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欲謀害宋慶齡，沈醉獻上一條毒計，戴笠拍案叫絕為何未實施

1949年5月27日凌晨，淞滬警戒線已被解放軍撕開缺口，守在臺北電話機邊的蔣介石卻反復詢問上海動向。他最在意的不是前線潰敗，而是黃埔同僚毛人鳳是否動了對宋慶齡的“特案”。三天前，保密局送來一份最終暗殺名單，宋慶齡的名字被他親筆添上，隨即又被他親手劃掉，來回的紅藍鉛筆痕在燈光下刺眼。

時間回撥到1933年6月18日傍晚，法租界亞爾培路槍聲乍起，楊杏佛伏尸車內，十五歲的兒子渾身是血。消息傳入莫里哀路，宋慶齡只是抿了口涼茶，告訴隨行工作人員：“讓新聞處把真相電告柏林。”她很清楚，蔣介石是在借刀恐嚇自己。

楊杏佛遇害后，上海站行動組組長沈醉被召到戴笠辦公室。戴笠關上窗，壓低嗓門道：“委員長不想背黑鍋，你給我找個不會留下指紋的法子。”沈醉想了半支煙，提出制造“交通意外”——用德國硬殼小轎車在紅燈前頂撞宋慶齡座駕，“不死也得躺上三個月”。戴笠聽完，兩掌狠狠擊桌，稱“妙計”。

計劃推進得極快。杜月笙托英商弄來一輛奧斯本六缸車，前擋風換成進口防彈玻璃；兩名特務晝夜蹲守愚園路口記錄宋慶齡出行路線；沈醉親自試車，他給自己買了件美制防彈背心，還寫好一封“殉職遺書”，押在戴笠保險柜里。

然而就在動手前夕，意外橫生。戴笠帶著沈醉飛南京面見蔣介石，蔣翻完作戰示意圖，忽然反問：“你能保證只傷不死？”沈醉挺胸：“若撞死，愿以命抵。”蔣卻揮手：“如果惹出國際輿論，誰來抵我中華民國的命？”當晚，作業停止，車被退回杜月笙車庫。

蔣介石之所以突然退縮，并非良心發現。此前，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滬記者已將暗殺流言拍電波士頓；另一方面，孫科和宋美齡兩路來電夾擊——孫科指出“國共和談仍有余地”，宋美齡則直言“二姐若有閃失，華府所有游說將就此破局”。對華援助攸關前途，蔣不敢硬頂。

計劃流產后，毛人鳳仍覺得可惜，毛森提出趁解放軍攻城時偽造流彈誤殺。毛人鳳把紙條送去臺北，蔣介石沉默良久，用鉛筆劃了一個淡淡的圈，又涂掉，“暫緩”兩字是惟一指示。毛人鳳心照不宣，將方案鎖進保險柜，鑰匙隨后投進黃浦江。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元老中真正開口保宋的不只有孫科。陳立夫后來回憶：“若殺孫夫人，黃埔老同學中至少一半要反水。”換言之，蔣介石面對的不只是國際壓力，還有黨內裂變風險。

1951年春，沈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交代往事時談到這樁未遂案，他對審訊人員說：“那是我干特務生涯里唯一一次慶幸沒能完成的任務。”此言真假難辨，但從側面說明，當事人并非沒有后怕。

宋慶齡一直活到1981年。當年5月她在北北京協和醫院病房接見舊友，談及往事淡淡一句：“在生與死之間，最難殺的是理想。”周圍人無言以對，那堵不曾被德國硬殼車撞破的信念，也就這樣留在了歷史的封鎖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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