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國：美國大學校園的右傾化值得注意

2025年3月，伍國教授在美國中世紀年會地點 哈佛大學Sever Hall 前留影

文 | 伍國，任教于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

作者授權發布

筆者一向認為，美國大學的“左傾”化長期被媒體夸大。一些媒體不斷渲染美國大學如何狂熱地聚焦性別多元，促進“覺醒文化”，批判反思美國歷史，以“階級”，“性別”，“種族”作為分析框架研究文學作品和社會議題，并導致大學生患上“左派幼稚病”，華裔孩子則與熱衷于捍衛“保守主義”的美國第一代華裔移民，即這些孩子的父母，產生嚴重的代溝云云。

筆者既是美國的第一代亞裔移民的一員，又是為人父母者，在美國把孩子從剛出生帶到十八歲進入大學，同時又每天在教學一線接觸形形色色的美國學生，并從中透視美國社會，因此可以說，結合自我反思和真實生活觀察的體驗可能超過一些生活在美國，但并未真正接觸美國人和美國從小學大學的校園生活，但受到特定立場驅使的華裔觀察者。

美國大學的“左傾”傾向首先源自知識分子挑戰體制的批判本能。由于美國體制的本質就是市場至上的資本主義，在宗教自由的名義下，主流精神世界事實上被一神教及其各種變體統治，這一切又在政治領域尋求并實施政策和法律對大資本和利益集團的保護——正是這一點解釋了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即使在“市場競爭”的外殼下，也能實行集體壟斷，導致受害人訴諸江湖行俠般的極端手段并轟動全球，也解釋了美國某家處理和生產雞肉制品的巨頭公司Tyson，即使被英國主流媒體以確鑿證據揭露嚴重污染美國水質并導致癌癥，也同樣巋然不動的事實。

在這種情形下，大學作為鼓勵批判思維，獨立思考的場所，由教授和學生這樣相對脫離既得利益的讀書人對大資本進行批判，與宗教勢力保持距離，并追求歷史解釋的多元化，性別認同的多元化，種族平權，在筆者看來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如果大學都已經成為壟斷資本，主流宗教，主流族群和性別的代言人，那才是美國高等教育真正的悲哀。

更何況，大學校園內本身有很多基于行業自律的規則。美國的大學教授被校規明文禁止在課堂上傳播個人政治觀點，也不能傳播個人并不成熟的研究成果，課堂教學重在介紹學生閱讀多視角的觀點而且講究證據，歷史教學則反復強調史學研究本質上是一個多元闡釋過程，不同學者對同一歷史過程有基于史料的不同詮釋，學生的任務就是進行比較。這樣的教學目的是鼓勵學生的多元思維，并適當顧及被過于強勢的掌權者忽視和遮蔽的弱勢者的聲音，認識到歷史的書寫常常含有“制造神話”的部分。這些聲音如果還能有一席之地，也確實是借助對多元和包容的制度支持，以及在學術上對階級，性別，種族議題的關注，但這些質疑基本上都是溫和，理性的。

在筆者二十多年在美國高校求學，教學的經歷中，不論是在自己的教授，同事，還是學生中，都從來沒有見過稱得上思想瘋狂偏執的極左分子，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在近二十年對中國歷史進行教學和研究指導的過程中一直發現，對中國持同情，共情，理解，能進行高質量研究，并對美國自身持有適度批判的偏左翼美國學生，基本上都是頭腦聰明，富于思考，個性安靜，綜合素質較高的學生，而對中國懷有莫名仇恨，反全球化，反對環保，思想偏激的偏右翼保守學生，也都是學習和思考能力不高，而且品德存疑的學生。

2024年春季學期有一名白人男生就是整整一個學期什么作業都拒絕完成，只致力于“研究”中國如何“搶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最后被筆者判為不及格。2025年春季學期的另一名這樣的美國大一新生(白人男生)在解讀文獻并進行綜述時甚至誤認為1990年代的中國是“晚清中國”（late Qing China），還寫了好幾遍，令人啼笑皆非，也可見其高中階段世界知識的極度欠缺。

2025年春季學期又出現了一名熱衷于右翼政治的白人男生。他擔任查理科克于2012年創建的“美國轉折點” (Turning Point USA/TPUSA) 這個主要在大學校園中宣傳右翼保守主義(或者筆者更愿意稱為一種立場保守姿態激進的“激進的本土民族主義”，radical nativist nationalism)價值觀的保守派非營利組織在我校的分部的主席。該組織自2014年起成為全國性組織，并在大學和高中校園內成立了分支機構。到2017年，其分部已經覆蓋了全美的幾百個校園。

這名學生在高中階段就熱衷于保守政治，進了大學就更加積極介入這類活動，但很快他就因為和學校的沖突上了電視新聞。據媒體報道，這名學生認為學校過于“自由派”，而且很多同學對他進行辱罵攻擊，導致他宣稱要轉學。假如僅看這些戲劇化的經歷，可能容易得出校園左翼壓迫校園右翼的陳詞濫調般的印象。

然而，由于這名學生正好在筆者的一個班上，可以說整整一個學期見證了他如何一次次曠課而且不斷謊話連篇——聲稱“胃出血”而從來拿不出證據。有在美國求學和育兒經歷的人一般都知道，美國的醫療機構出具一份供請假用的病人就診證明是一件非常簡單的常規操作，胃出血并非小問題，如果真的因此去過醫院，拿出一紙證明易如反掌，在這個問題上胡攪蠻纏，實在不知道符合哪條“保守主義價值觀”。由于“愛國”，這名學生自然絕不會承認美國存在環境問題，而是堅持吹捧美國環保署的貢獻。

在筆者眼里，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驕傲自負，夸夸其談，其實腹中空空的美國學生，而“保守主義價值觀”就是這類學生最愛用上的護身符和庇護所。這類學生大致可以歸類為“美國第一”型。

在今年九月份，校園里的幾十名“保守派”學生舉行了紀念查理科克的燭光晚會。從學生主辦的校報中，筆者又發現了一名美國白人男生是活動的組織者，而這名學生也上過筆者的課，目前還被分配由筆者指導其對冷戰期間美蘇經濟關系的畢業論文。這名歷史和經濟雙專業學生不僅在有關中國歷史的課上表現平庸，在其自己選擇的冷戰期間美蘇經濟關系的論題下，搜集的一手二手資料數量和筆者此前指導過的美國學生也相差甚遠，極為單薄，其一手資料只有兩種，其中之一是未必詳細討論美國對蘇經濟遏制策略的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但是這名學生自認為自己的論點是“新穎”的：蘇聯的崩潰不僅僅是源自其內部，而是必須歸結于美國的催化劑作用，因為美國在經貿，金融，石油出口幾個戰場上采取正確的策略成功地加劇了蘇聯的后期經濟頹勢。

就筆者所知，中美主流學界基本上都已經認定蘇聯崩塌的主因還是其內部的種種制度性和結構性因素加上戈爾巴喬夫的個人選擇，這一點已成定論。（當代學術界的主流研究范式都是從內部尋找社會政治變化的主要動因, 所謂indigenous explanations，而非夸大外部力量。對蘇聯研究的內部視角和中國研究領域保羅科文的“中國中心史觀”最終取代“西方沖擊-中國回應”范式一樣，在認識論意義上具有全球范圍內的一致性。）至于美國在前述幾個領域的外部“貢獻”，也早就廣為人知，并不足為奇。一項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甚至被美國的一些嚴肅的冷戰學者認為是過度主觀和過度夸大里根政權的作用，論述的嚴謹性也不夠。即使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際市場原油價格暴跌重創蘇聯經濟，其能奏效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蘇聯自身過度依賴重工和軍工的畸形經濟體制，過度依賴原油出口的外貿結構，以及缺少市場經濟和技術創新的驅動等諸多缺陷。

這名學生在開題報告中還認為，他的研究結果意在探討經濟手段對形塑全球政治后果的作用，似乎是暗示美國拖垮蘇聯經濟的模式具有可復制的全球示范意義，但這種思維路徑就更成問題：首先，他既然已經承認美國施用的經濟手段只是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就不必夸大這一作用的意義，第二，從晚近歷史到今天，雖然被美國從外部實施制裁和圍堵導致經濟困窘的國家確實有好幾個，但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因為這些措施而垮掉。這名學生之所以抓住次要因素大做文章（事實上連筆者提到的早已出版多年的一些專著都不知道，作為對冷戰感興趣的經濟和歷史雙專業學生，對“巴黎統籌委員會”也不甚了了），還是因為其雖然熱衷現實政治，滿腦子冷戰思維，但學術專業功力嚴重不足，也或許對學術缺乏基本的興趣和尊重，因為拋開立場不談，其開題計劃書中不僅資料單薄，各種技術錯誤和疏漏也比比皆是。這類學生大致可以歸類為“美國必勝”型。

這場紀念活動的另一名組織者也是一名上過筆者兩門課的美國白人男生，這名男生同樣天資平庸，無論怎么學習，對中國的關注也逃不出美國人最熱衷的“宗教自由”，但和很多美國人一樣，這類美國學生并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世俗特性和三教交融的宗教傳統，在其原教旨“保守主義”視角中，“宗教”自然就等同于他們熟悉和認同的一神教。這類學生可以歸類為“宗教情結”型。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大學里的“自由派”教授只是以個人的身份在課堂內提示學生進行多元化思維，考慮美國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社會，考慮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和關注弱勢，但從未組織起來，其努力的意義僅在于認知的調整和視角的轉換，而在目前的美國社會氣氛下，“保守派”學生卻是以組織和運動的方式在課堂外推進其議程。然而正如筆者多年教學發現的——在被煽動甚至組織起來以后，在校園里熱衷于“保守政治”并參與“美國轉折點”活動的美國大學生絕不是校園里性情溫和，態度謙遜，具有共情能力，學習能力較強，尤其善于思考特別是自省式反思的真正聰明優異的那部分，而恰恰是學業平平或者不佳，甚至誠信存疑，但激進浮躁，而由此或許更加焦慮也更（或者想要）顯得特別“愛國”和特別“保守”（實為本土民族主義加種族主義）的部分——這是更加令人擔憂的。

美國大學里的學生社團林林總總，一般分為學術型的（如針對歷史專業學生的全國性組織Phi Alpha Theta，通常有基于學業績點的遴選標準），溫和政治參與型如模擬聯合國（Model United Nations），以族裔為基礎進行文化傳播和聯誼的，如亞裔學生聯誼會，拉美裔學生聯合會，但非常明確地以“保守派”立場迎合部分學生中的激進本土民族主義傾向的，只有近年出現的高度政治化的“美國轉折點”校園分部。 “美國大學生”從來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群體，其內部個體的智力，情商，入學標準，學術能力，政治傾向千差萬別，既存在好學深思，有志于學業的學生，也有大量忙于體育訓練和比賽，上課心不在焉的學生運動員，更存在上述的一些被意識形態左右，不要證據，忽略事實，不管語境的“積極分子”——這是從教者必須面對的。

（原題《美國大學校園右傾化更值得深思》，載于新加坡《聯合早報》2025年9月30日言論版，現經過修訂增補，并附上收到的匿名讀者反饋。對反饋部分全文照錄，未做任何更動，這篇反饋文字本身就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本。筆者已經對發信人致以深切謝意，并征得公布此信的同意。）

尊敬的伍教授：

您好！

我是中國一個零零后大學生，正在北京某大學讀本科。近日讀了您在聯合早報所刊文《美國大學校園右傾化更值得深思》，深受觸動。本身我作為進步主義的認同者，身邊很多人在大談對多元文化和弱勢群體的歧見，網絡上也浮現各種右傾聲浪，自己的理念一度動搖，甚至開始懷疑保守主義也許才是真正合理的。但讀了您的文章，讓我對學術界重新產生了信心。在此想向您談談我的看法，還請您不吝賜教。

如果僅看互聯網趨勢，保守化浪潮似乎是當下主流。無論是美國民眾對于D.E.I.政策的抨擊還是英國的反移民示威，好像都說明當前歐美主流民意就是反對進步、崇尚保守，但其實并非如此，只是網絡同溫層給人們造成誤解，且人們傾向于將負面消息放大。何況，還有很多人并未上街游行，這些人數量不在少數，而游行者大多為右翼，造成了“右翼占主流”的假象。看到您作為知識分子沒有向假象屈服，反而撰文為進步理念發生，使我非常欣慰。

我也曾經是保守觀念認同者，厭惡主流以外的文化，對“男性尊嚴”之類概念非常入迷。但通過閱讀，我逐漸認清了父權制的本來面目，走向了傳統社會秩序的反叛者。但對其他很多人來說，這樣一個過程是困難的，他們難以放下自己沉醉其中的保守觀念。因此我認為，左派應當發揚包容、開放、善于傾聽的精神，不是直接與保守派對抗，而是用溫和的說理和友好的交流使之轉變觀念。我也見到一些左派肆意嘲笑查理-柯克之死，我對此實在不能茍同，因為人性是人類所共通的，假如沉溺于立場爭辯而放棄人性關懷，那就是背棄了左派理念，而非捍衛。容不下反對聲音的，恰恰是右翼，而我們作為左派，對對方予以一定包容是應當的。

另外，最近在閱讀歐美網絡刊物的時候，我也發現很多年長的知識分子對于左派理念有所排斥，認為其違背人性、不符常識。對此其實我也可以理解，因為民主法治之類理念具有闡釋的共通性，人人都能從中找到符合自己的理解。而對于主流性別和性取向的批判，則難以被接受，因為這觸及到了人性中更深層的一面，涉及到信仰問題和尊嚴問題，可能讓人產生不適。假如左派強硬反對，一定要直接宣揚自己對父權制的批判，未必人人都能立刻認同。假如傳播過度，互聯網媒體添油加醋，反而會達到反效果，導致社會輿論更趨于保守。例如2024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即渲染“民主黨支持強制變性”等等謠言，某種程度上導致搖擺州倒向川普。所以，左派知識分子在宣傳上也要有策略，不能引人誤解，循序漸進、照顧到所有人，方能走向進步和多元。

右翼媒體喜歡批評“覺醒運動”，但既然人們已經覺醒那就很難再讓他們回到之前的狀態。講一個最近的笑話：Trump在美軍大會上稱自己不敢說“n word”。要知道Trump是反進步的“領袖”，而“n word禁忌”恰恰是進步主義的法律體現。連他都不敢違背禁忌，可見覺醒運動不會沉淪，已有的進步主義成果完全可以保存下來，不怕右翼破壞。雖然trump對女性和跨性別者大肆打壓，出言不遜，但他對黑人的禁忌則生怕出錯，真的十分可笑。這也凸顯了右翼的外強中干。

非常高興看到您作為重要的知識分子，能夠不畏保守媒體的宣傳，指出美國大學右傾化的危險，這讓我重新拾起了堅持進步主義的理念。希望年輕左派都能勇敢起來，堅定信念，跟隨歷史的潮流。

此致

敬禮！

一名來自中國的年輕大學生

2025年10月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