破——當互聯網行業進入存量競爭時代,每一分錢的流向都變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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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高管的貪腐,并非新鮮事。
過去30年,中國互聯網經歷飛速發展,無數創者秉承新的商業概念,締造無數商業神話。《財富》雜志2020年發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京東集團、阿里巴巴集團、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和小米集團赫然在列,且排名均有提升。
沸騰的時代,與發展與擴張相比,內控、監察、審計這些讓創業者“冷靜”的部門被擱置一邊。
段秋斌在《互聯網企業反腐密碼》中談到,部分互聯網行業從業的內審監察部門人員吐槽:“互聯網公司普遍不重視管理,大家熱衷概念炒作,如何吸引流量才是主要工作,其他都靠邊站。”
2010年之前,互聯網科技公司很少有自己的反舞弊調查機構,腐敗被認為是家丑,不會對外宣傳,也很少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處理方式多為內部警告、嚴重者予以辭退。
隨著BAT等巨頭平臺快速成長,一系列內部舞弊或貪腐行為開始影響企業的良性發展,并動搖經營根本。頭部互聯網企業開始不斷加強對貪腐行為的打擊力度。
但此時,反腐多是為應對披露和上市公司合規要求被動反腐,或者公司戰略需求的政策反腐。
直到2017年,互聯網反腐圈出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典型事件——京東、騰訊、百度等企業聯合發起“陽光誠信聯盟”,通過互聯網手段共同打擊腐敗、欺詐、假冒偽劣、信息安全犯罪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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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公眾號陽光誠信聯盟
2019年,互聯網行業迎來分水嶺。這一年,富士康、長安福特、甲骨文、三星等科技制造巨頭接連爆出大規模裁員,釋放出明確的行業信號:流量紅利正在消退,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
互聯網企業一反常態地開始大規模自曝家丑,貪腐案件披露數量呈現爆發式增長。其中,商業賄賂、職務侵占成為互聯網公司打擊舞弊貪腐行為的重點。
這種“自曝家丑”的做法,恰恰揭示了企業在發展模式轉型期的陣痛與覺醒。
2020年4月20日,百度發布內部郵件稱,集團副總裁韋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經被公安機關帶走。
就在兩年前,2018年,韋方剛出任公司副總裁,掌管財務管理方面的工作,也是在這一年,他監守自盜,讓公司和自己實際控制的公司簽署多份虛假服務協議書,騙取公司財務近千萬,他也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
2021年,原優酷高管馬筱楠因受賄150萬元被判有期徒刑5年。而在2020年11月,優酷便有高管因受賄800多萬,被判刑7年。
馬筱楠所涉案件,同樣與利用職務便利收受好處有關。她利用職務便利,幫助《泡芙小姐》《青囊傳》《天書奇譚之平妖傳》等多部電視劇立項、審核推進上提供幫助。
2022年,滴滴前高級技術總監于曉聲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獲處有期徒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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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曉聲在2015年7月入職滴滴無限擔任高級技術總監,負責網絡服務器的建設和運營,并參與服務器采購的招投標。
在于曉聲負責的招標流程中,北明軟件和浪潮公司本來不是合理中標者。為了讓這兩家公司中標,他會提前告訴這兩家公司內部信息,甚至安排下屬篡改兩家公司內部的評價分數。
作為回報,這些公司會提供給于曉聲“好處費”,其中手機有存款記錄的是26筆,共計約797萬元,還有見面給的現金。
2022年,快手原副總裁趙丹陽獲刑七年。在快手工作時,趙丹陽負責搭建內容審核評級系統,他利用快手內容評級部的職務便利,收受外包公司的好處費,以換取其在內容分發和推薦上的便利。
除了收受賄賂,趙丹陽還和自己的下屬一起,想出了更加隱蔽的斂財手段。他們利用職務之便,以虛構員工工資、加班工資等方式,侵占公司的錢款。這些錢雖然每次數額不大,但積少成多,最終也達到了88.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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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團曾發布文章稱,2022年,美團查處并移送司法機關107人。這是美團第一次公開對外發布貪腐信息,此前僅在內網通報。
如今,互聯網反腐這場大戲,終于演到了最精彩的章節。
當年喊著要"顛覆世界"的科技新貴們,如今正在被自己放縱的貪腐文化反噬。從草創時期的野蠻生長,到現在的壯士斷腕,這個行業終于明白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再炫酷的商業概念,也敵不過最原始的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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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底,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在一次內部大會上,稱騰訊貪腐問題“觸目驚心”,很多業務做不起來,并不是因為管理者問題,也不是業務方向問題,而是貪腐漏洞太大,業務被掏空了。
高層震怒的背后,一個更嚴峻的趨勢正在顯現——互聯網貪腐不僅數量激增,其人員結構也呈現出新特征。
2025年5月,海淀區法院發布《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
《白皮書》顯示,案件涉及被告人共計203 人,被告人案發時年齡在 22 歲至53歲不等,平均年齡為36歲。
從被告人任職情況來看,大部分案件被告人所任職務為部門經理、總監、主管、負責人等具有一定管理職權的職位,被告人為中層及以上職級案件79 件,占比 62.20%。
127 件案件中,基層普通職員貪腐犯罪金額共計 5000多萬元,個案平均犯罪金額達 126.5 萬余元。
由此可見,貪腐行為并不受職級的限制,大型互聯網企業因其積累的行業地位、競爭優勢,不少基層崗位權力大、“油水”多,低職級人員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權力或資源,同樣有可能滋生更大的貪腐行為。
今年5月,北京海淀法院便公布一批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利用平臺“軟權力”實施貪腐的典型案例。
某短視頻平臺基層運營人員郭某,在一年多時間里,向4名主播違規提供快速解封、加“白名單”等幫助,作為交易,累計收受主播行賄300萬元。
2024年5月,央視《法治在線》欄目報道了一則案例。被告人王某是杭州某電商平臺的基層員工,負責這家電商平臺家具類目官方旗艦店入駐的審批業務的初審,在短短一年時間內,王某共計違規審批通過了400多家店鋪,涉案金額1.3億元,王某違法所得9000余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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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問題很普遍,甚至觸及企業根本,互聯網企業陸續成立監察調查部門。
美團成立“重案六組”、京東成立內控合規部等。
“如果公司懷疑你貪了10萬元,就算花1000萬元調查取證,也要把你給查出來。”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曾在內部培訓會上放出“狠話”。
2017年初,字節跳動開始建立專用數據庫,花費一年時間導入業務數據,監察、審計人員可以從中檢索。
事實上,盡管企業使出了殺手锏,但貪腐總是管不住。
“屢禁不止”的緣由很多,像是管理的灰度、人性的貪婪、數據的去中心化。
互聯網公司大多扁平化管理,很多業務部門可以直接掌管和接觸公司的業務和流量資源,而且員工自主決策和行動空間更大,這讓貪腐變得更加容易,也更高發。
段秋斌在《互聯網企業反腐密碼》中提到,現在我們使用的財務制度是工業時代創造的。那時,企業的主要資產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比如機器、廠房、原材料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些東西的價值很容易算清楚,所以企業的財務報表上寫的資產,和企業實際擁有的東西,基本是一樣的。
但現在,很多都是無形資產。在互聯網平臺上,很多利益以虛擬形式存在,流量、虛擬幣、代金券等。這些無形資產的價值很難準確衡量,導致互聯網公司的財務邏輯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不透明,讓人難以捉摸。
《白皮書》中提到了一個案例,石某某在一家網絡科技公司任產品用戶經理一職,在職期間,她利用職務便利,讓其他公司和其公司合作虛擬貨幣獎勵業務,并通過多個貼吧賬號將部分虛擬貨幣變現,并轉入其控制的個人銀行賬戶。
互聯網平臺通過技術手段記錄和管理用戶行為,同時擁有很大的規則制定權和決策權,這種權力如果被濫用,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
如在電商和短視頻平臺中,平臺有權在用戶入駐、評級、熱搜提報、爭議解決等事項中制定規則、決策評判、實施獎勵和處罰,只要用戶和平臺建立關聯關系,均必須按照平臺設立的規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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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大型互聯網平臺中,大到用戶簽約、賬戶封禁和撈回,小到任意一個加 V 處理或熱搜置頂,背后均攜帶巨大流量和商機。
互聯網平臺手握巨大的規則制定權和資源分配權,但令人憂慮的是,相應的監管機制卻明顯滯后。這種"權責失衡"的狀態,使得平臺權力猶如脫韁野馬,在缺乏有效約束的環境中肆意擴張。
行業內部會組織陽光誠信聯盟、企業反舞弊聯盟,互聯網公司會把涉嫌違法、犯罪的員工信息在平臺內共享。
這種"抱團取暖"式的自治模式雖然具有一定震懾效果,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凸顯:
當企業利益與反腐要求發生沖突時,自律公約往往會讓位于商業考量。
白皮書中也提到,互聯網企業對于腐敗治理其實存在著憂慮,因為互聯網企業更注重輿論影響,擔心媒體的報道、文書的公開,會衍生出負面輿論,影響到企業效益。甚至部分企業更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理方式。
2019年,南方周末曾做過互聯網貪腐的相關報道。一名曾在頭部電商負責采購的員工向記者坦言,“互聯網公司的貪腐,很多時候真的是因為人手不夠……如果靠互相監督,比如請雙倍的人,企業成本又會比貪腐的損失大。”
事實上,按照刑法規定,非公受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職務侵占(公司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等行為,不論公司是否報案,只要公檢機關發現,就能處理、起訴。
但一般情況下,如果公司不報案,警察很難發現線索。
這種妥協的態度,最終損害的是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不過,從早期的“家丑不外揚”到如今的“自曝家丑”,互聯網大廠的反腐之路雖艱難,但已邁出關鍵一步。然而,僅靠企業自身的努力遠遠不夠,這種努力需要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這不僅是對企業、商業環境、公平競爭秩序的保護,更是對每一個普通用戶的保護。畢竟,在這個數字化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與互聯網息息相關。
部分參考資料:
1、《互聯網企業反腐密碼》段秋斌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互聯網大廠里的腐敗案》觀廿
3、《 多家互聯網大廠高管“落馬”,嚴查之前要有嚴防的反腐機制》紅星評論
4、《 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5、《大廠反腐,刑上總裁》真故研究所
6、《互聯網大廠反腐,多位高管落馬,有基層員工違法獲利近億元》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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