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曾在采訪中直言：這輩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沒有回國造原子彈

1971年，楊振寧收到了老友鄧稼先的來信，信中的“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讓楊振寧熱淚盈眶。

除了寒暄外，鄧稼先在信中明確告知，在中國研發原子彈的過程中，除了蘇聯專家在早期有過短期援助外，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

這個消息給了楊振寧極大的感情震蕩，也觸動了他心中深藏的遺憾。

鄧稼先和楊振寧

楊振寧與鄧稼先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他們是同鄉，都在安徽合肥安慶出生，兩人的父親都是清華大學教授，他們同在當年北平崇德中學讀書，抗戰期間清華遷昆明組西南聯大，兩人又是同學。

楊振寧1945年赴美，鄧稼先1948年隨后，連同楊振寧的弟弟振平，三人在美合租住一個房間。

然而，1950年成為了兩人人生的分水嶺，那一年，鄧稼先在取得美國普度大學的物理博士學位后，毅然放棄了在美國的機會與前途，立即乘船回國，投入新中國的建設。

而楊振寧則留在美國，進入學術地位的普林斯頓研究所，并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從此，兩位好朋友斷了音訊。

1964年，新疆羅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美國情報機關很快偵測并公布了中國原子彈幾位關鍵人物的名字，為首者就是鄧稼先。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在與楊振寧天各一方的15年中，鄧稼先“人間蒸發”，在黃沙撲面、人跡罕至的新疆大漠中隱姓埋名苦干，為祖國的國防核工業、為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這一聲巨響，對楊振寧的沖擊和震撼，“超過了一顆原子彈，超過了一切現實世界中的得失與名利”。

楊振寧沒有回國參與原子彈研制，成了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但當時的世界正處于兩個陣營的冰冷對峙中，科學家的選擇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復雜。

就在楊振寧在美國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中國的原子彈研制正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展開。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簡稱221廠，位于青海湖北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里是一個絕對機密的地方。

1957年5月，為選定原子彈研制基地，李覺和吳際霖、郭英會、何廣乾以及外籍專家10余人，在飛機盤旋了甘肅、四川等地許多高山叢林之后，幾經周折終于選定位于青海高原的金銀灘為廠址。

理由為：四面環山，中間平地，宜于建廠；人口稀少，地域寬闊，便于疏散；邊遠閉塞，利于保密。

原子彈研制堪稱龐大且復雜的系統工程，理論設計為其核心所在，鄧稼先身為原子彈理論設計的負責人，肩負著千鈞重擔，承受著巨大壓力。

彼時，中國僅擁有一臺每秒運算1萬次的104電子管電子計算機，大量數據只能借助手搖計算器運算，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轟試驗場，代號為“17號工地”。

歷經上千次爆轟試驗論證、上萬個數據精密計算，多個單位協同發力，在理論設計與試驗緊密配合、相輔相成之下，原子彈理論模型的設計雛形終得完成。

接下來，核爆炸所需材料成為亟待攻克的難題，此材料正是濃縮鈾 - 235，它的獲取與應用關乎核爆相關進展，解決其供應問題迫在眉睫。

天然鈾里，鈾 - 235僅占0.7%，其余皆為鈾 - 238，故而若要研制原子彈，首要之舉便是分離鈾 - 238，以此獲取濃縮的鈾 - 235。

彼時，全球僅有美國、蘇聯、英國具備制造甲種分離膜的能力，這一制造技術堪稱國家核心機密，被嚴密封鎖，彰顯著其在科技領域的關鍵地位與重大價值。

1960年，為攻克難題，第二機械工業部與中科院悄然啟動一項絕密工程——“真空閥門”工程，此工程的核心任務便是研制甲種分離膜。

那時，冶金所內既無空調，也亦缺電扇，研究人員常汗流浹背在工作，為防汗水浸濕設備、損壞機器，眾人巧妙利用早晚相對涼爽之時開展工作，敬業之心可見一斑。

當時冶金所里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研究人員常常汗流浹背，為了避免流下來的汗水打濕設備、弄壞機器，大家就利用早晚時間工作。

歷經三載砥礪奮進，至1963年末，上海冶金研究所終不負眾望，成功試制出契合標準的甲種分離膜，為相關領域發展添磚加瓦。

1971年，楊振寧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中國，成為中美冷戰期間首位訪華的科學家。

他小心翼翼地向摯友鄧稼先提出一個埋在心底多年的問題：中國的原子彈是否有外國人參與研制？當時他聽到一些傳聞，說有美國科學家參與了這項絕密工程。

回美國的前夜，在上海大廈舉行的臨別宴會上，楊振寧收到了鄧稼先的來信，信中明確告知，除了蘇聯專家在早期有過一些短期援助外，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

在信的結尾處，鄧稼先把“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改成了“千里共同途”，楊振寧當時沒有完全理解這句話的深意，他后來回想才明白，這是一個很深的意思。

那次訪問是楊振寧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因為使得他對于新中國第一次有了一點認識，而這個認識對于以后50年的人生軌跡有了非常大的影響。

楊振寧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原子彈研制，但他對中國的科學貢獻遠遠超過了一般人的認知。

回到美國后，他在多個重要場合講述中國見聞，硬生生在鐵幕上撬開了一道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縫隙，在楊振寧影響和帶動下，1972年，任之恭、林家翹率領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訪華。

楊振寧先生這樣做，其實是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美國中央情報局多次找他麻煩，但他并沒有因此停止對中國的正面宣傳。

1977年2月，楊振寧等人發起成立了“全美華人促進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員會”，并以8000美元在當天《紐約時報》刊登《致卡特總統公開信》。

旁邊特別加了8個中文字“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呼吁美國政府盡快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

1979年1月30日，楊振寧在全美華人歡迎鄧小平副總理訪問美國的宴會上致辭表示：因為我們同時扎根于中美兩大民族的文化，我們對增進兩國的友好和了解，肩負著特別的責任。

楊振寧還一直致力于促進中國與美國及世界各國間的學術交流，他帶回來的，是讓中國科學能自主造血的“根”。

2015年，楊振寧決定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國國籍，他說：“我的身體里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在百歲華誕慶賀會上，楊振寧終于回應了鄧稼先半世紀前的“共同途”期許：“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

兩位科學巨匠以不同方式書寫的報國故事，在此刻終于圓滿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