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早春和風” 到 “急風暴雨”，195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到底說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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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反右、批修，教員的思想為何轉變得那么快？當時的知識分子都干了什么？說了一些什么？

1957年的春天，自然界的氣候沒有顯出有什么特別來，中國社會卻不然了。

盡管從上一年的秋天開始，國內連續發生小規模的罷工、罷課、退社風潮，知識界也不平靜，議論紛紛，但是共產黨卻不壓不禁，反倒顯出一種豁達與寬容。

2月，教員發表講話，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讓人民盡情發表意見。

4月，中共中央發出整風運動的指示，歡迎共產黨外的人士幫助黨整風。

5月，中央統戰部召開一系列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人們的確感到了共產黨的真誠。有人甚至贊美這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春到人間，老樹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

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

這里說的是知識分子，它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整個中國都顯出了一派生機。

當然，反映最快的、最敏感的是知識分子。當早春變成初夏時，“靦腆”已云消霧散，人們完全敞開了心扉。

但是，幾乎從一開始，黨外人士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認識上就存在差異。對黨和政府機關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中共領導人歸結為作風問題，并以為通過整風的方式即可解決。

黨外人士則更多地注意制度問題，認為根治官僚主義的途徑在于完善制度。有人曾作過這樣的比喻：

“我把整風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臉，洗澡可以幾天洗一次，或個把月、幾個月洗一次，但洗臉必須每天洗一次或者兩次。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

比喻未必妥貼，但他們的注意力和傾向性卻很鮮明。

從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到民主黨派參予國家政治生活，從共產黨接受監督到健全國家法制，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有些話說得刺耳了

“好大喜功，偏聽偏言，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

有些話說得不對頭了：“黨天下”、“輪流坐莊”、 “海德公園”。

1957 年整風運動中，極少數人乘機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黨的領導地位為 “黨天下”。這種言論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歪曲。

1957 年整風運動期間，有人提出此說法，據相關資料顯示，“輪流坐莊” 是程潛批判右派時說的，后被按到章伯鈞頭上，但實際上這并非章伯鈞的言論

1957 年整風運動中的 “海德公園”，是指有人主張在中國效仿英國海德公園的模式，開辟類似的自由言論場所。

教員無法平靜地接受這些言論：自己倡導起來的整風運動就是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嗎?

關于制度，不是去年已經說清楚了嗎?

他親筆修改、審定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過：

“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當時，有些人認為斯大林錯誤的發生是制度造成的。文章不僅否定這種觀點，而且認為”制度本身并不是萬能的”。

這里有兩點誤解。認為斯大林錯誤源于制度的觀點，有兩種情況：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者，他們從根本上否認這個制度并詛咒它；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仰者，他們擁護這個制度，但認為在這個根本制度下的某些具體制度存在弊病。

文章沒有區別兩種情況，此其誤解一。

由此而來的另一個誤解，就是把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同這個根本制度下的具體制度混為一談了：

一講制度，便認為是根本制度；

一講制度有弊病，就看作是否定根本制度。

在教員看來，現在提出制度問題，是要在中國做否定社會主義的文章。

好大喜功?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無產階級之功。

偏聽偏信?偏無產階級有什么不好?

偏得還有些不夠，還要偏一些才好。喜怒無常?

有常并不好，不能對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老是喜歡。

迷信將來?不迷信將來有什么干頭?!

中國的古董沒有多少好東西，有些人拆了牌坊也要流淚。

竟然把共產黨的領導說成了“黨天下”，難道共產黨不能領導新中國?

他們是想自己出來當政，無怪乎要“輪流坐莊”。

教員給黨內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

他提醒全黨：“毒草與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并長”，“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

事情真的起了變化。

6月8日，教員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要求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共產黨整風的和風細雨， 變成了反右派運動的急風暴雨。幾乎所有給黨和政府提意見的人，都被劃作了“右派”。

那位曾經贊美過“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作者費孝通，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在一夜之間成了著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

其實，費孝通也不過是“右派”的一個縮影罷了。

這時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講“春天”的社論，說

“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又會想到天氣的寒暖……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

社論說：資產階級右派“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向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展開了猖狂的進攻”。因而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

教員的心理正是直接伴隨著變化起伏的政治生活而變化的。在他看來，整風運動中出現的“右派進攻”說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階級斗爭仍舊尖銳，尤其表現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

他不能不修改或補充他的2月講話的觀點和判斷。

如果說發動反右派運動之初，教員在思想上主要還是矛盾和猶疑，那么，隨著這個運動的大規模展開，他的思想上的失誤和偏差就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