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身份證消費領補貼：25%折扣打不過百姓的“儲蓄焦慮癥”

“當貨幣流通速度放緩時，再多的政策興奮劑都像往沙地里倒水。”——凱恩斯

經濟學家李稻葵提出“五一發放萬億補貼”建議，這個看似慷慨的消費方案，暴露了中國經濟轉型期最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李稻葵團隊測算的“1元補貼撬動4元消費”模型，如2020年杭州消費券案例，3.5倍乘數效應也曾讓政策制定者眼前一亮。

但今時不同往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居民儲蓄率攀升至36%，北京、上海高端商場客單價卻同比下降12.7%。這說明了一個殘酷現實：消費刺激政策正在遭遇邊際效用遞減的“抗藥性”。

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飽和與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斷層，構成了特殊的“消費冰火兩重天”。

北京SKP商場春節單日銷售破10億的盛況，與拼多多農貨訂單暴漲257%的數據形成魔幻對照。

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任何“一刀切”的補貼政策都可能淪為“富人領券買奢侈品，窮人存券等過期”的劇情。

上面會議提出的“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直指問題核心。國發委數據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但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仍占63.2%。

更嚴峻的是，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30%的平均水平。這解釋了為何上海陸家嘴白領開始流行“自帶午餐”，而北京中關村的碼農們把“拼單消費”變成新時尚。

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已成當務之急。德國“工資集體談判制度”使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長期保持在60%以上，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用7年時間實現居民收入翻番。

這些國際經驗表明，唯有建立工資增長與生產率提升的聯動機制，才能打破“越刺激越儲蓄”的惡性循環。

在出口承壓、投資邊際效益下降的背景下，消費刺激需要更精巧的政策設計。新加坡的“消費稅補助券計劃”值得借鑒：

針對不同收入群體設計差異化的數字消費券，配合現金補貼和稅費減免。杭州曾試點的“技能提升消費券”，將補貼與職業培訓掛鉤，帶動教育消費增長38%。

更根本的突破在于財富分配機制改革。證監會數據顯示，A股現金分紅比例已連續5年超過30%，但散戶投資者占比仍高達60%。

建立上市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完善三次分配制度、試點負所得稅制度，這些觸及深水區的改革，才是破解消費困局的“金鑰匙”。

站在歷史維度觀察，中國正經歷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陣痛。發改委專家測算，每提升1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可拉動GDP增長0.5個百分點。

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所言：“真正的消費革命從來不是靠補貼催生的，而是源于對未來的穩定預期。”

當我們討論萬億補貼時，本質上是在尋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密碼——這個密碼不在身份證的芯片里，而在每個勞動者對美好生活的確定性期待中。

（周愚，評論人、商業評論人、財經評論員、策劃人、投資人，某寶前十品類操盤手、多家媒體及機構邀約評論人，發表商業評論千萬字，已委托快版權，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