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年規劃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主題：自力更生與全球博弈

四中全會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正悄然轉向——從依賴外需和傳統增長模式，轉向以科技自立為核心、以內循環為支撐的“新戰略”。這場轉型既是對西方圍堵的回應，也是對國內結構性矛盾的主動破局。

科技突圍，將從“制造大國”轉型到“創新強國”。電動車、光伏、鋰電池的全球統治地位（占全球產量60%-80%）只是起點。下一步，機器人、AI等“新工業”將成為政策重頭戲。政府通過定向補貼和產業政策集中資源攻關核心技術，試圖復制“新能源模式”到高端制造領域。這種“選擇性扶持”雖可能引發西方質疑，但中國顯然已把科技自主視為生存問題。若能突破芯片、高端材料等“卡脖子”領域，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話語權將顯著提升。

內需主導，消費與投資的“再平衡”。“自力更生”背后是內需戰略的深化。公報強調“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通過消費升級、投資優化（如新型基建）和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激活14億人口的統一市場。不過，短期內青年失業、房地產低迷等存量問題可能被暫時擱置，政策更傾向于通過產業升級而非財政刺激解決矛盾。這種“硬轉型”若成功，將重塑中國經濟韌性，但也需警惕轉型期的陣痛，若超過極限的話，會極大的影響國內的安定局面，這也是不得不在兩者間權衡的時候，必須予以特別關注的重點。

在新的全球博弈中全球，我們將從“融入者”到“規則挑戰者”。稀土出口管制、反制歐美關稅壁壘等措施，標志著中國對外政策的強硬轉向。一方面，中國試圖通過資源控制和技術壁壘反制西方“脫鉤”；另一方面，制度型開放（如自貿試驗區升級）仍在推進，試圖在保護核心利益與參與全球分工間找平衡。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復雜姿態，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重組，但也為中國企業爭取了技術迭代的時間窗口。這期間，跟國際商業貿易和技術往來的結構性矛盾，將極大的加劇，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

對待轉型期“灰犀?！睗撛谖ｋU的挑戰的正確應對。從外部壓力看，歐美對華技術封鎖和貿易壁壘可能長期化，光伏、電動車等優勢產業面臨市場準入風險。

我們內部風險也很多。比如，房地產債務、地方財政壓力等等，若處理不當，可能拖累社會和金融的穩定。而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并行發展，可能會大幅削弱長期增長的潛力。

創新方面也必然會出現一些特別的瓶頸，比如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難度遠超傳統產業，特別需要警惕“補貼依賴癥”抑制市場活力。相關出臺的產業政策、實施細則等，必須把“補貼依賴癥”的窟窿堵上。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或將呈現“結構性分化”

中國將在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大分化的潮流中，堅定尋找自己的確定性。

首先是在產業層面，新能源、AI等戰略行業加速國際化，傳統制造業將面臨產能出清，這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現有舊產業工人的大量失業。這不得不在實施政策的同時予以妥當的社會性安排，政府必須在財政上要有特殊的政策，使轉型在民意和民眾的具體福利上，獲得妥帖的安排。

其二、是在政策層面，政府主導的“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化改革并行，可能造成我們的制度成本加速上升。

其三、會出現新的國際影響趨勢。即中國或從“世界工廠”較快的升級為“創新策源地”。但與西方的規則沖突，不僅將長期存在，而且會加劇。我們要做好長期同西方舊規則體系進行博弈的各種準備。

中國正在下一盤大棋——用科技和內需當“盾牌”，守住國內市場；用高端制造和靈活外交當“長矛”，爭奪全球市場。能不能成，要看技術突破速度和普通人錢包鼓不鼓。

若政策執行得當，2035年人均GDP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具備可行性。但如何在開放與安全、效率與公平間找到新平衡點，將決定這場轉型的最終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