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顯著系統性優勢——訪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主席阿爾貝托·莫雷諾·羅哈斯

11月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第十五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在京開幕。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主席阿爾貝托·莫雷諾·羅哈斯受邀出席并發表演講。本報記者在會前專訪了莫雷諾。莫雷諾在采訪中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的原因，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啟示，并解讀了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二十屆四中全會”）的世界意義。

阿爾貝托·莫雷諾·羅哈斯在第十五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上發表演講。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朱高磊/攝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顯著成就的關鍵在哪里？它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何貢獻？

莫雷諾：首先，必須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時俱進推進理論創新并指導實踐，是取得顯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積極探索并實現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不僅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勝利，更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從未達到的歷史性突破。當前，資本主義體系深陷多重危機，發展失衡、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日益凸顯，其制度性缺陷暴露無遺。相比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圖景：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大局保持穩定，國家綜合實力顯著提升。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顯著的系統性優勢。它注重整體推進與協同發展，善于把握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形成統籌兼顧、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這種系統思維和制度效能，使中國的發展經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正因如此，中國的發展道路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重要啟示。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強調硬性對抗，而是秉持和平發展的理念，以反對霸權主義為核心導向，并非要與西方對立。

同時，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人民置于治國理政的中心位置，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人民；人民本身也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黨和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相輔相成的關系：黨引領和保障人民的發展，而人民的主體性與創造力又不斷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向前邁進，共同構建了一種動態而有機的發展機制。

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現出顯著的包容性與開放性。這一制度并非封閉排外，而是廣泛吸納了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的各類有益元素，體現出兼收并蓄的文化氣度與制度韌性。這一點也凸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深遠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說，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學習到很多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有益經驗，可否談談具體是哪些經驗？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莫雷諾：我堅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種非常成功且必要的路徑。人類文明本就因不同國家和文化而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當其在中國扎根時，自然也要與中國的現實土壤相結合。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始終保持著對時代變遷與現實挑戰的敏銳回應能力，并據此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與策略調整。因此，我們所應借鑒的，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使理論保持活力，并能夠因應時代要求而不斷豐富、發展和創新。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創新方面，成效尤為卓著。

在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也始終強調要“英勇”地創新與實踐探索。使用“英勇”一詞，正是因為它深刻體現了創新過程中所需具備的勇氣與擔當，即必須勇于突破陳舊框架、克服艱難險阻，從而實現真正的破舊立新。

從歷史視角來看，西方國家的發展進程往往伴隨著戰爭與對抗；而中國的發展道路則展現出不同的圖景，始終以和平為主要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層面，中國為世界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為國際社會注入了和平的力量，更以其自身實踐樹立了一個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發展與振興的典范。

中國式現代化是面向未來的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有何不同？它對包括秘魯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有何啟示？

莫雷諾：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之間存在根本性差異。就民主而言，西方常將其民主制度標榜為“真正的民主”，但實際上，這種民主被高度神話，并未使廣大民眾切實享受到發展帶來的福祉。反觀中國，其社會主義建設展現出有序推進、持續發展的顯著特征，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中國式現代化是屬于21世紀、面向未來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當今時代已顯現其歷史局限性。

當前，國際輿論場域仍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西方國家長期通過話語霸權向國際社會灌輸其價值觀，使許多人默認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確的路徑。然而，這種話語的可靠性正日益喪失，因為國際社會越來越能夠基于事實與真相作出獨立判斷。

以秘魯為例，新自由主義仍深刻影響著這個國家，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霸權。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層面，整體層面都呈現出混亂與困境。盡管我們擁有新興力量和變革的決心，但舊有體制與陳舊思想根深蒂固，要從其中實現突破與革新，依然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中國經驗助力南南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中國發展經驗中的哪些方面，如基礎設施建設、減貧或科技發展等領域，最值得秘魯這樣的全球南方國家關注和研究？

莫雷諾：中國在減貧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無疑最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的脫貧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堪稱人類社會發展的奇跡。這一成就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的顯著改善，更深入思想觀念等多個維度，其引發的變革是全面、深刻且迅速的。這種系統性的脫貧模式，是最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平臺，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您認為這種南南合作框架為秘魯以及拉美地區帶來了哪些機遇？

莫雷諾：“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中國為推動全球共同發展所構建的高層次合作平臺，為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重要機遇。然而，當前存在的問題源于部分國家自身——包括秘魯在內，其政府在發展理念與戰略視野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仍深受西方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此，面對“一帶一路”倡議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往往表現出遲疑與觀望態度。需要強調的是，“一帶一路”倡議創造的機遇，與歷史上帶有殖民色彩的西方資本擴張模式存在本質區別。前者以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為原則，后者則往往伴隨條件性與依附性。

以秘魯錢凱港項目為例，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工程并非由秘魯主動提出并推動，而是依托“一帶一路”合作框架，在中國與巴西等國的協同下才得以落地實施。錢凱港項目印證了我先前提出的觀點：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自身。作為秘魯人，我們自然迫切期待有更多像錢凱港這樣能夠帶動國家發展的戰略性項目落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類項目的倡議與推動力往往并非源自秘魯政府的遠見與努力，而是依托于“一帶一路”倡議等外部合作框架。這一現象深刻揭示了秘魯面臨的嚴峻現實：本應由本國政府主動規劃、為國民福祉而積極推動的重大發展項目，如今卻需依賴外部力量的介入才得以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多重全球危機的背景下，您認為全球南方國家應如何通過集體行動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有益變革？中國可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莫雷諾：毫無疑問，全球南方國家急需加強團結協作、凝聚共同力量。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全球治理倡議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之后，中國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作出的又一貢獻。然而，當前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將中國提出的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全球倡議的內涵與價值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全球南方伙伴，進行清晰、有效的闡釋與傳播。如果倡議內容未能被廣泛認知和準確理解，則難以形成真正有益的國際共識。因此，我認為，加強對這些倡議的解讀與傳播工作至關重要。

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首先必須正視一個嚴峻的現實：當前的國際輿論場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西方媒體主導，其話語體系構筑了近乎密不透風的傳播壁壘。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深入探討的核心議題是，如何在西方主導的輿論格局中有效突破，成功傳遞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并促進重大倡議的廣泛理解與認同。這不僅是傳播策略問題，更是一場關乎國際話語權建設的重要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二十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您認為此次大會的世界意義有哪些？

莫雷諾：此次會議及會議的重大成果——“十五五”規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面，這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體制的一項核心優勢——政策的長期性與連續性。放眼世界，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并有效推行如此長遠的戰略規劃。

另一方面，必須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本身即是對世界的貢獻。無論是經濟增長、和平維護，還是對霸權主義的抵制，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在多個層面惠及全球。因此，盡管這是一場中國的會議，其影響卻深具世界意義。中國的實踐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唯有在穩定的社會與制度保障下，發展才成為可能。

問題的關鍵不僅在于制定計劃，更在于落實。中國展現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強大執行力。中國樹立的榜樣力量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從這一層面看，中國的典范意義尤為深刻，它超越了具體成就，為全球南方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制度性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密容

中國社會科學報特約記者 樓宇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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