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簽來了，我們準備好開放了嗎？

原本只是一次沒有引起關注的簽證政策調整，卻突然在近2個月后，引爆了社交媒體。

9月底，網上出現大量短視頻，標題大多是“印度人盯上K簽證”“外國人要來搶中國人的飯碗”等，視頻配著急促的音樂與醒目的字幕，評論區的疑問此起彼伏：“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了，國家還要把門打開給外國人？”

類似的爭論接連出現，成了國慶期間的熱搜話題。一些AI視頻里，長著南亞長相的人，在擁擠的高鐵站排起了長隊，正等著領取K簽入境。一時間，“印度人偷家”的說辭，在各路自媒體和網友口中傳開。

讓輿論沸騰的，是國務院新增的一項K類簽證。

8月7日，《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的決定》公布，關于K簽的內容很簡短：“發給入境的外國青年科技人才”，10月1日起正式實施。

簽證的類別和簽發節選 / 圖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

記者會上，相關部門解釋稱，K簽面向從境內外知名高校或者科研機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學科領域專業畢業，并獲得相應學歷學位證書（學士學位及以上），或者在上述機構從事相關專業教育、科研工作的外國青年科技人才。持K簽可從事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交流及創業、商務等活動，不要求國內有聘用或邀請單位。

此事原本沒有引起國內輿論的注意，卻在海外（尤其是印度）掀起熱議。《印度時報》稱，這一舉措可能為印度科技企業開辟新通道；印度《明特報》則評論說，中國在科技人才競爭中“正試圖重寫游戲規則”。

客觀來看，K簽證只是簽證體系的一次調整。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它顯然是一種信號：過去20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人才輸出國”，數以百萬計的理工科畢業生前往歐美深造并長期定居。而如今，這個全球最大的科技應用市場，開始嘗試逆轉方向，從“送出去”轉向“請進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魏華穎告訴南風窗：“這是國家層面主動參與全球競爭的信號。”

10月14日，青島機場邊檢站證研室內，移民管理警察通過光學儀器進行簽證核查 /新華社記者李紫恒 攝

但這也引出一連串令公眾焦慮的話題：中國的科技人才，到底缺不缺？我們為什么又需要引進青年科技人才？

魏華穎說：“公眾更深層的焦慮，其實源于人才供需錯配與社會分層。”

全球搶人大戰

人才流向，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科技格局。

人才，尤其是高技能科技人才，一直是各國手中最核心的戰略資源。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研究指出，掌握領先人才的國家，在相應技術領域維持領先的概率要高出其他國家17倍。

美國是這種模式的早期受益者。喬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統計顯示，2019年《福布斯》人工智能50強中，有2/3的企業至少有一位移民創始人；《財富》500強中，有223家企業與移民背景有關。《硅谷指數2025》也顯示，如今硅谷地區41%的居民為外國出生，在科技行業中，這一比例高達66%。

美國機構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前 20%）的主要原籍國

支撐這套體系的，是美國1990年確立的H-1B簽證。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自2012年以來，約六成H-1B獲批者從事計算機及信息技術工作。這一制度讓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保持了強大吸力。

然而，現在這種開放正在被削弱。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企業申請H-1B簽證的費用將從數千美元上調至10萬美元，并調整抽簽機制，按工資水平分配名額。特朗普解釋稱，這一舉措是為了“保護美國工人”，并在記者會上說：“如果企業不愿付出10萬美元，那就雇美國人。”

這一政策在科技行業引發震動。美聯社報道指出，亞馬遜、微軟、谷歌等是H-1B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新政迫使它們削減外籍招聘計劃，并提醒持簽員工謹慎出境，“因為重新入境可能變得困難”。

與此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還在5月撤銷了哈佛大學的國際學生項目資質，導致6800名學生的身份受影響。此外，英國《自然》雜志的調查顯示，75%的受訪科研人員考慮離開美國，尤其是職業起步階段的年輕科研人員。

美國國土安全部在5月撤銷了哈佛大學的國際學生項目資質，導致6800名學生的身份受影響

美國的收緊政策，意外制造了一個“人才真空期”。喬治敦大學分析師雅各布·費爾德戈伊斯指出，美國的搖擺，“為其他國家留下了窗口期”，只要及時行動，就可能承接這一波高技能流動。

機會很快被看見。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在2025年至2027年間設立約5億歐元科研激勵基金，吸引全球頂尖科研人才；法國撥款1.13億美元，用于吸引來自美國的科研人員赴法工作；澳大利亞科學院推出“全球人才吸引計劃”，為國家重點領域的科學家提供簽證加速、搬遷補貼與研究經費；韓國總統辦公室則要求，相關部門“抓住美國政策調整的機會”，積極吸引海外科學家赴韓。

各國如此投入，不僅是經濟需要，更是出于安全焦慮。AI、半導體、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每一項技術背后都是人。人才流失就意味著競爭力流失，這是各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下的共識。

中國在這場競爭中的緊迫感更強。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發布的《2023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全球人才競爭力前20位，幾乎都被發達國家占據，中國位列第40位，被列入“人才冠軍組”，但與歐美仍有明顯差距。

從左到右分別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畢業后工作的取向

如今，隨著“搶人大戰”進入下半場，中國的身影開始出現。2025年推出的K簽證，正是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誕生的。

魏華穎告訴南風窗，K簽的出臺，標志著中國人才戰略正在從“項目式引進”轉向“制度化吸納”。

過剩與短缺

反觀國內，“人才過剩”的話題，卻一再被推上熱搜。短視頻平臺上，碩士送外賣、博士做保安、程序員回鄉種地的報道不時出現。評論區里總有人感嘆：我們是不是培養了太多“無用的高學歷”？但另一邊，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基礎科研的招聘信息又在不斷擴張，企業喊缺人、研究所喊缺人。

這種“過剩”與“短缺”的并存，成了當下中國人才版圖最鮮明的特征。

公眾關于“人才過剩”的認知，最直接的源頭在于，高校每年輸送的畢業生越來越多。2025屆畢業生預計達1222萬人，同比增加43萬人，創下歷史新高。但相當比例的年輕人徘徊在待業、靈活就業或繼續升學的選擇之間。

冰火兩重天的是，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卻在不斷發布招聘需求。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中國對AI專業人才的需求將達到600萬，而人才缺口可能高達400萬。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汪泓也曾在2021年指出，中國AI高端人才數量僅相當于美國的20%，供需比例嚴重失衡。

9月19日至23日，第三屆全國技能大賽在河南鄭州舉行 /新華社記者 李嘉南 攝

頂端稀缺、腰部擁擠，成了當下中國人才結構的真實寫照。

科技人才因何稀缺？一方面，新興技術的日新月異，與人才培養的脫節，導致了供需失衡。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留不住人。

經合組織（OECD）在2025年發布的《國際學生流動主要趨勢》簡報顯示，2014年至2022年間，OECD國家接收的國際學生從300萬增至460多萬，其中約三成選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中國與印度貢獻了其中的1/3。龐大的教育體系，造就了數量可觀的理工科人才，但他們的主要流向依舊是“出國深造”。對許多年輕人而言，科研與未來，似乎更容易在海外實現。

這種觀念可追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的“留學”意味著一次徹底的機會。無論是公派還是自費，出國的人大多懷著改變命運的渴望。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累計派出留學生近30萬人，回國者不到1/3。大量學者在海外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扎根，也讓中國在高端基礎研究的原始創新上，長期處于“缺席”狀態。

9月14日，在澳大利亞堪培拉，中國留學生在晚會上表演舞蹈 /新華社發（張娜攝）

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重新審視這種“單向外流”。國家層面的反思，推動了高等教育與科研體系的升級，“211工程”“985工程”相繼啟動，資源與政策集中向重點高校和實驗室傾斜。

科研環境的改善，吸引了一批海歸學者回國任教、建組、辦實驗室，他們成為中國科研體系中的中堅力量。

但這并沒有帶來結構的平衡。

高端滿意，基層困境

人們逐漸意識到，單靠“海歸潮”，并不足以支撐持續的創新體系。要形成開放的人才生態，中國需要一種能吸引全球科研力量、鼓勵國際流動的制度化機制。

2013年實施的R簽證制度，正是這種思路的體現。它面向“高層次外國人才”，提供最長十年、多次入境的居留資格，并允許配偶、子女享受同等待遇。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也推出本地配套措施：提供人才公寓，在子女教育、公立學校入學、居住證落戶、稅收優惠等方面給出便利。

深圳市龍華區白石龍老村44棟，安居樂寓公司的管理員在整理床鋪 /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這些努力帶來了可觀的成效。深圳、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國際人才生態，具備“一站式簽證服務、國際社區與產業集群”的綜合模式。華為、阿里巴巴、寧德時代等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形成“全球研發、國內轉化”的模式，也為國際科研人員提供了更多合作與回流的機會。

然而，制度的不平衡依然存在。超過80%的外籍專家，集中在北上深杭等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難以留人。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數據，2023年中國共發放居留許可71.2萬份，其中工作類占33%，學習類占29%。被認定為“長期專家”的不足一半，多數外籍人員停留時間不超過三個月。

9月15日，上海移民管理警察幫助俄羅斯籍旅客完成入境卡填寫 /新華社記者 唐斯琦 攝

魏華穎教授指出，在華外籍人才總體體驗呈現“高端滿意、基層困境”的分化特征。在頂尖高校與大型企業，外籍人才享有相對優越的科研條件與待遇；但在地方機構或中小企業，他們常面臨語言障礙、事務性工作繁瑣、生活適配難等問題。這表明，中國的“引才制度”已較為成熟，但“留才環境”仍需完善。

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留才能力”仍處于相對薄弱的位置。根據《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2019》，全球前100個城市中，中國大陸僅有7座城市上榜，且排名普遍靠后。要想真正提高國際人才吸引力，僅靠優惠政策并不夠，更需要制度的靈活性與信任度。

在這種背景下，K簽證的推出顯得更有針對性。與R簽證主要面向成熟專家不同，K簽證聚焦年輕科研人才，尤其是剛從全球名校畢業、具備潛力但尚未被主流體系吸納的研究者。它降低了申請門檻，弱化雇主綁定，給予更高的流動自由度。

這種設計，既能補充科研體系的年輕力量，也能讓中國在全球人才競爭中占據更靈活的位置。

公眾焦慮與政策邊界

K簽正式實施前，社交媒體上最先被點燃的，不是政策解讀，而是大眾疑問：“一大批印度人要來中國了嗎？”

這種情緒并非空穴來風。過去十年，美國的H-1B簽證幾乎被印度人占據七成。對數以萬計的年輕程序員而言，H-1B是進入硅谷的通行證，也是階層躍遷的希望。但今年，美國政府將申請費用提高至十萬美元，同時收緊配額與審查程序，這條通道被突然堵塞。印度的理工科人才開始尋找新的落腳地——日本、阿聯酋等都在其視野之中，中國也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就在9月，日本宣布計劃引進5萬名印度工程師，以填補制造業和信息技術的缺口。消息一出，輿論立刻分裂。在大阪、北海道等地，出現了反對移民的游行隊伍，“移民NO”的標語出現在街頭。

日本出現了反對移民的游行隊伍

與日本類似的情緒波動，很快在中國的輿論場上蔓延開來。有人擔心印度青年會擠占本土就業機會；有人憂慮會出現“假身份”“學歷造假”“擾亂治安”等風險。也有人質疑，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仍不寬松的當下，這項政策是否會加劇焦慮。

“公眾更深層的焦慮，其實源于人才供需錯配與社會分層。”魏華穎教授分析說。高端科技崗位的稀缺，導致本土精英外流；真正的解決之道，不是“限制流動”，而是“提高吸納”。通過提升產業升級速度、改善教育與再培訓體系，讓人才流動成為互補而非對立的過程。

解決高端科技崗位問題，不是“限制流動”，而是“提高吸納” / AI制圖（諾言）

事實上，類似的爭議幾乎在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曾出現過。美國的H-1B、日本的“高端專業人才簽證”、英國的“全球人才計劃”，都在開放與防范之間搖擺。任何國家在擴大人才通道時，都必須重新界定“誰能來”“誰不能來”。

如何平衡安全審查、知識產權保護、勞動規則與社會認同，這些都是現實而復雜的考題。

如何留才？

開放并不意味著“搶飯碗”。

OECD的數據顯示，2011年至2021年間，25個成員國的移民創業活動創造了超過390萬個就業崗位，占總就業增長的15%。這意味著，外來人才不僅能補充勞動力，更可能重塑一個國家的創新生態。

另一方面，即便K簽落地，也并不意味著會出現大規模的印度人才流入。絕大多數出國發展的印度知識精英都能流利使用英語，卻不會說中文。語言障礙與文化距離，使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歐美、澳大利亞或中東，而非相對陌生的中國。

真正的挑戰，并不在“能不能進來”，而在“能不能留下”。魏華穎教授指出，中國早期的引才政策大多依賴“補貼邏輯”——高薪、住房、項目、科研經費，短期吸引力強，卻難以形成長期黏性，導致一些地方陷入“高價挖人—流失—再挖”的循環。

9月28日，兩名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學員在河北吳橋雜技藝術學校排練廳內練習帽子技巧 /新華社記者牟宇 攝

相比之下，真正的競爭力，應該來自制度層面的吸引，比如科研管理透明、職稱體系合理、社會環境包容、法律與居留政策穩定。

簽證只是入口，留下才是目的。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數據，長期在華工作的外國人僅占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一，遠低于韓國、日本、新加坡的比例。雖然中國的科研投入已居世界第二，但外籍科研人員在科研體系中的比例依然偏低。

因此，K簽的真正考驗，并不在政策出臺的當天，而在若干年后，那些被吸引來的年輕科研人才，是否真的選擇留下、創業，為中國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

科研人員在海南三亞崖州灣科技城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的實驗室工作 /新華社記者楊冠宇 攝

中國擁有龐大的本土人才儲備，短期內不大可能像西方國家一樣依賴大規模移民，但如果能吸引到哪怕一小部分的全球科技人才，其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也將顯著提升。

從這個意義上說，K簽證既是對外的姿態，也對內打開了一扇門，讓社會重新思考：在全球人才流動重新洗牌的當下，我們究竟準備好了怎樣的開放？我們如何引領未來？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22期

作者 |喬悅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