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淞滬警戒線已被解放軍撕開缺口,守在臺北電話機邊的蔣介石卻反復詢問上海動向。他最在意的不是前線潰敗,而是黃埔同僚毛人鳳是否動了對宋慶齡的“特案”。三天前,保密局送來一份最終暗殺名單,宋慶齡的名字被他親筆添上,隨即又被他親手劃掉,來回的紅藍鉛筆痕在燈光下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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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撥到1933年6月18日傍晚,法租界亞爾培路槍聲乍起,楊杏佛伏尸車內,十五歲的兒子渾身是血。消息傳入莫里哀路,宋慶齡只是抿了口涼茶,告訴隨行工作人員:“讓新聞處把真相電告柏林。”她很清楚,蔣介石是在借刀恐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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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杏佛遇害后,上海站行動組組長沈醉被召到戴笠辦公室。戴笠關上窗,壓低嗓門道:“委員長不想背黑鍋,你給我找個不會留下指紋的法子。”沈醉想了半支煙,提出制造“交通意外”——用德國硬殼小轎車在紅燈前頂撞宋慶齡座駕,“不死也得躺上三個月”。戴笠聽完,兩掌狠狠擊桌,稱“妙計”。
計劃推進得極快。杜月笙托英商弄來一輛奧斯本六缸車,前擋風換成進口防彈玻璃;兩名特務晝夜蹲守愚園路口記錄宋慶齡出行路線;沈醉親自試車,他給自己買了件美制防彈背心,還寫好一封“殉職遺書”,押在戴笠保險柜里。
然而就在動手前夕,意外橫生。戴笠帶著沈醉飛南京面見蔣介石,蔣翻完作戰示意圖,忽然反問:“你能保證只傷不死?”沈醉挺胸:“若撞死,愿以命抵。”蔣卻揮手:“如果惹出國際輿論,誰來抵我中華民國的命?”當晚,作業停止,車被退回杜月笙車庫。
蔣介石之所以突然退縮,并非良心發現。此前,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滬記者已將暗殺流言拍電波士頓;另一方面,孫科和宋美齡兩路來電夾擊——孫科指出“國共和談仍有余地”,宋美齡則直言“二姐若有閃失,華府所有游說將就此破局”。對華援助攸關前途,蔣不敢硬頂。
計劃流產后,毛人鳳仍覺得可惜,毛森提出趁解放軍攻城時偽造流彈誤殺。毛人鳳把紙條送去臺北,蔣介石沉默良久,用鉛筆劃了一個淡淡的圈,又涂掉,“暫緩”兩字是惟一指示。毛人鳳心照不宣,將方案鎖進保險柜,鑰匙隨后投進黃浦江。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元老中真正開口保宋的不只有孫科。陳立夫后來回憶:“若殺孫夫人,黃埔老同學中至少一半要反水。”換言之,蔣介石面對的不只是國際壓力,還有黨內裂變風險。
1951年春,沈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交代往事時談到這樁未遂案,他對審訊人員說:“那是我干特務生涯里唯一一次慶幸沒能完成的任務。”此言真假難辨,但從側面說明,當事人并非沒有后怕。
宋慶齡一直活到1981年。當年5月她在北北京協和醫院病房接見舊友,談及往事淡淡一句:“在生與死之間,最難殺的是理想。”周圍人無言以對,那堵不曾被德國硬殼車撞破的信念,也就這樣留在了歷史的封鎖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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