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連降十級，9年后向中央寫下絕命書，后吞槍自盡

1958年12月的黃浦江畔，北風又冷又硬，王范頂著風走進七一公社的大隊部。他的中山裝還算挺括，可袖口的檢察長袖章早已摘掉，新的職務是“工業副部長”，行政十級降到二十級。看公文的人說不出一句安慰，干巴巴地宣布完決定就散了。誰都清楚，這位曾在上海灘威名不小的“紅色包打聽”，此刻已成體制的最底層。

年紀稍大的上海職工記得他當檢察長時的脾氣——卷宗不到位，他扔鋼筆；辦案粗糙，他拍桌子。可王范常念叨一句話：“可抓可不抓的，不抓。”這句后來被硬扣上一頂“右傾”帽子。隨著“大躍進”火燒眉毛，他終于等來噩耗：組織將功勛與“問題”一并處理，先割職務，再割名聲。

消息傳進北京，毛主席在一次簡短接見里盯著王范看了幾秒，嘆了口氣：“老王，你怎么搞成這樣？”王范站得筆直，臉色卻蒼白，回答得只有五個字：“服從組織決定。”陳毅在旁邊插句玩笑：“他是上海最會打聽的人，把他丟到田里挑糞，虧了。”主席笑了幾聲，交代改善安排，可風向沒有真正轉過來。王范被調去閔行，當了個區長，仍舊級別低、權責輕。

到了1961年，三年困難剛過，王范的部下悄悄勸他“寫份申訴”。他搖頭：“熬一熬，說不定過陣子就好了。”他不善文飾，更不擅自我辯護。對敵斗爭時，他敢深夜踹開土匪窩；對待組織，他始終只會一個姿勢——立正。

進入1966年，狂飆驟起。南京體育學院的批斗場燈火通明，王范跪在碎玻璃上，胸前掛著“叛徒特務”的木牌。一個年輕人猛地扯下他灰發雜亂的帽子，大聲喝問：“王范，你到底是哪一路貨？”他抬起頭，鼻尖被血糊住，聲音卻不高：“我是共產黨員。”那晚的批斗持續六小時，腰椎受過舊傷的他幾乎沒法站起。但更尖銳的，是給他冠上的“潛伏特務”新罪名——連根拔起的身份否定。

取保候審后，他想去北京再次求見，可城門口盡是紅袖章。有人攔住他，甚至不許他靠近。無計可施，1967年1月初，他返回南京，獨自躲進一棟老舊筒子樓。三天后，他寫下三封信：一封留給妻子，一封準備寄中南海，還有一封“交代材料”針鋒相對。字里行間全是硬筆瘦勁，“我跟黨走了四十一年，無愧于人民”，那行字被他反復加粗，像是最后一次吼叫。

夜深，妻子敲門，他沒開。門縫里只傳來一句：“孩子托你了，好好讀書。”凌晨過后，一聲悶響劃破走廊。王范以一顆手槍子彈結束人生，年六十二。

絕命書很短，兩百多字，現在在南京市檔案館的恒溫柜里。紙發黃，墨仍黑。未寄出的信封上寫著“機密，親啟”，收信人一欄卻空著——他不知道還能寫誰的名字，也許仍想寫“毛澤東”三個字，卻又怕信件被截，干脆留白。

1978年春，江蘇省委開追悼會時，許多老公安、老檢察官自發趕來，隊伍在雨中排了幾百米。悼詞里雖有“犯過嚴重政治錯誤”的字眼，但“襟懷坦白、剛直不阿”同樣醒目。再往后，1983年中央組織部完全推翻舊案，才給出新評價：“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信息從北京電傳到地方，熟悉王范的人沒有叫好，只是默默擦眼鏡。折騰這么多年，一個“忠誠”二字，本應早已蓋章。

有意思的是，審查材料里保留了1930年代他在英租界潛伏的片段：制服口袋夾著情報，弄堂口賣茶葉蛋的師傅當交通員。叛徒被抓那夜，陳賡戲言“紅色包打聽”，這綽號后來流傳軍中。對照批斗會那塊寫著“潛伏特務”的木牌，用詞幾乎一樣，卻一個是褒，一個是誣。歷史的諷刺，令人啞口。

王范離世第五年，上海七一公社改制，檔案室清點舊卷宗，在塵封抽屜里發現他當年批紅的檢控意見。有批示寫著：“證據不足，暫不捕。”落款工整，日期1957年。若細問原因，不過是他想給普通工人留條生路。誰料這一縷善意竟成日后帽子的種子。

歲月往前推，青年時期的他練拳、扛漁網，靠臂力扛百斤漁獲；秘密會議時，他用土布衣扣住勃朗寧槍。牢獄五年，他跟陶鑄在水井邊磨鐐銬；雪域偵察，他蹲到腿麻只為抓一條暗線。四十多年黨齡，風口浪尖走一路，回頭才發現，真正把他打倒的不是敵人，而是政治漩渦中的標簽。

有人問，當年若申訴是否能改命？答案永遠無法驗證。但從那封絕命書能讀出，他最痛的并非昏暗牢房，而是信仰被污名。槍聲響起一瞬，所有委屈戛然而止。

如今再翻公安史料，王范的名字與他的同僚列在一頁。檔案頁腳標注：犧牲，方式——“自裁”。這兩個字墨跡最重，好像怕人看不清。可在不少老同志心里，他早算烈士，因為他沒有背叛過任何暗號，也沒有出賣過一條情報。他只是被時代扯斷了最后的生路，然后用一顆子彈守住最后的辯白。

歷史賬簿里，一些數字可以修改，評價可以推翻，唯獨那夜的槍火聲改不了。王范的故事，就留在1958年至1967年那段灰色軸線上，提醒后人：忠誠有時不夠響亮，需要被一再確認；而誤判往往只要一紙文件，就能摧毀一個老黨員的全部尊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