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

前言做媽媽，對女性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成為母親，對她們的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同育兒選擇背后又有哪些具體的考量和掙扎？帶著這樣的追問，作者泓舟與20多位女性進行了深度訪談，其中有職場媽媽、單親媽媽、全職媽媽、兩代人共同育兒等多種育兒條件下的女性。基于她們切實的生活困境和個體生命思考，泓舟寫作《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一書。書中呈現了不同的育兒選擇背后當代母親所面對的真實生活困境；探究當拋開母親的身份，女性自身渴望成為的自己。同時，書中從價值體系、職業生涯設計和公共育兒制度等方面提出為女性“解綁”的嘗試。本文節選自書中第三章，記述了三位職場媽媽的真實生活。

“我是這個家里的項目經理”

宋晴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因為工作關系，她和先生兩人分別在兩個城市。母親和她一起在上海帶著兩個小孩生活。先生大約每隔兩周從外地回上海探望一次，每次逗留時間不超過三天，通常是周五下班后飛到家已經深夜，周日晚上或是周一的早班機再飛回去。

這樣的生活至今已持續了五年多時間。宋晴在生完大女兒之后，不到一年時間又有了小兒子。剛生完女兒時她就已經決定，產假一結束立刻返回工作崗位，不想賦閑在家，不想因為一個孩子就告別曾經的生活。那時候的她好像沒有辦法從一個不會說話的生命上獲得太多價值感；相比而言，她更需要從家庭以外的生活中獲得滿足感。

宋晴畢業于某985高校，踏入職場12年來，換過一次工作，在目前這家國企已經待了8年，各方面干得得心應手，處于上升期。她坦誠地說：“剛工作時，沒有想過自己還是個挺有事業心的人，可能也是運氣比較好，遇到了這份喜歡的工作。所以，我從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要大于生活中的成就。”這一點，她反復和我強調。她對工作的態度也體現在懷孕的過程中，大著肚子依然堅持出差，上班到預產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產，休完產假后第一時間返回工作崗位。

在她的規劃里，只要保持“工作—懷孕—工作”的無縫銜接，就可以讓領導對她在職場的表現無可指摘。女兒不滿周歲的時候，她再次懷孕，盡管是計劃之外，但心想既然來了，不如趁著年輕，早點把二胎的任務完成。

第二次懷孕時，她依舊保持著和平日一樣的工作節奏，休完產假回歸公司后不久，便迎來了公司內部一次提拔的機會。她仔細盤算過，和公司里其他同齡人比較起來，她的業務能力和資歷都有一定的優勢，升職概率還是挺高的。

然而，失望還是落到了頭上。領導宣布的升職名單里，并沒有宋晴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同部門另一位女同事。

她在意的是，為什么比她晚兩年進公司、平時業績也略遜色于她的同事，會更早被提拔？她自然不服氣這樣的安排，決定問個說法。她婉轉又小心翼翼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領導理直氣壯地反問她：“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到底是為什么嗎？如果你沒有生第二個的話，很大可能會先提拔你，但你連續生了兩個（小孩），又休了兩次產假，所以這次升職肯定是輪不到你的。”

如此直接的回答，像是給宋晴從頭到腳潑下了一盆冰水。她不敢抬起頭看對方的眼睛，一時語塞，像做錯了事似的，低著腦袋回到電腦前。系統內有更多未讀郵件涌進來，淚水也忍不住從她的眼眶里涌了出來。

“這個場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宋晴在描述這一段的時候，反復強調了兩遍。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像她這樣連著要了二胎，說不影響職業發展，不過是自己的一廂情愿，抑或是自欺欺人。

兩次產假加起來8個多月，200多天的時間，足以拉開她和其他同事之間的發展距離，晉升的通道也難免遇到不可跨越的阻礙。有了兩個孩子，領導便默認你將把更多的時間貢獻給家庭，也默認你能接受在職場上“從此落人之后一步”。宋晴花了很長時間做心理建設，讓自己接受這一點。

宋晴告訴我，她不后悔做母親，但如果再多一次選擇的話，像她這樣的職場媽媽應該會只生一個孩子，或許才能夠在工作中多獲得一些機會。她向我說出“職場媽媽”四個字的時候，顯得多少有一些不情愿。

《2022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在職場晉升中，男性的晉升障礙多歸結于個人能力、上級領導、同級競爭、企業制度等與職場關聯度較高的因素，女性的晉升障礙則多歸結于照顧家庭、處在婚育階段等和家庭有關的因素。此外，因婚育而晉升不順利的女性占比遠高于同樣境遇的男性，這也反映了性別、婚育計劃等看似與工作能力無關的要素，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女性的職場晉升。

宋晴原先躊躇滿志地馳騁職場，卻在兩次生育后發現，無論自己多么努力扮演一個理想員工的樣子，盡一切所能減少生育對工作的影響，向公司證明自己和懷孕前一樣有價值，卻依舊無法跨過一些隱形的坎。

進入母親的身份五年后，宋晴越來越能體會到小孩與她之間的依戀。小兒子生病的時候，整天掛在她身上，像麥芽糖遇到牙齒一樣，牢牢地黏住；女兒每天都盼著她下班后能一起讀繪本。有時候她加班到很晚回家，哄睡的任務就落到了孩子的外婆身上。

有一次，她一邊在辦公室加班寫方案，一邊打開手機，通過家里的攝像頭遠程看到，客廳沒開燈，兒子坐在沙發上東張西望，不愿意一個人進房間，周圍黑黑的，只能乖乖等待外婆先陪姐姐睡，再來哄睡他。這一幕同時被在另一個城市工作的先生從手機里看到了，兩個人都特別心疼，可異地夫妻的現狀一時又很難改變。

大女兒出生后，先生曾為了家庭團聚調回上海的分公司找了一份清閑工作，不僅收入變低，在公司里也沒有太多存在感。那段時間，宋晴發現丈夫幾乎只字不提工作，和以前討論會很興奮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對自我的認可度似乎也變低了。

一次飯局上，先生忍不住聊起自己的職場焦慮。他還有兩年時間就35歲了，如果再不拼到高一點的位置，以后在這個行業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宋晴聽進心里，作為同齡人，她對這樣的職場危機感同身受：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可以有幾十年那么久，殘酷的是，高光時刻也許只有那么一兩次，一旦錯過某次機遇，后面再努力也無非是原地踏步，不進則退。

最終宋晴的先生決定離開上海去外地總部工作。臨走前的某天，恰好是宋晴32歲生日，難得二人世界，燭光晚餐，他們約定各自努力三年后在上海團聚，再一起陪伴孩子成長。晚餐后，先生把車停在家樓下，先行下車，打開后備箱，只見里面橫掛了一條燈帶，點亮了小小的空間。小燈泡的間隙里，有十來張沖印出來的照片，用彩色的木頭小夾子夾住，有他們兩人婚前婚后的恩愛合影，還有和兩個小孩一起的全家福……

已婚直男的浪漫表達盡管有些笨拙，但明顯看出來是花費了一番功夫，還是給了宋晴一番驚喜，更讓她篤定：為了另一半的事業上升期，分開只是暫時的，哪怕成為異地夫妻也是值得的。

宋晴一邊和我回憶著那日的場景，一邊迅速地抽離回到現實中來。距離兩人約定的三年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年，先生在外地工作進展頗為順利，職位和薪水都如愿晉升了一級，但是依然沒有等到一個調回上海的理想職位，夫妻團聚的時間表仍未能敲定，孩子們盼望爸爸回來的愿望，也不知道何時能實現。

如今異地夫妻的狀態，讓宋晴從一開始的充滿盼望變成現在的疲憊，她無奈地告訴我：

當初是兩個人一起做的（決定），現在也就一起承擔各種代價。如果暫時回不來，也只能接受再努力。人總是什么都要，所以矛盾。

事實上，一個人在上海一邊工作一邊育兒的宋晴比丈夫承擔了更多壓力。

她在看到丈夫的職場困境后，用實際行動表達了支持，不僅和自己的母親一起承擔了育兒工作，還要管理一個家，攬下了大大小小的財務決定。所有的大額開支，比如買房、還貸、理財產品都由她來安排。在家庭事務中，她的參與度更高，而先生則很難投入到一些具體的事情中。她笑稱自己好像是一個項目經理，一邊給另一半“派活兒”，一邊還得在后面“抽鞭子”督促著才能前進。

結婚六年來，她對丈夫的期許發生了明顯的轉變。戀愛時，她希望得到情感方面的關懷呵護，現在則更希望對方是一個“合伙人”，能主動分擔家庭里的各項事務，減輕自己的負擔。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她認為和在職場的經歷有著重要關系。她在職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會更加欣賞男性在家庭里的付出。可現實讓她忍不住感慨，期待丈夫既能工作又能平等分擔育兒和家庭事務，是幾乎不可能的：

生小孩之前，他會不會做家務、處理家里面各種瑣事，我完全無所謂，現在覺得其實很重要。我有個好朋友的老公很“賢惠”，我們去他們家吃飯，他會幫我們做飯、削水果，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樣。以前我甚至可能會覺得這樣的男人有點沒出息，但后來有一次去他們家，我突然覺得其實挺好的。

我老公經常會忘記他需要做什么，絕大多數時候只能靠我安排。當我安排好了，他又表現得不主動，需要我不停地督促。每次溝通，他會有反省，過了一段時間，又回去那個狀態，我要再次發起吵架來叫醒他。唉，他就是缺少那根筋。

宋晴一度因為生二胎“耽誤”的升職，時隔三年多，終于如愿得來補償。盡管“從那次以后，總歸差人家那么一口氣，永遠有一個人在你的上面，這道坎是跨不過去的”，但她依然對工作抱有極大熱情，相信上升通道依然向她敞開：“女性在職場上的能力不輸于男性，只要用心的話，會有很多機會的”。

對于和先生的團聚，她認為“只能隨緣”，先生的同事之中跟隨配偶調動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基本都是夫唱婦隨。她一度也想帶著孩子一起搬去先生工作的城市，但經過深思熟慮，還是決定堅守原地。

宋晴覺得，即便職場中的確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有時難言公平的待遇，對女性員工的“母職懲罰”也并不少見，她依然不會離開這熟悉的“一平米”工位。這是她保持經濟獨立的唯一有效方式，可以讓她對生活的大方向和細枝末節擁有主動權，并在家庭的財務問題上，能夠和丈夫理直氣壯地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要求。她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了工作和收入，自己的生活將會發生怎樣的轉變，她對于重新建立這一切并沒有懷抱太多信心。

宋晴偶爾會默默地暢想，如果現在她是一個沒有丈夫、沒有孩子的單身女性，會怎樣在這個社會上生活。這個問題，換作20多歲時的她，是不敢去想的，因為那時候她很害怕孤單。而在做了媽媽，經歷了種種之后，她“反而有勇氣了，試試不一樣的人生，可能也挺好的”。

是職場媽媽，更是時間管理大師

訪談過程中，我遇到了另一對夫婦，他們有著和宋晴相似的情況。作為妻子的詠兒在上海帶著孩子，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的，還有過來幫忙照看孩子的公婆。詠兒就職于互聯網大廠，她的丈夫則在外地工作。

結婚四五年來，將近一半的時間里，丈夫都是每隔兩周飛回上海，待兩三個晚上。她向我坦言：“以前我還是挺仰望他的，年紀比我大五歲，在同一間公司的時候，級別比我高，所以我很知道他能做什么樣的事情，哪些（事情）是我做不了的。”

正是出于這樣的默契，他們共同做出了異地夫妻的選擇——為了讓丈夫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詠兒愿意成為付出更多的那一位，在上海兼顧孩子和工作。而相應的代價是，她幾乎沒有屬于個人的時間，連周末去理發的時候也得帶上孩子——我幾次約她見面，她都是帶著小孩一起來。她會為女兒點上一杯果汁、一塊甜品，在一旁陪著我們聊天。

詠兒笑稱自己是“時間管理大師”，她一天的作息是這樣的：

早上7點和女兒一同起床，盡管公婆可以代勞送孩子去幼兒園，但因為珍惜有限的親子時間，她經常早飯都顧不及吃完，就忙著和女兒一起出門，哪怕只是手牽手，有說有笑地走到小區門口，也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5分鐘；從家到公司單程需要坐一個半小時地鐵，每天早上9點半到，晚上7點左右離開，到家差不多已經9點；她會陪女兒做一些親子閱讀，幫女兒洗澡，直到10點把女兒哄睡之后，繼續到電腦前加班至12點多，甚至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工作到凌晨1點。

白天詠兒被各種會議占滿，反而深夜才是她高效處理工作的時間。她苦笑著說：“有一次晚上回家陪女兒玩捉迷藏，躲在窗簾后面等著她來找，結果我竟然因為太累，靠在飄窗上睡著了。”

詠兒面對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時扮演的角色，時常感受到愧疚和緊張。丈夫不在家，更讓她感到難以平衡好自己的責任，很多時候都覺得自己既談不上是一個稱職的媽媽，又是一個糟糕的員工。

詠兒與現在的老板曾經在上一家公司共事過幾年，好處是彼此有基本的信任。可正是因為“信任”，老板布置給她的任務總是既困難又時間緊迫，比如前一天傍晚7點要一份第二天中午交到集團的報告，她只能當天晚上埋頭加班到凌晨2點趕出來。而部門其他同事遇到類似的任務時，老板通常會給出比較寬裕的時間。她一方面覺得這并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遇到了一個愿意重用自己的老板，似乎不應當抱怨。

她說服自己，并對此給出合理化的解釋：老板是一個離異的、沒有小孩的單身中年男人，不可能理解她這樣需要一邊做媽媽，一邊還要保持高強度工作的狀態。在老板眼里，大約她是可以“像個男人一樣工作的”。

詠兒原先有慢跑的習慣，參加過多次馬拉松。自認為身體素質還不錯的她，卻在連軸轉的勞累中，先是出現了耳鳴，接著一只耳朵突發性耳聾。醫生“嚇唬”她，如果再過度勞累、睡眠不足的話，可能會長期性耳聾。最讓她困擾的身體問題是蕁麻疹，成片的紅疹漫上四肢，吃藥只能緩解癥狀并不能根治，一旦連續加班，蕁麻疹便會不分白天黑夜地發作。她嘆了一口氣說：“工作越來越累，回到家里又一堆事情等著我來安排。”

和宋晴一樣，詠兒夫婦之間也有一個“三年之約”，他們計劃在孩子上幼兒園之前，結束異地夫妻的生活。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隔離政策讓丈夫原本兩周一次的“探親”，因為不可抗力而充滿不確定，有時會在臨飛之前一天無奈取消。次數一多，再加上兩人的工作都越來越忙碌，異地婚姻的高成本讓她開始感到有些承受不住，矛盾一觸即發：

剛異地的時候，我們會在上班路上或是晚上小孩睡著以后打個電話，后來只有等到半夜才都有空打電話。有一次，他工作上遇到一些問題，本來想安慰他，剛聊了兩分鐘，我的工作電話進來了，只好讓他等一下。沒想到，他炸了，開始指責我一直讓工作占據太多個人時間。我也發火了，就把電話掛了。

過了兩天，等大家都冷靜后，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提前一些（時間）回上海。他明確拒絕了我，因為他想要做的事情還沒有做好，繼續待在那里對他個人發展來說是更好的選擇。但我真的有些扛不住了，工作、娃、老公都需要我顧，現在只能顧一頭，顧不了其他，但顧不了我也很難過。

因為忙于工作，詠兒陪伴女兒的時間越來越少，也常常因轉由公婆來承擔養育任務而感到自責。更糟糕的是，兩代人也因此在育兒方面矛盾頻出。對于在異地工作的丈夫，她好像也在失去提供情緒價值的能力。遠距離讓他們漸漸失去了溝通的耐心，團聚的遙遙無期消磨著她生活的動力。

和宋晴一樣，在原先的想象里，她可以像某些女性勵志書里鼓勵的那樣，在職場打拼以保持經濟獨立，同時做個好妻子、好媽媽。具體實踐中她卻發現，這幾乎難于登天，而且會將自己推入無人知曉、茫然無助的困境中。顧此失彼才是職業女性日日面對的難題。

詠兒考慮過換一份相對輕松、可以早些下班的工作，或者干脆退回家里照顧孩子。然而在經過仔細考慮后，她發現這樣勢必會在經濟、心理上經歷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戰，需要做好更多的準備才敢邁出這一步。她告訴我：“除非現有工作我真的做到絕望，或者身體上有非常大變數的時候，我可能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在和詠兒訪談半年之后，上海因為新冠疫情防控實行居家辦公。一個深夜，詠兒發來消息：“我實在撐不下去了，想辭職。”我進一步關心詢問，原來領導提拔她做主管，然而這并沒有激發她更多的成就感，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排山倒海般壓下來的工作任務。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居家辦公期間，她基本不出房門，從早上9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和家人之間的關系似乎演變為合租室友。女兒漸漸習慣沒有她的陪伴，有什么需求首先會求助爺爺、奶奶，而不是喊一聲“媽媽”。這樣幾乎被工作占滿，無法擁有正常親子時間的生活，徹徹底底淹沒了她，有一種聲音像警報一樣在她腦海里嗡嗡作響：這是不可持續的。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一支大海上的獨木舟，憑借一己之力，乘風破浪，而當風浪越來越高時，便急切地發出求救信號：

我的蕁麻疹還是會經常發作，雖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也非常折磨人。公司業務越來越“卷”，很多時候都不是在推進業務。我都不知道自己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我根本不想升職，只想躺平隨便干一干。

我想過換公司，去找一份輕松的工作，兼顧家庭。面試了一家，HR看了我的簡歷后問我有什么職業規劃。我不知道怎么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她問我的那一刻，我是發自內心地不想工作了。如果不調整好身體、心態，直接進入一份新工作，肯定會重蹈覆轍。所以我決定辭職休息一陣，多陪陪小孩。

詠兒嘗試把自己生活中面臨的種種難處傾訴給自己的母親聽，期待獲得一些共情。然而同為女性，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婦女，出生于1950年代末的母親并不能理解80后女兒身處的困境，反而勸她“在家凡事多忍耐”。

詠兒明白，自己和母親所處的時代有著巨大差異，不同世代的女性在職場和婚姻里的期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都影響了她們對于家庭和母職的理解。詠兒回憶童年時，母親的工作就是“每天在辦公室里喝茶看報，經常遲到早退，回家做飯帶娃”。而詠兒的父親一直忙碌于工作，多年累積，事業上頗有成就，更讓她的母親愿意全力支持另一半，將自己的人生圍繞著家庭轉，承擔起照顧孩子的主要職責。在詠兒看來，無論是養育孩子還是照顧家庭，都不是她一個人的工作。異地的狀態讓丈夫看起來暫時逃離了本來需要共同分擔的責任，這原本不應該是家庭的常態。

當詠兒反復表達希望夫妻能早日團聚，一起分擔家務、育兒工作時，丈夫似乎仍然停留在舊日的秩序里，直接扔出一句“我們爸媽那輩以前都這樣”。盡管能理解丈夫在事業上進步的需求，在一次次面對家庭—工作平衡難題的時候，詠兒不禁發問：“誰來理解我呢？”

每一次的職業變動都是她破釜沉舟的抉擇

美劇《傲骨賢妻》講述了這樣一個家庭主婦逆襲的故事：女主角相夫教子十余年后，她身居高位的丈夫突然被爆出性丑聞，并因涉嫌貪污腐敗入獄。過去的完美人生一夜之間轟然倒塌，陷入絕境，但也激發了她強大的生存意志——重回職場，成為一名大殺四方的執業律師，承擔起養家育兒的職責。

聽說我在寫一本探討母職的書，一位多年好友毫不猶豫地向我推薦了她的表姐：“你一定要和她聊聊，她的故事很不一樣。”她的表姐，和《傲骨賢妻》的女主角一樣，也是一位律師，同樣是人到中年后才真正成為律師，從此過上從未設想過的人生。

蕾陽，45歲，兩個孩子的媽媽。我們在社交軟件上約訪談時間時，她禮貌回復：“最近正好集中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開庭，庭外的時間都要做準備工作，估計過幾天才有空。”一周后，我們約定了一個周日的下午，在她的律所附近見面。我早早等在一間咖啡店內，正在加班的她10分鐘后趕到。她個子很小，大概一米五出頭，齊耳短發，穿一身運動服，說話輕聲，語速很快，帶著明顯的南方口音。

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蕾陽只身來到北京工作，因為“從未想過獨身，一定要結婚”，所以從30歲開始踏上相親之路。直到35歲那年，經朋友介紹，和比自己年長7歲的相親對象閃婚，兩人租住在北京六環附近的一個老舊小區內，她略帶調侃地告訴我：“兩個人的條件都特別不好，誰也別嫌棄誰，都這個歲數了，我們結婚的時候還是租房子住。”

結婚前，她供職于一家外貿公司，名義上是法務，實際上同時兼任老板助理、公司人事，偶爾還負責一些財務工作，是公司里的一顆螺絲釘，哪里需要擰哪里。對彼時的她來說，每月到時間領薪水便是一份工作的全部意義，“老板讓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啥都不惦記”。那幾年的時間里，她從來沒有思考過任何職業規劃，也從未想過可以有能力賺更多錢來改善北漂的生活。

結婚一年后，她生下兒子，繼續住在老舊的出租房里。以前她覺得自己的未來好像可以一眼看到頭，可是孩子出生后，每天早上醒來，看著身旁的嬰兒日長夜大，第一次覺得生命充滿無限可能。她說第一次體會到了什么叫“為母則剛”，想盡力為懷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教育環境，“至少讓他以后比我過得好”。

休完產假后，她不想再回到原來的公司每天做同樣的事情，想“換一種活法”，冒出這個念頭的時候，她也被自己嚇了一跳。推著蕾陽往前邁進一步的，不僅是身為一個母親所散發出來的力量，盡管那股力量大到足以讓她改頭換面，也和她在婚姻里的處境相關。原先她認為，哪怕是沒有什么愛情基礎的婚姻，也能做到相敬如賓，抱著這樣樸素的念頭成立家庭后，卻發現原來需要把自己變得更小一點，更卑微一點，事事聽從，才能滿足另一半的大男子主義。

生完第一個孩子，坐月子期間，她便和丈夫有過爭吵，無法接受這樣的婚姻狀態，想證明自己，找到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期待在婚姻中能夠平等相待。37歲的她，從抽屜深處翻出律師資格證，決心加入朋友的律師事務所，從律師助理開始做起。經歷了一番摸爬滾打，入了些門道后，蕾陽成為一名民事訴訟律師。

起初，她“做了三年多的萬金油律師”，從公司合同糾紛到離婚，甚至為黑社會大姐打三角債官司，都來者不拒。剛開始做這行的時候，她總是習慣于自我否定，大齡轉行的她，和經驗豐富的同行相比，專業能力差距甚大，不僅需要花比別人更多的工夫，從頭學起，身為一個媽媽，還要平衡好照料家庭的需求。每一次庭審前，她都會熬夜翻看厚厚的資料，她坦言：

我們這行業是不可能通過看案例、判決書，就能把控好每個環節的，必須得一步步實踐，這個成長過程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次開庭時，我特別緊張，心跳咔咔咔的。哪怕之前準備再充分，開庭的時候頭腦還是一片空白，站在法官面前，感覺自己像個傻子似的，不知道怎么開口。

我連續三年多都是這樣一種狀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個有些復雜的合同糾紛官司。正巧那天的法官看起來特別傲慢，對方請的律師也很強勢，經驗比我豐富多了。我一看那場面，根本就不在掌控的范圍內，當下就想找條地縫鉆進去，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這次庭審完，要不就別干了，自己可能真不是這塊料。沒想到，最后還是贏了。雖然我庭審表現力不好，但法律還是靠事實和證據說話的，事先充分準備的證據幫了大忙。

蕾陽做律師漸漸走上正軌，轉行的第三年，也就是39歲那一年，她懷上了二胎。對于新生命的再次到來，她特別開心，一來能給兒子添個一起成長的伴兒，二來收人穩步增加，經濟實力的增長也讓她有信心養育第二個孩子。

但是她的丈夫卻猶豫了，認為再生一個會增添家庭負擔。在她的一再堅持下，女兒終于來到了這個世界。和第一次做媽媽比起來，她更從容也更享受，只要是不工作的時候，喂奶、哄睡、陪玩，她都親力親為：

我老公覺得如果兩個都是（兒子）的話，經濟壓力會很大。我和我的父母都跟他打包票，不管（這孩子）是男是女，都由我們來養大，承擔全部費用。后來，女兒跟我姓，他也同意。

回憶起來，我對老大的付出是有限的，那三年因為剛開始做律師，各方面都不太穩定，我考慮自己的發展和工作更多一些。女兒出生后，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母愛爆炸，這時候才覺得當媽媽太好、太幸福了，很喜歡自己這個角色。

生完二胎以后，蕾陽又有了新的念頭，她想專注于一個領域，深挖自己在行業里的發展空間，而不是像只八爪魚一樣四處試探，永遠做一個“萬金油律師”。在老朋友的邀請下，她決定加入其律師事務所，專注于知識產權領域。

這一次機遇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她的口碑逐漸積累，加上朋友的賞識，她被提拔為律所合伙人，銀行賬戶上的余額每年見長。蕾陽珍惜這一切的來之不易，只有她自己明白，每一次職業上的變動都是她破釜沉舟的抉擇。因為需要考慮家庭收入、養小孩的各項支出，還有個人發展等等因素，一旦決定向前，再難都得硬著頭皮上，從不給自己患得患失的空間。

更換職業賽道時，她并沒有得到丈夫的支持和理解，因此每當工作上遇到不順，她從未向丈夫吐露過自己的焦慮和壓力：“說出來很輕巧，其實每一次做決定之前都是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非常痛苦，現在有時候心臟會疼，誰的后腦上也沒長眼睛，不知道這一步走出去是踏空了還是踏準了。”

蕾陽在事業上收獲了她從未預料過的財富和成就感。不斷增長的收入給家庭帶來的明顯好處是，居住條件改善了。北漂多年后，夫妻倆終于有能力在北京安了家。孩子教育方面，她盡己所能地提供最好條件，根據兄妹倆的興趣，為他們分別報了英語、跆拳道、羽毛球等課外學習班。平時工作忙碌的蕾陽盡量平衡好工作和陪伴孩子的時間，孩子學校和課外輔導班的各項安排，都由她來負責。

她拿出手機給我看，在社交軟件上，和孩子有關的聊天群組有13個，為了不錯過任何一條重要的信息，她全部設為置頂。女兒參加兒童節集體活動，需要準備發飾、服裝等等，她會在深夜結束工作后，回到家里一項一項地整理好，生怕漏掉哪一項。

蕾陽現在既能做喜歡的工作，又能為孩子遮風擋雨，這是她此前從未體驗和擁有過的力量感，鼓勵著她解鎖人生一個又一個的關口。

然而，現實還是將她拖入了難以走出的泥潭。在她事業上升的這些年里，丈夫卻漸漸無法在職場中找到價值和存在感，成為退回家庭里的那個人，每天負責接送兩個孩子上學，做著一切在他看來是無可奈何、本該屬于媽媽的工作。當蕾陽的收入高出丈夫七八倍時，夫妻之間的嫌隙越來越大，爭吵也越來越多。

我老公在家里的時間比我多，我希望他能多參與孩子的教育，但他拿著手機的時候，從來都是斗地主、刷視頻、看股票…我們吵過很多次，也推心置腹地談過，如果對現在的狀態不滿意，我們可以對換一下（位置），我把重心轉移到家庭，（換）他出去賺錢，畢竟錢是賺不完的，我也沒那么貪心。聊完以后，他沒說行，也沒說不行。

我沒有能力的時候，他打壓我，看不起我，現在我強起來了，經濟上超越他了，他心里又要和我別扭。后來我發現，我們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他不甘心我比他強，更沒辦法接受我的收入比他高太多，也不想分擔家里的事情，總覺得他一個大老爺們不應該去接送孩子，這有損做男人的尊嚴。

為了安撫丈夫的內心，蕾陽不僅承擔了家里的主要開銷，還抽出一切時間密集地履行母職，從孩子的飲食起居到課程和活動安排、教育規劃等等，她都不放松，卻依舊不能得到丈夫的支持，也無法平息婚姻里的“戰火”。

她經常反思自己哪里做錯了：是不是太不會撒嬌了？是不是應該在吵架的時候哄一哄對方？或者是不是應該退回家庭，做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妻子、好媽媽？訪談間隙，她忍住眼晴里的淚水，哽咽著吐了一句：“我到底應該怎么做，他才滿意呢？”

蕾陽坦言，十年婚姻是一個自我覺醒的過程，盡管離婚的選項一直存在于她的婚姻之中，但她從未后悔做母親。

因為步入婚姻，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才在經濟、職業發展的壓力之下，一步一步探索，逐漸在北京這座巨大的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在不斷上升的事業軌道上獲得了自我價值的實現。但也正因為工作打拼，和丈夫收入相差懸殊，關于誰主外誰主內的爭吵一輪又一輪。她認真地權衡過，如果夫妻關系無法得到改善，或許只有走上分開這條路。

之所以會這樣明確，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她衡量過自己現在的經濟能力，可以承擔離婚帶來的影響，即使馬上原地結束婚姻，生活質量也不會因此發生很大變化。她甚至悄悄看過孩子學校附近的租房情況，并仔細計算過，如果帶著孩子離開家，她每個月的收人完全可以支持所有的開銷。

蕾陽為婚姻的走向做好心理準備或許是一種另類自救，就好像《職場媽媽不下班》中描述的那樣，“眾多的夫妻可能都生活在一種潛藏的動態中——一邊努力維系婚姻生活，仿佛一切安好，另一邊以防萬一隨時準備離開。”

（本文選自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略有刪減）

本文選自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略有刪減，網易人間工作室已獲得授權。
投稿給“人間-非虛構”寫作平臺，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經刊用，將根據文章質量，提供單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證內容及全部內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關系、事件經過、細節發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實性，保證作品不存在任何虛構內容。
其它合作、建議、故事線索，歡迎于微信后臺（或郵件）聯系我們。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加油！媽媽》(2022），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