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被抓后，遭到如何對待？當年審訊官：我終生忘不了那慘叫聲

“生為人民干部，死為革命英雄。臨敵大節不辱，永記人民心中。”

這是陳毅元帥對她的評價，她就是中華民族抗日英雄，趙一曼。

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走在一曼街上，看著放學的孩子攥著辣條跑過，路邊的公交報站聲混著小販的吆喝，很少有人會特意停下看路牌上“一曼”兩個字的來歷。

可89年前，就是這個叫趙一曼的女人，在這條街附近的地下室里，忍著腿骨碎裂的劇痛，把“中國人”這三個字，刻進了侵略者的夢魘里。

她并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四川宜賓白楊嘴村一個叫李坤泰的普通姑娘。

1905年出生時，家里還是當地有點名氣的地主，父親花錢買了個“監生”的名分，平時給鄉親們看看中醫，母親蘭明福操持著一大家子的吃喝。

可就是這樣一個“錦衣玉食”的姑娘，從小就透著股“叛逆”。10歲那年，母親拿出纏足布和尖尖鞋要給她纏足，她哭著搶過柴刀，把那些束縛女人的東西砍得稀爛，任憑家人怎么罵，就是不肯低頭。

趙一曼的童年沒少跟家里“鬧別扭”。13歲父親去世后，大哥李席儒和大嫂管家，硬是不讓她繼續讀書，說“姑娘家認得幾個字就行，遲早要嫁人”。她不服氣，偷偷找大姐夫鄭佑之訴苦。

這個姐夫可不是普通人，是四川早期搞馬克思主義的，手里總揣著《新青年》和《共產黨宣言》。鄭佑之沒多說大道理，只把這些進步刊物塞給她：“你自己看，路是自己選的。”

就是這幾本書，讓李坤泰第一次知道，原來除了家里的灶臺和私塾的四書五經，外面還有“反帝反封建”“婦女解放”這樣的新鮮事。

1923年，18歲的她瞞著家人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村里組織了個“婦女解放同盟會”，拉著鄰村的姑娘一起說“不裹足、不早嫁”。

1924年，她實在憋不住對兄嫂的不滿，以“一超”為筆名，在向警予主編的《婦女周報》上寫了篇文章，文章發表后，好多革命青年給她寫信支持，當地團組織也找到了她，這才算真正踏上了“追光”的路。

1926年是她人生的轉折點。這年2月，她考上了宜賓女子中學，開學沒多久就因為帶頭宣傳反帝思想，被選為學生會常委；5月又成了宜賓學聯的常委，負責宣傳工作，連婦聯主席的擔子也壓到了她肩上。

也是這年，經鄭佑之推薦，她從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正式改名叫李淑寧，那時候她還沒料到，后來在東北的冰天雪地里，她會用“趙一曼”這個名字，讓日寇聞風喪膽。

這年11月，黨組織派她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黃埔武漢分校”。在那里，她第一次摸槍，第一次學戰術，每天跟著男學員一起跑操、練射擊，皮膚曬得黝黑，卻笑得比誰都亮。

1927年9月，她又被派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在那里認識了湖南小伙陳達邦，這個后來成為她丈夫的男人，和她一樣滿腦子革命理想。

1928年春天，兩人在莫斯科結婚，不久后趙一曼懷孕，組織上考慮到她的身體，讓她提前回國。

回國后的日子過得顛沛流離。1928年11月到上海，12月又被派到宜昌，1929年2月，在宜昌一間簡陋的民房里，她生下了兒子，取名“寧兒”。抱著襁褓里的孩子，她第一次嘗到做母親的柔軟。

可革命工作不等人，1930年她把寧兒送到陳達邦大哥陳岳云家寄養，臨走時偷偷在孩子的小衣服里塞了張自己的照片，她不知道，這張照片后來會被寧兒摩挲到邊角起毛，成為母子倆唯一的念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的消息傳到上海，趙一曼坐在出租屋里，盯著報紙上“日軍占領沈陽”的標題，眼淚掉了一地。

她找到組織，堅決要求去東北：“我會打槍，會做群眾工作，讓我去前線！”這年冬天，她化名趙一曼，背著簡單的行李，踏上了北上的火車。

剛到東北時，她先在沈陽的工廠里搞工人運動，穿著粗布棉襖，跟女工們一起紡紗，晚上就湊在煤油燈底下講抗日的道理。

1932年，她調任滿洲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長，到了哈爾濱后，又代理哈爾濱總工會書記。

1933年4月，哈爾濱電車工人罷工，她白天躲在電車廠附近的小鋪里指揮，晚上冒著風雪去工人家里慰問，工人們都親切地叫她“李姐”。那時候沒人知道，這個說話溫和、總幫著解決孩子上學問題的“李姐”，后來會帶著游擊隊在山林里跟日軍周旋。

1934年，趙一曼被派到珠河縣（今黑龍江尚志市）任中心縣委特派員，后來又兼任鐵北區區委書記。珠河的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凍掉，她穿著膠鞋在雪地里跑，發動農民成立反日游擊隊，有時候一天要走幾十里山路，餓了就啃口干糧，渴了就抓把雪吃。

當地的老鄉記得，她總騎著一匹白馬，腰里別著兩支手槍，打起仗來比男人還勇猛，“紅槍白馬趙一曼”的名聲，就這么在白山黑水間傳了開。

1935年秋，她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一師第二團政治部主任，帶著隊伍在哈爾濱以東地區打游擊。

有次，他們在春秋嶺伏擊日軍的運輸隊，趙一曼帶著戰士們趴在雪窩里，等日軍的馬車靠近，她一槍打穿了戴頭日軍的帽子，大喊“沖啊！”戰士們跟著她沖上去，繳獲了好幾馬車的糧食和彈藥。

戰斗結束后，一個小戰士問她：“趙政委，你不怕子彈嗎？”她笑著拍了拍小戰士的肩膀：“怕啊，但咱們怕了，老百姓就更沒活路了。”

可游擊戰的艱苦遠超想象，日軍的“掃蕩”一次比一次狠，隊伍里缺糧缺藥，有傷員只能用草藥敷傷口。

趙一曼看在眼里，就帶著戰士們去山下的村子里跟老鄉換糧食，每次都把自己的毛巾、鋼筆留給老鄉，說“等勝利了，咱們再還你們更好的”。老鄉們也心疼她，有時候會偷偷把雞蛋埋在雪地里，留張紙條寫著“李姐收”。

1935年11月，趙一曼帶著隊伍在珠河縣小西北溝跟日軍遭遇，為了掩護大部隊突圍，她主動留下來殿后，左腿被日軍的子彈打穿，鮮血很快染紅了棉褲。她靠著一棵大樹繼續射擊，直到失血過多昏過去，被搜山的日軍抓住。

押她下山的時候，日軍用梯子把她抬著，又換牛車顛簸著往縣城走。車輪在石頭路上咯吱響，傷口疼得她渾身冒冷汗，可路過珠河城時，她還是猛地抬起頭，對著街上的老百姓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滿洲國！”

這一喊，驚動了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的外事股長大野泰治。這個在東北混了多年的老牌特務，專門負責審訊抗日分子，他聽說抓了個“紅槍白馬”的女政委，立馬趕了過來。

第一次審訊，大野泰治以為能輕松拿下這個“瘦弱的女人”。他把一張白紙拍在桌上：“說吧，你們的據點在哪？有多少人？”趙一曼瞥了他一眼，編了個假名字應付，問起為什么抗日，她坐直了身子：“我是中國人，除了抗戰，沒別的路可走！”

連續幾天審訊，大野泰治沒問出一句有用的，急得拿鞭子抽打她左腕的傷口，又戳她腿上的傷處，可趙一曼哪怕臉色煞白，也只說“不知道”。

日軍見硬的不行，又怕她死了沒口供，就把她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治療。這可不是好心，是想等她傷好點再接著審。

負責治療她的醫生，是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偷偷給她用了最好的藥；看守她的警察叫董憲勛，護士叫韓勇義，一個看不慣日軍的蠻橫，一個因為父親被日寇害死，心里憋著恨。

趙一曼看出了兩人的心思，沒說什么大道理，只是在換藥的時候跟董憲勛聊：“你也是中國人，看著同胞被欺負，心里好受嗎？”又跟韓勇義說：“我兒子以后也會長到你這么大，要是他知道他媽在跟日本人打仗，肯定會驕傲。”

20多天后，董憲勛和韓勇義下定決心幫她逃跑，這個被日軍折磨得只剩半條命的女人，用她的信念，點燃了兩個普通人心里的反抗火種。

1936年6月28日，哈爾濱下著暴雨。董憲勛背著趙一曼從醫院后門溜出來，坐上事先雇好的小汽車，往抗日游擊區趕。

趙一曼腿上的石膏還沒干，雨水泡得藥味混著血腥味直往鼻子里鉆，司機回頭看的時候，卻見她在笑：“快了，再走點就到了。”不幸的是，后來她還是被抓了。

第2次被俘后，趙一曼被帶回哈爾濱拘留所，這次日軍徹底沒了耐心。特高股長林寬重親自審訊，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甚至用烙鐵燙她的胸部，把指甲拔到第3顆，她咳著血，還是搖頭。

日軍的憲兵在日記里寫：“她像塊鐵，越冷越硬。”

1936年8月1日，日軍決定把她押回珠河“游街示眾”，想震懾老百姓。火車上，趙一曼知道自己沒時間了，跟押送的偽警要了紙筆，她要給寧兒寫封信。

手因為酷刑抖得厲害，字寫得歪歪扭扭，可每一句都戳心：“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作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寫完信，她把紙疊好塞進貼胸的口袋，指尖摸了摸口袋里那張寧兒的小照片，那是她從蘇聯回來時帶的，一直沒舍得丟。

8月2日，珠河縣城的街上擠滿了人，日軍把她綁在大車上“游街”，她卻昂著頭，對著鄉親們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

到了小北門外的草坪，日軍軍官問她還有什么話要說，她把懷里的信遞過去：“把這個傳給我兒子。”槍響的時候，她看著遠處的山，好像在等什么，這年，她31歲。

趙一曼犧牲后，那封信被日軍當成“罪證”收了起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才從日本的檔案里找出來。

1956年，26歲的陳掖賢（寧兒）到珠河的紀念館，第一次看到母親的遺書。工作人員不讓他碰玻璃展柜，他就把手按在玻璃上，小聲喊了句“媽”，眼淚砸在柜門上。

1982年，陳掖賢因為過度思念父母和妻子，選擇了自殺，臨死前把自己和父母、妻子的照片抱在懷里。

有人說他活得太苦，可他曾跟朋友說：“我媽是英雄，我不能給她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