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占斌：這是一份面向未來、直面問題的“攻堅動員令”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準確把握“十五五”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所處歷史方位，深入分析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對未來五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

近日，“政事兒”專訪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級教授張占斌，深入解讀四中全會精神。

張占斌認為，從黨的二十大報告描繪的宏偉藍圖，到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部署，再到“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具體安排，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戰略謀劃上“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鮮明特征和強大政策延續性。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可以視為一份面向未來、直面問題的“攻堅動員令”。

張占斌（受訪者供圖）

談二十屆四中全會的重大意義

“立足‘中國之治’制度根基，進行了一次頂層設計的系統集成”

政事兒：你如何看二十屆四中全會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獨特地位和重大意義？

張占斌：二十屆四中全會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即將進入“十五五”時期之際的一次承前啟后的關鍵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十五五”規劃建議，是一次舉旗定向、聚焦制度、謀劃長遠、奠定格局的戰略會議。其獨特地位和重大意義，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深刻把握：

歷史方位上的“承壓測試點”與“穩定器”。當前，我們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的歷史交匯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在這樣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關鍵時刻，社會輿論、國內外觀察者都高度關注中國這艘巨輪的航向與穩定性。二十屆四中全會在此刻召開，其首要意義就在于對外部壓力進行了有效的“承壓測試”，并對內部預期起到了強大“穩定器”作用。全會向世界昭示：無論外部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保持戰略定力，按照既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有條不紊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種努力把自己事情辦好的“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從容與自信，本身就是力量和政治成熟的體現，極大穩定了國內民心、提振了市場信心、回應了世界關切。

理論創新上的“系統集成者”與“實踐指南針”。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們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上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這些寶貴經驗和實踐成果，迫切需要從理論層面進行系統性梳理、集成與升華。二十屆四中全會的獨特貢獻就在于其超越了針對某一具體領域部署工作的層面，而是立足“中國之治”的制度根基，進行了一次頂層設計的系統集成。全會深刻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這不僅是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結晶，更是為未來更長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實踐指南針”。全會確保全黨全國在推進各項事業時，有章可循、有據可依，能夠保持高度的統一性和協調性，避免出現顛覆性錯誤。

實踐路徑上的“攻堅動員令”與“能力提升班”。“中國之制”是為了更好地轉化為“中國之治”。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可以視為一份面向未來、直面問題的“攻堅動員令”。全會明確指出了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項，部署了需要重點突破的改革任務。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以巨大勇氣進行自我革命、推動制度完善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全會也是一場面向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能力提升班”。全會強調要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這對各級干部的領導能力、執政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會促使干部們必須轉變思維方式，從習慣于依靠個人權威和經驗決策，轉向更多地依靠制度、法治來治國理政；從注重短期政策效應，轉向注重構建長效體制機制。這種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是國家實現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十屆四中全會是關鍵歷史節點上一次聚焦“國家治理”這一根本問題的戰略謀劃，其重大意義不僅體現在通過了一份綱領性文件，更體現在：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基石”，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提供了最可靠、最持久的制度保障；塑造了“中國之治”的“全新范式”，向世界展示了一種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卓有成效的國家治理范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開啟了“長治久安”的“嶄新篇章”，通過制度的成熟與定型，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在既有成就的基礎上繼往開來、永續發展。

談規劃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

“確保國家發展不因一時一事而偏移，始終保持正確的航向”

政事兒：《建議》與二十大報告、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相比，體現了政策的延續性。你如何看規劃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

張占斌：從黨的二十大報告描繪的宏偉藍圖，到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部署，再到“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具體安排，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戰略謀劃上“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鮮明特征和強大政策延續性。

一是戰略引領作用。規劃將黨的綱領、國家戰略和人民意愿轉化為特定時期的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為國家發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建議》確保了國家發展不因一時一事而偏移，始終保持正確的航向。

二是資源配置作用。通過規劃明確優先發展的領域和關鍵項目，能夠有效引導公共資源、社會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向國家最需要、最具戰略意義的領域集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三是社會動員作用。規劃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后，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和廣泛的社會共識，能夠有效動員和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以及社會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

四是宏觀調控作用。規劃是實施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依據，通過設定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五是改革推進作用。規劃往往與重大改革部署相銜接，通過設定改革目標任務，倒逼和推動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改革突破，為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因此，科學制定和有效實施發展規劃，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領導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法寶。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高度重視中長期規劃，能夠把頂層設計與問計于民結合起來制定五年發展規劃，而且長期共同執行落實，一茬接著一茬干、一張藍圖繪到底，在世界政黨中是獨有的。

談“十五五”時期風險挑戰

“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重塑關鍵階段，我國面臨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

政事兒：你認為“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最深刻變化是什么？

張占斌：“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五年。這一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最深刻變化，可以概括為“三重轉變”的深度疊加與互動：

全球力量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以全球南方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勢頭不可逆轉，但西方守成大國對我國的戰略遏制和圍堵打壓也日趨激烈。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重塑的關鍵階段，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進入突破爆發期。以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國際競爭格局。科技自立自強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搶占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白熱化，這既是我國實現跨越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也對我們原有的發展模式、產業體系和安全保障構成了巨大挑戰。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進入攻堅期。我國已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十五五”時期需要在內需體系構建、產業結構優化、綠色低碳轉型、共同富裕推進、國家安全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決定性進展。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克服傳統路徑依賴，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和風險。

這“三重轉變”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構成了“十五五”時期我們謀劃和推進一切工作的基本背景和邏輯起點。

政事兒：與“十四五”時期相比，“十五五”時期在應對風險挑戰方面，有哪些新的特點和難點？我國應如何增強戰略定力和應對能力？

張占斌：與“十四五”時期相比，“十五五”時期的風險挑戰呈現出系統性、交織性、外部性顯著增強的特點，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

風險聯動性更強。內部風險與外部風險、經濟金融風險與社會政治風險、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風險更易相互傳導、疊加放大，形成風險綜合體。例如，科技“脫鉤”可能引發產業鏈風險，進而影響經濟安全和就業穩定。

“灰犀牛”與“黑天鵝”并存。既有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等“灰犀牛”風險需要持續化解，又面臨因國際戰略博弈、科技顛覆性突破等可能引發的難以預料的“黑天鵝”事件。

應對的復雜性更高。很多風險是兩難甚至多難問題。比如，推動綠色轉型與保障能源安全、促進數據流通與維護數據安全、擴大對外開放與防范外部沖擊等，需要高超的平衡藝術和精準的施策能力。

認知戰的挑戰凸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更加復雜，外部勢力加大對我進行輿論滲透和價值觀沖擊，維護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壓力增大。

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我們必須增強戰略定力，提高應對能力與水平。一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根本保證。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確保在復雜局面下方向不偏、陣腳不亂。二是強化系統觀念是關鍵方法。要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一致性與策略靈活性、守正與創新的關系。三是統籌發展和安全是核心任務。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國家安全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種重大風險隱患。四是深化改革開放是不竭動力。四十多年的改革使我們從落后到自立自強，因此，必須繼續把改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要向改革要活力、要動力，著力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要向開放要空間、要機遇，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脫鉤斷鏈”，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五是提升干部能力是重要支撐。要加強干部隊伍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特別是提高在復雜環境下駕馭市場經濟、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

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關鍵在于落實黨中央的戰略部署”

政事兒：全會強調堅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十五五”時期，你認為如何通過深化改革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張占斌：“十五五”時期，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臨的都是“硬骨頭”。堅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關鍵在于落實黨中央的戰略部署。

我認為，重點應從以下幾方面深化：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要著力破除阻礙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數據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性壁壘，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特別是要加快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體系建設，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

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聚焦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領域，打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全面落實公平競爭政策制度，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保障各類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健全宏觀治理體系。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更加注重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環保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合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現代金融體系。

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倒逼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提升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高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增強核心功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破除在市場準入、獲取要素、享受支持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隱性壁壘。

談打造新興支柱產業

“今天的未來產業，可能成為明天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后天的新興支柱產業”

政事兒：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方面，《建議》強調要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應如何解決當前實體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

張占斌：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需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努力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中之重。當前，實體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以及要素成本上升、創新能力有待加強、部分領域產能過剩等突出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需多措并舉：

強化科技創新驅動，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支持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推動制造業“智改數轉網聯”，全面提升產業智能化、綠色化水平。

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優化產業結構。實施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補齊短板、拉長長板、鍛造新板。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布局建設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著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優化發展環境。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用電、用網、物流等成本。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把更多金融資源精準配置到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和普惠小微等關鍵領域，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加強優質企業培育，構建現代化企業梯隊。發展壯大一批具有生態主導力的產業鏈“鏈主”企業，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推動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優化區域布局。引導東部地區加快產業升級，支持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依托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承接產業轉移，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

政事兒：在前瞻布局未來產業的同時，《建議》提出著力打造新興支柱產業。你怎么看未來展業布局？

張占斌：《建議》提出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和著力打造新興支柱產業，體現了黨中央在產業布局上的戰略遠見和務實精神，構成了“當前”與“長遠”“潛力”與“實力”的有機結合。

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是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先手棋”。未來產業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重塑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我們要瞄準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下一代互聯網、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新材料等前沿領域，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做好技術儲備和產業孵化，爭取實現引領性突破。

著力打造新興支柱產業是構建新增長引擎的“現實抓手”。新興支柱產業是未來產業中技術已經取得突破、市場前景廣闊、具備規模化發展潛力的領域。例如，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綠色環保等。我們要通過完善產業生態、拓展應用場景、加強標準建設等措施，推動這些產業做大做強，盡快形成新的主導產業和經濟增長點。

二者關系是梯次接續、動態發展的。今天的未來產業，可能成為明天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后天的新興支柱產業。這種布局要求我們既要目光長遠，勇于“無中生有”，也要立足當下，善于“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形成梯次發展的產業格局，確保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產業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權。

談發展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裝，各地要避免盲目跟風布局熱點領域”

政事兒：《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面對高質量發展和大國博弈新形勢，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你如何看這一戰略部署？

張占斌：面對高質量發展要求和大國博弈新形勢，這一戰略部署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贏得戰略競爭主動的必然要求。

當前，科技競爭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只有大力發展和形成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變革，才能擺脫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對外依賴，把國家發展和安全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

高質量發展本質上是創新驅動的發展。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擺脫了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路徑，是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強大動力。

“因地制宜”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國地域遼闊，各地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差異很大。不能搞“一刀切”，必須從實際出發，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要求各地找準自身在全國大局中的定位和比較優勢，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路徑和模式。

政事兒：《建議》同時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有一定的稟賦條件，要堅持科學理性、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這對一些地方盲目鋪攤子、上項目有哪些警示作用？

張占斌：《建議》強調堅持科學理性、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這對糾正一些地方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具有重要警示作用。

要防止“一哄而上”、同質化競爭。新質生產力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裝。各地必須深入分析自身的產業基礎、技術儲備、人才支撐、市場空間等條件，避免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跟風布局熱點領域，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要防止“穿新鞋走老路”、陷入傳統路徑依賴。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依靠科技創新，而不是簡單地擴大投資、上馬項目。要警惕以發展新質生產力之名，行粗放式發展之實，繼續依賴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進行“內卷式”招商的老套路。

要防止“泡沫化”、脫離實體經濟需求。要牢牢把握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為了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根本目的。警惕在一些新興領域出現概念炒作、資本狂歡等脫離實際應用場景的“虛火”現象，確保金融資源有效服務于產業創新。

要防止“忽視風險”、超越發展階段承受能力。前沿技術探索和未來產業培育具有高風險、長周期的特點。地方政府必須量力而行，科學評估財政承受能力和風險管控能力，避免過度舉債投入，確保發展的可持續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談“投資于人”

“是系統性工程，涵蓋了人從出生到終老的全生命周期”

政事兒：《建議》提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有何深意？

張占斌：關于“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這一提法標志著我國發展理念的又一次升華，是從“要素驅動”邁向“創新驅動”和“人才驅動”在政策層面的關鍵落腳點。

一是對從“見物不見人”到“人物并重”的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在追趕型經濟的早期和中期，投資于“物”，如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以及工廠、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能夠迅速形成資本積累，拉動經濟增長，其效果是立竿見影的。當經濟體量達到一定規模，傳統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凸顯。因此，必須將“投資于人”提升到與“投資于物”同等重要，甚至更具基礎性的戰略地位。

二是對新質生產力核心要素的精準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特點是創新。創新驅動本質上是人才驅動。在新的發展范式下，“人”不再是生產的附屬品，而是最活躍、最具決定性的生產要素。將“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結合，正是為了夯實新質生產力的人力資本基礎。

三是對高質量發展內在要求的回應。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共同富裕。這意味著發展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投資于人”本身就是發展的目的。提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水平，直接改善了民生福祉。“投資于人”也是發展的手段：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身體健康、具備現代技能的龐大人口，將形成強大的內需市場和充滿活力的創新群體，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

綜上，這一結合的“深意”標志著中國正在構建一種“人與物協同進化、相互賦能”的現代化新模式，旨在通過人的全面發展，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最根本、最持久的戰略支撐。

政事兒：如何加強“人的全面發展投資”？

張占斌：“人的全面發展投資”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遠不止于教育投入，而是涵蓋了人從出生到終老的全生命周期。

一是投資于“人的能力”，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一方面進行教育體系革新。不僅要擴大投入，更要優化結構。推動基礎教育從“有學上”向“上好學”轉變，促進教育公平。大力發展適應未來產業需求的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推動學科交叉融合，培養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構建終身學習體系，支持勞動者在職業生涯中持續“充電”。另一方面加強健康中國建設。健康是人力資本的基礎。要持續加大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投入，特別是基層醫療體系，推動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轉變，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平均健康預期壽命。

二是投資于“人的活力”，激發創新創業潛能。優化人才發展環境。破除戶籍、學歷、身份等制約，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讓各類人才能自由流動、脫穎而出。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通過稅收優惠、融資支持、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充分激發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和廣大勞動者的創造活力。

三是投資于“人的福祉”，筑牢社會保障網絡。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完善失業、工傷保險制度，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為全體人民提供一張堅實可靠的“安全網”，降低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敢于消費、敢于嘗試。關注“一老一小”。加大對養老服務和托育服務的投入，緩解家庭壓力，釋放勞動力特別是女性勞動力的潛能。

四是投資于“人的精神”，促進國民綜合素質提升。文化強國建設。增加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公民的道德修養和人文素養。弘揚科學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全社會營造尊重知識、崇尚創新、精益求精的氛圍，為科技自立自強和文化繁榮發展培育深厚的土壤。

“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加強“人的全面發展投資”，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樹立“人力資本優先”的政績觀，將人力資源開發作為一項戰略性、基礎性工程來抓，通過系統性的制度安排和持續穩定的財政投入，真正把我國龐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強大人才紅利。這將是我們在未來大國競爭中贏得主動、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談“中國人經濟”

“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政事兒：中共中央新聞發布會介紹，未來五年，我們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中國人經濟”引發關注，你如何理解這一概念？

張占斌：“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這一表述是發展理念的深化和治理視野的拓展，具有豐富的內涵。GDP（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是在中國境內（包括外資企業）創造的總價值，反映的是國家本土的經濟規模和生產力。GNI（國民總收入）衡量的是中國國民（包括企業和個人，無論其在境內還是境外）獲得的總收入，更能反映國民的真實財富水平。“中國經濟”更多指向基于地理疆域的經濟活動總量和經濟結構。“中國人經濟”則是一個更具全局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強調將視野從單一的國內領土延伸至全球，關注的是全體中國國民（包括企業和個人）所擁有和掌控的總資產、總收入和總福祉，無論這些經濟活動發生在國內還是國外。

“中國人經濟”的戰略意義在于：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增進人民福祉。“中國人經濟”將關注的焦點從單純的經濟“流量”（GDP）擴展到國民財富的“存量”和“收入”（GNI），更直接地關聯到全體中國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質量，是共同富裕理念的體現，順應全球化背景下利益格局的變化。

隨著“走出去”戰略深入實施，大量中資企業和公民在海外投資、經營、工作，形成了龐大的海外利益。“中國人經濟”要求我們不僅要經營好國內市場，也要維護和拓展海外中國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提升其全球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在要求，強調“中國人經濟”意味著要推動形成“中國市場”與“中國人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相互促進的新格局。通過促進內需市場與海外網絡的高效聯動，整合利用全球資源與市場，最終服務于國家整體實力和國民整體福利的提升。

談區域協調發展

“打通區域間斷點堵點，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

政事兒：《建議》對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出要求。為何區域協調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如此重要？你如何看《建議》提出的區域經濟布局？

張占斌：區域協調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具有極端重要性：體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果區域發展長期失衡，東部與中西部、城市與鄉村差距過大，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公平正義原則，違背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要。國內大循環的暢通，要求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高效集聚。優化區域經濟布局，可以打通區域間的斷點堵點，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釋放內需潛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區域發展不平衡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加快發展，關乎國家長治久安。

對于《建議》提出的區域經濟布局，我認為體現了“尊重規律、系統謀劃、分類指導”的原則：一是深化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如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旨在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源。二是統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促進中部地區加快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這體現了對不同板塊的精準定位和發展要求。三是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強調根據各地區的條件，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如一些地區要承擔起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邊疆安全的戰略功能，就不能簡單以GDP增長率論英雄。這有利于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整體合力。

談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

“讓實干者得褒獎、有為者有舞臺”

政事兒：《建議》提出，以全面從嚴治黨為根本保障，特別提出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調整不勝任現職干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常態化。這對激發干部隊伍內生動力和整體活力有哪些重要作用？

張占斌：樹立正確政績觀、完善干部考評機制、推進能上能下常態化，是激發干部隊伍內生動力和整體活力的關鍵舉措，其重要作用體現在：

形成鮮明導向，引導干部“干什么”。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就是要引導干部從追求短期顯績轉向創造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實績，聚焦于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民生改善、生態環保、安全穩定等長遠大計。這解決了干事創業的方向問題。

建立科學標尺，評價干部“干得怎么樣”。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就是要破除唯GDP、唯票數、唯年齡等片面傾向，建立體現新發展理念、多維度的考核指標體系。這為準確識別、公正評價干部提供了科學依據，讓實干者得褒獎、有為者有舞臺。

打通關鍵環節，解決干部“干不好怎么辦”。調整不勝任現職干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常態化，是動真格的“硬約束”。這打破了干部職務“終身制”的隱形觀念，形成了“優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環，給在位干部施加了持續奮進的壓力，也為優秀年輕干部騰出了空間。

營造健康生態，激發“我要干”的內生動力。這三者結合，共同營造了一種“重實干、重實績、重擔當”的清明政治生態和用人環境。讓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受到激勵，讓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受到懲戒，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政事兒”（xjbzse）撰稿/何強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