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到正副國級的開國少將，有六位，他們是誰？

“1973年4月的清晨，劉司令，車到了。”值勤兵壓低嗓音，一句話拉開了那場海軍高層碰頭會的序幕。半個世紀前，誰能料到當年肩扛少年意氣的少將們，會在共和國權力金字塔的頂端留下姓名。

1955年授銜時，共有七百九十八名少將，那是新中國第一代正規軍將領最醒目的集體亮相。大多數人此后繼續守在軍事崗位，或領兵，或練兵，鮮有人越過軍政分野，進入國家最高權力層。偏偏有六位例外，他們的行政級別先后抵達正、副國級，成為少將序列里的“金字尖子”。

先說最耀眼的三位正國級。

李德生，1923年出生，18歲參加抗日。皖北山崗，他帶著一個加強連硬撕日偽據點；淮海戰場，他手纏繃帶督戰到最后一槍。新中國成立后，李德生留在安徽，短短七年完成省軍區、軍區、地方黨委三線歷練。1970年底調進京城，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73年八大常委擴充，他進入中央領導核心，行政級別躍升正國級。熟悉檔案的人都知道，少將里能坐到這把椅子的，僅此一人。

劉華清，比李德生年長兩歲。抗戰歲月，他在冀中泥濘里蹚河、炸橋，后來轉入華東野戰軍炮兵縱隊。海軍創建之初，他被點名去操辦快艇部隊，之后主持“東調西試”，摸索出適合沿海條件的戰術體系。1988年再次恢復軍銜時已是上將。1992年，他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正國級待遇。有人感慨：“航母下水那天，劉公的笑容像甲板上最亮的信號燈。”并非恭維，他確實為中國藍水戰略打下了最初的鋼筋水泥。

再看汪東興，1916年生，紅軍時期主業是警衛。長征后，他一直守在中央首長身邊，槍不離身，眼不離人。1949年進京，擔任中央警衛團團長，1955年授少將。此后近三十年，他既是警衛工作總負責人，也是領導機關的決策參與者。“信得過”三個字成了他最大的軍功。1977年，汪東興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行政級別抬到正國級，成為警衛系統唯一的“正國少將”。

正國級之后，輪到副國級“三劍客”。

羅亦經，1911年生，贛南人。早年在紅軍學校學政治課，下連隊就負責宣傳、組織。抗日時期，他在新四軍當政委，槍林彈雨里寫標語、籌糧草。建國后，羅亦經被調往軍事檢察機關。1965年升為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1978年出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從槍口前線轉到法紀最前沿，他用一句話概括自己身份：“軍裝換成深色西服，職責還是保衛革命成果。”擔任檢察長期間，他的行政級別屬副國級。

張廷發，湖北紅安人，同樣在1932年入伍。淮海打完，他被抽調創建空軍。朝鮮上空，他坐在雷達屏幕前硬頂美軍“圣誕行動”，首創“雷達引導射擊”先例。因歷史原因，1969年被停職，八年后復出，一上來就是空軍司令員。1977年、1982年兩次進入政治局，行政級別副國級。有人打趣：“張司令把飛機開到了人民大會堂。”雖是玩笑，亦道出他的高度。

鄧兆祥的履歷最具戲劇性。1903年出生的廣東水兵，曾是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少將副艦長。1949年2月25日，吳淞口炮聲掩護下，他率艦全體官兵起義，駛向解放區。入伍人民海軍后，他主管教育訓練，歷任青島快艇學校校長、海軍副司令員。1983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副國級待遇。那年，他已八十高齡，卻仍堅持每周登艦巡查，身后學員稱他“老水手”。

六位少將，六條路徑。有人從泥腿子成長為統帥，有人轉身做檢察長，有人搖槳變舵手。他們的共同特點卻清晰：戰火見過、難關趟過、關鍵時刻能頂上去。正因如此，組織把他們放進更寬的坐標系，讓軍事素養與國家治理在同一身體里對稱生長。

數量對比也頗耐人尋味。十位大將里，副國級不過五人；少將行列卻出現三正三副。論資歷，他們是“最年輕的一批將”；論擔當，偏能走到最高處。試想一下，如果缺少這種從戰壕到中南海的縱向流動，軍事與政治之間恐怕會多一道高墻。

不得不說，六人之外，并非無人具備潛力，只是時代機遇、個人身體、工作需要各有不同。1955年后，軍隊干部改行、轉業蔚然成風，數以百計的少將進入地方工業、交通、教育系統，造就另一種意義的“軍轉干部方陣”。六位正副國級的故事，不過是這張恢弘長卷上的醒目坐標。

今天回看他們的任職表，可以發現一個簡單規律：在重大決策面前，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往往更能準確把握方向。這或許正是“少將”二字超越軍銜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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