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擊湖南師大引用胡適名言的小丑，成為了胡適先生那句話的注腳

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余英時先生曾說：“胡適在今天的影響是間接的，但胡適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確遠在其他同輩學人之上”。

曾任周恩來外交秘書，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李慎之先生也曾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何解？魯迅的文章是深刻的，他善于揭露、善于批判，但要論思想性，他不如胡適。胡適沒有魯迅先生的憂憤深廣，但他始終以實用的理性精神為當時的中國提供一種可資利用的實際知識和科學地理解知識的基本方法。

所以說如果20世紀讀了幾十年深刻的魯迅，依舊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么不妨讀一讀淺白、清楚的胡適。

胡適的思想并不復雜，他研究并接受實用主義哲學，這是一種方法論，提倡“大膽假設，細心實證”，“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胡適1917年回國時，本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幾乎不可能。胡適隨后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主張自由主義，提倡“自由、民主、容忍、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受到國共兩方面的反對。

胡適不改初衷，他喊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一方面承認個人自由，確立個人價值，“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健全的人，要擔當，要負責，要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新因”。

“造新因”就是造就新人，胡適一直將開啟民智當作首要事務，認為“民眾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他到北大以后通過講堂和報刊，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這是他光芒萬丈的時期。

胡適的思想看起來不是那么過癮，也不足以激蕩人心。他對時事政局、歷史人生的評判也未必見得多么深刻、 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奧，它能讓你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獨立的思考，堅持獨立的批判，爭取說話的自由，對不同意見的寬容。

不了解胡適的粉紅以為他是反動文人，恰不知胡適批國民黨批得更兇。孫中山死后，被國民黨封神。胡適寫文章論證孫中山的學說既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

陳德徵在《民國日報》刊文批判胡適：

不懂得黨，不要充內行，講黨紀；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對于主義，瞎費平章；不懂得法治，更不要冒充學者，來稱道法治。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于總理的最高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

胡適針鋒相對，連續發表了《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作出嚴厲的批判，且矛頭直指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

不久，胡適的這些文章與其他倡導人權與法治的同仁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胡適批蔣一直批到老，1952年11月，已過花甲之年的胡適當面批評蔣介石說：

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我說：憲法只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

相反，年輕時的毛澤東受到胡適影響，對胡適甚為肯定。有人可能會說，那時毛澤東思想還不成熟，肯定胡適，不能說明什么。但到1936年，毛澤東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毛澤東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 胡適之先生造的”。

毛澤東到1940年后仍肯定胡適。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載的《平津戰役前后 毛澤東對北平文化的保護》一文中，直到1947年12月，毛澤東還在爭取胡適“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到50年代中期，全國知識分子都在批判胡適的時候，毛澤東仍對胡適持總體肯定態度。在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毛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不可否認，胡適并非完美，他有書生的天真，他被各方勢力批評，他的文章一經發表備受爭議。但時至今日回頭再看，胡適的箴言發人深省。

那些試圖一 夜之間在地上建天堂的夢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著邊際的追求注定了將碰得頭破血流。胡適這些確實無甚高論，卻更顯難能可貴，這是真正清醒的知識分子。

胡適對于當下的意義何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他為現代中國提供了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此言可謂一針見血，胡適講求理性，注重邏輯，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都為未來的中國人提供了清楚明白的方法論。今天的中國社會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科學訓練和邏輯訓練的缺失，看到社會所彌漫的非理性的情緒，看看許多情緒化的宣泄，這些都會讓胡適注重基本的方法論，注重邏輯和實證的思維方式更有意義。

李慎之先生說“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之時，是在本世紀初。正如上文所言，對胡適的評價經歷了“批判”、“大落”、“修正”、“再起”等幾個階段，今日早有定論。不是網上哪個自媒體喊幾聲，就能再掀起一場批判運動的。他們的反應，恰好成為了湖南師大所發胡適先生那句話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