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一則反常廣告揭穿騙局！1932 年 “伍豪脫黨” 謠言，為何江青能在文革再掀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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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天津市一個大學的紅衛兵在所謂”抓叛徒”時，查閱1932年的舊報，發現了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當他們知道了”伍豪”是周恩來同志的別名，便于5月12日將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抄件送給了江青。

江青收到后如獲至寶，根本不考慮是真是假，迫不及待地于5月17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把偽造啟事的抄件擺在他們三人面前，信中陰險地說：

“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

這封信實際上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逼迫周總理做出交代的通牒。

面對這個挑釁，周總理迅速地斷然地予以反駁。5且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寫道：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云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隨后，周總理查閱了1932年上海各舊報，親自給教員寫了一封信，并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并送給教員。信中說：

“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

“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后發生的。”

教員看了周總理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

“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周總理當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的面，尖銳地指出：

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

現在算起來，1922年入黨46年了。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錯誤，說了不少錯話，寫了不少錯誤的文章。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

今天，我的工作崗位和所負責的工作總還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觀，所以，我還是要干下去。

現在我申明，對某些人的”幫助”，我歡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不存在的問題來要挾，來煽陰風、點鬼火，搞陰謀活動，那我是堅決反對的!

1967年底，北京有一個學生向教員寫信重提此事教員于1968年1月16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

教員除上述兩次親自澄清偽造”啟事”外，還曾經囑咐周恩來同志在適當的會議上給同志們講一講，錄下音，存入檔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1972年6月，黨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教員要周恩來同志在會上講講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問題。

這個問題列入了會議議程。周恩來同志在會上專門報告了這個問題，再次說明這是敵人的造謠誣蔑。

陳云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發言說：

“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對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我完全記得是國民黨的陰謀。伍豪等二百四十幾人的脫黨聲明，是在恩來同志已經到達中央蘇區之后”。

同一天，陳云同志還寫了書面發言說：“我現在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康生1932年在上海黨的臨時中央工作，他十分清楚國民黨偽造”啟事”這件事。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先后在涉及這個問題的兩份材料上批道：“這完全是造謠污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件事”。

1972年2月18日，康生口授了一個記錄，出面證實：“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偽造，用來攻擊污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

至此，江青誣陷周總理的陰謀徹底破產。但是，江青等人仍不死心。江青將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等材料親自保存起來。

王洪文還要上海的親信把偽造”伍豪啟事”存入檔案。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等待時機，重新向周總理發動進攻。

后續，為了徹底消除國民黨造謠污蔑造成的不良影響，1981年11月18日，陳云同志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把國民黨偽造的”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搞清楚。

之后，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做了許多工作，并和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一起搜集了大量資料，于1982年12月23日共同寫出了《“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審閱后，交中央辦公廳印發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并發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