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狗血！澳洲楊蘭蘭，為啥可以三次拒絕出庭？

今天是10月17日，楊蘭蘭酒駕撞人案再次開庭，人卻沒來。

這已經是她第三次“缺席”庭審。法庭外擠滿了專程趕來的華人旁聽者，有人失望搖頭，有人憤憤不平：“有錢就能這樣拖著？”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關于司法程序、保釋制度與公眾期待的落差問題。但深挖下去，真正讓人不安的，不是一個人能不能不出庭，而是當財富與法律相遇時，普通人感受到的那種無力感。

我們先說清楚：在澳大利亞的法律體系下，被告在某些階段確實可以由律師代為出庭，尤其是案件尚在審理準備期、未進入正式答辯或審判環節時。

這并非“特權”，而是程序權利。楊蘭蘭目前仍處于保釋狀態，未被定罪，因此享有法律賦予的自由與程序保障。

從法理上講，她的律師反復申請延期、協商認罪方案、與檢方溝通，都是合法操作。法官同意延期，也并非徇私，而是司法程序中的常見安排。畢竟，任何司法系統都鼓勵通過協商解決案件，以減輕法院負擔。

但問題出在，公眾情緒與司法程序之間的巨大鴻溝。

這起案件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不僅僅因為酒駕、豪車、重傷，更因為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人們對“公平”的樸素認知：你撞了人，傷者躺在病床上，而你穿著香奈兒、戴著梵克雅寶，悠然自得地生活，連法庭都不用親自去？

這種反差，刺痛了人心。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她每次露面都極盡奢華，保釋期間穿萬元高定、包場奢侈品店、狗戴Celine項圈、睡LV枕頭。

而受害者George Plassaras，卻因這場事故身受重傷，脊椎骨折、脾臟破裂，生活被徹底改變。

一邊是“嚴重精神健康問題”的辯護理由，一邊是社交媒體上頻繁曬出的精致生活；一邊說“害羞不敢露面”，一邊又能在高級餐廳自如出入、參加品牌活動。這種矛盾，怎能不讓人心生質疑？

她的律師拿高云翔案作比較，說本案“指控較輕”。可公眾并不買賬。因為在普通人眼里，生命沒有輕重之分。一次酒駕，換來他人終身殘疾，這怎么能叫“不嚴重”？

當然，我們不能用輿論審判代替法律審判。

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的基石，無論當事人是誰，都應依法處理。我們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有錢、愛炫富，就預設她“一定有罪”或“必須重判”。

但司法程序的透明與可感，同樣重要。

當一個案件反復延期，被告始終不露面，而律師不斷以“正在溝通”“等待結果”為由申請休庭，公眾自然會懷疑：這是否是一種拖延戰術？是否在等待輿論降溫？是否在利用制度縫隙，來爭取更有利的結果？

這不是對澳洲司法的否定，而是對“程序正義”如何被感知的追問。

在理想狀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現實中，資源的差異，往往會影響一個人在司法系統中的處境。有錢人可以請頂級律師團隊，做最周全的辯護準備，甚至影響談判節奏；而普通人可能連一個像樣的律師都請不起。

這不是楊蘭蘭的錯，也不是律師的錯，而是整個系統必須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我們希望看到的，不是一個“富人被群毆”的鬧劇，而是一個無論貧富，都能被看見、被傾聽、被公正對待的司法過程。

下一月，也就是11月14日，法庭再次開庭。書記官明確表示：“期待被告親自到庭。”這不僅是程序要求，更是一種象征法律的尊嚴，需要當事人親自面對。

我們不呼吁“重判”，只呼吁“親臨”。你不必流淚謝罪，但請站出來，直面你造成的后果。這不是為了滿足圍觀者的獵奇，而是為了對得起那個躺在病床上的人，也對得起法律本身的嚴肅。

否則，即便最終依法判決，公眾心中的“正義感”依然會落空。而當人們對法律失去信任，受傷的，將是整個社會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