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28年的清白終于到來了，被“江姐”們策反的“藍先生”的故事

1953年7月20日，重慶市公安局在解放碑舉行萬人公判大會，準備判處五名原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看守死刑并當場槍決，這五人原來都是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的看守人員，而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的11月27日，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曾發生了慘絕人寰的11.27大屠殺，總共有二百零七名關押在這里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慘遭屠殺。因此在一般人的認知里，在白公館渣滓洞當看守的“人均劊子手”、“人均殺人犯”并不算什么栽贓冤枉之詞。

11.27大屠殺

所以，在萬人公判大會的現場，群眾群情激憤，喊殺聲不絕于耳，而準備受刑的犯人們則一臉恐懼，他們心里也清楚，就他們犯下的罪行，只槍斃他們本人而沒有株連家人，已經要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共和國，否則換作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三族甚至九族一起上法場，一大家族整整齊齊去閻王爺那里報到的畫面就出現了。

然而，正當法官念完死刑判決書，準備行刑的時候，五名人犯中有一個人突然聲嘶力竭地哭喊起來：“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不是殺人兇手，我為江姐做了很多事！”

法官知道這個人，他叫黃茂才，原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看守，自從他1951年被群眾揭發曾在渣滓洞當看守并被關押后一開始他就聲稱自己沒有殺人，手上沒有血債，但沒有人相信他——渣滓洞集中營的看守手上沒有血債，那純屬笑話！

“洪洞縣里無好人！”

在隨后的審查中，黃茂才曾多次表示：“我與江竹筠、李青林、李惠明都有聯系，冒著被砍腦殼的危險幫共產黨送過許多信，辦過許多事。”

不過，審訊人員根本不信。

但此時此刻，黃茂才在大庭廣眾面前說出那句“我為江姐做了很多事”卻是震驚全場，原本義憤填膺的人群安靜了下來，片刻后又議論紛紛，討論著黃茂才這句話的真偽。但不管怎么說，既然黃茂才身上還有歷史問題沒有查清，那么對他的死刑就必須暫停執行。

于是，在經過仔細商討后，法官下令把黃茂才重新收押以便進一步審查核實。至于其余四個人，則照舊槍決。

黃茂才的檔案顯示：他是自貢榮縣人，1941年時因為家貧又遇上國民黨軍在當地抓壯丁去抗戰（抗戰中國民黨軍搶抓的壯丁的非戰斗死亡率高達30%~50%），母親于是求到東家大少爺——時任川康綏靖公署二處副處長兼通訊隊隊長的劉重威處，請求給黃茂才某個差事，避免上前線。劉重威于是就把黃茂才帶到了重慶留在自己身邊當了少尉文書，安然度過了抗戰。

1945年5月，時年22歲的黃茂才被調入渣滓洞集中營當女牢房的看守。黃茂才自稱在這期間他結識了同為自貢老鄉的江竹筠，在“江姐”等人的開導、勸說、感化下，他利用看守的身份便利成為了江竹筠等共產黨員在獄內與戰友、獄外與黨組織聯系的“特殊信使”。并且幫助江竹筠、左紹英、胡其芬等人送出多封秘密信件給重慶的地下組織。

可問題是：在渣滓洞集中營關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絕大多數都慘死在11.27大屠殺中，而黃茂才提出的可以證明他身份的江竹筠、李青林、楊漢秀、左紹英、胡其芬等人都已經壯烈犧牲，11.27大屠殺中女牢房唯一的幸存者盛國玉雖然可以證明黃茂才是當時女牢房五名看守中唯一沒有虐待過她們的人，但也無法證明黃茂才是否為江竹筠等人做過事（主要因為盛國玉并不是共產黨員，所以江竹筠等人不可能對她掏心掏肺，什么話都對她講，因此盛國玉知道的事情很有限）。

解放軍解放重慶后在渣滓洞集中營清理烈士遺體時的場面

盛國玉——她是11.27大屠殺中女牢房唯一的幸存者

換句話說，黃茂才的話無法自證，也無法旁證，也無法輕易被否認，這事情就這么僵住了。不過鑒于盛國玉關于“黃茂才從來沒有虐待過她們”的證詞，黃茂才的死刑判決被取消，以“歷史反革命”改判無期徒刑。服刑期間，黃茂才因為表現出色而多次獲得減刑，并于1964年獲釋，總共服刑11年。

但是獲釋后，黃茂才的原渣滓洞集中營看守的身份讓他遭受了無數白眼，拜“白公館渣滓洞”的惡名所賜，黃茂才處在“社會性死亡”的狀態，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黃茂才就此踏上了自我平反之路——不斷向榮縣人民法院進行申訴。

渣滓洞集中營

可是，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人都已經犧牲了，又能去哪里找能夠給自己證明的人呢？這如同橫在黃茂才自我平反道路上的一堵墻，令黃茂才處處碰壁——

轉機直到1981年5月才出現：當時，重慶烈士陵園紀念館在清理檔案時意外發現了胡其芬烈士（被捕前為中共重慶地下工委的婦委書記）所寫的《最后的報告》（信中除介紹關押的革命志士被殺害情況、敵人的力量部署及周邊情形外，還對獄外黨組織的營救提出了建議），其中有一句“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引起了館長的注意。

胡其芬烈士

信中還提到，江竹筠烈士寫給其子彭云的遺書“示兒信”也是“藍先生”幫忙傳遞出渣滓洞的，在傳遞這封遺書后不久，“藍先生”就接到遣散通知，也正是因為“藍先生”在將要離開渣滓洞，胡其芬才抓緊最后的機會委托“藍先生”將《最后的報告》送出。

“……藍先生此次見你時，定將里面的情況，對政治犯處理的消息，組織上的準備，以及盼望我們在這里進行的事項，詳細告知，不日他將離開，不能再帶你的回信給我們了。”

當時的重慶地下組織也證實，胡其芬烈士的信的確是一個代號“藍先生”的人送出來的，信送出來后交給了地下交通員——重慶大學醫學院女學生況淑華。由于當時風聲很緊，這封求救信直到11月25日早晨才交到川康特委派駐沙磁區工作組的負責人劉康手中。

胡其芬烈士絕筆《最后的報告》原件

但當劉康寫好回信準備送回獄中時，“藍先生”卻因故離開了重慶，再加上敵人屠殺行動提前到了11月27日，導致營救行動流產。

重慶烈士陵園紀念館是認識黃茂才的，因為黃茂才在自我平反過程中沒少造訪這里，這時館長突然想到了黃茂才提到過的一個細節：11月20日，黃茂才被遣散回老家，也就是在這一天，他借告別的機會將胡其芬的《最后的報告》帶了出來，在將信放到事先約定的秘密地點后就徑直去儲奇門碼頭登船回老家了。

這就和劉康的證詞對上了，如果黃茂才在11月20日被遣散的話，那劉康寫完回信自然是聯系不到“藍先生”的。

那么，黃茂才到底是不是胡其芬烈士筆下的那個“藍先生”呢？

另外，館長還在《最后的報告》中發現了一個細節：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幸存者并不只有盛國玉一個人，還有一個在大屠殺發生之前就已經被營救出獄的人——原重慶大學醫學院學生、重慶地下黨沙磁特支書記劉國鋕烈士的女友曾紫霞。

學生時代的曾紫霞

劉國鋕烈士

曾紫霞自1948年4月19日被捕入獄后就被關在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是江竹筠的“獄友”，卻始終沒有暴露其地下黨員的身份，后經黨組織多方面努力，特別是其內江同鄉、蔣介石侍從室秘書沈重宇的大力援助，曾紫霞在1949年8月15日被保釋出獄，成為為數不多的全須全尾走出渣滓洞集中營的人。

出獄后，曾紫霞回到家鄉鳳鳴小學任教，繼續開展革命宣傳。1949年底，大西南解放前夕，曾紫霞參與民主黨派的地下革命活動，以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的身份去西昌做部隊的策反工作，并參加了西昌起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曾紫霞回到重慶，被組織分配到重慶大學工作，任重大醫學系教授，后調到四川醫學院（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任教，WG期間曾遭受迫害，撥亂反正恢復名譽后擔任四川醫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館長于是給黃茂才寫了一封信，告知了胡其芬烈士的絕筆信已經找到，并還給他提供了曾紫霞在成都的地址。

在接到信后，黃茂才激動不已，且不說胡其芬烈士的絕筆信是他當年送出的最后一份烈士的遺物，曾紫霞這個名字更是讓他看到了希望，因為曾紫霞當年正是和江竹筠一起對他進行開導、勸說、感化的人，甚至曾紫霞和他接觸的時間比江竹筠還要早兩個月。

1981年秋，黃茂才專程來到成都醫學院，見到了曾紫霞。面對已經被歲月的“殺豬刀”整的面目全非的黃茂才，曾紫霞感慨不已：“你是黃茂才，唉呀呀，我的表哥（在渣滓洞集中營里，黃茂才和曾紫霞以表兄妹相稱）呀……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么？”

在了解到黃茂才幾十年來的遭遇后曾紫霞更是心酸，二話不說立刻提筆為黃茂才寫了一封非常詳細的證明材料，詳細敘述了她和江竹筠、李惠明等一起如何勸說感化黃茂才，并成功將黃茂才發展為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和重慶地下黨之間的交通員的全過程：

晚年的曾紫霞

曾紫霞自從被捕后就被關入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房，期間她發現黃茂才和其他看守不同，他不像其他看守對她們兇神惡煞，而是客客氣氣，甚至還主動為她們打掃牢房，在初期的警惕和試探過后，她意識到黃茂才心存道德良知，便和江竹筠、李青林、李惠明、左紹英、楊漢秀等人商量盡可能策反黃茂才。

李惠明烈士

左紹英烈士

楊漢秀烈士

于是，曾紫霞借著放風的機會操著一口地道四川話跟黃茂才閑聊，熟絡后裝作不經意地透露了自己的中共黨員的身份。讓她欣喜的是黃茂才對共產主義思想并不排斥，更沒有向看守長告發——要知道當時的渣滓洞集中營所長是殺人不眨眼的徐貴林（徐貴林的故事請看本廠長被托兒所所長認出的殺人惡魔，渣滓洞集中營所長徐貴林被擒伏法記一文），反而對進步思想表現出向往和敬佩，于是曾紫霞趁熱打鐵，開始源源不斷給他傳輸革命思想，兩人很快以表兄妹相稱。

被槍決前的徐貴林

終于在半個月后的某天放風時，黃茂才悄悄對曾紫霞說：“今后，只要你們相信我，讓我干什么都行。”

曾紫霞和江竹筠、李青林等人商量后，先拜托黃茂才悄悄送出去幾封不痛不癢的信件，在這幾封信順利地被送出去后逐漸在信中加入一些稍微重要些的內容，在這些信件也安全送出后，確定了黃茂才可以信任，而“藍先生”此后就成了黃茂才的代號。

江竹筠烈士

李青林烈士

一年半的時間里，黃茂才為難友們送了上百封信，同時還用自己的或難友們的親戚朋友資助的錢買書報帶進監獄，除《新民晚報》、《大公報》、《國民日報》、《中央日報》等外，還帶進《社會發展簡史》等進步書刊和藥品等物。

曾紫霞還證實，江竹筠曾經當著她的面寫了一張字條后讓她交給黃茂才，字條內容是這樣的：“小黃，你的行動已經證明你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們都替你高興，希望你一如既往為我們多做事。將來人民的新政府一定會歡迎你和我們一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類似的字條應該不止這一張，但黃茂才看后一般都是就地銷毀，以免自己身份暴露）。”

此外，曾紫霞在出獄后還和黃茂才見過三次面，傳出獄中情況，帶進地下黨的指示，直到一個月后曾紫霞被上級調往成都。

除了這份證明材料外，曾紫霞還給當年的重慶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的林向北（其岳母陳聯詩是《紅巖》中華鎣山游擊隊“雙槍老太婆”的原型）寫信，告訴他“藍先生”找到了。林向北接信后也是激動不已，提筆為“藍先生”寫下另一份證明材料：

林向北

根據“藍先生”傳遞出來的情報，作為時任重慶地下黨的負責人，我（指林向北）制定了廣撒網式的營救計劃：

其一、緊急聯系了負責白公館渣滓洞外圍警戒的重慶交通警備第一旅大隊長陳昌（從1931年開始就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原中央特科成員），將幾名身手好的地下黨員安插進了警備第一旅，按照計劃，陳昌會在最短時間內，將他們提拔到班長、分隊長、司務長等職位，然后形成良性循環、借機安插進更多人，同時在敵人內部動員策反。逐步將這支負責渣滓洞、白公館外圍警戒工作的第一旅，轉變為我黨的勢力，成為實施營救的一大主力。

陳昌

其二，將部分地下黨員打入國民黨新開設的“干部訓練班”和“二十四兵工廠護廠隊”，盡可能發展力量，以便營救行動開始時進行策應。

其三，由“藍先生”出面策反渣滓洞警衛連連長武子升，說服對方棄暗投明，關鍵時候率部起義。

以上部署在1949年10月之前基本完成。然而就在這時變故接連發生：首先是“干部訓練班”突然宣布解散，“二十四兵工廠護廠隊”被調往前線；陳昌的身份意外暴露而被迫出走；被“藍先生”成功策反的武子升也突然被調走——

事后證實是蔣介石指示毛人鳳加快對重慶的破壞，以及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人士進行“處理”，唯恐上述單位被地下黨“滲透”而做出的“預防措施”，并不是營救計劃被泄漏，但客觀上導致了林向北精心策劃的營救計劃的流產。

除了林向北外，曾紫霞還先后聯系到了渣滓洞幸存者田一平、仲秋元、劉德彬、張坤璧、李玉鈿、況淑華等人，他們在被關押期間都和黃茂才有過接觸，黃茂才也或多或少地為他們向外面傳遞過各種字條和信件。

在得知“藍先生”依然健在，這些人紛紛提筆為黃茂才寫了證明材料，證實黃茂才在渣滓洞集中營當看守期間并沒有和其他看守那樣打罵虐待關押在里面的革命人士，反而多次冒死為他們提供各種幫助。

有了這些證明材料，四川省委統戰部于1981年9月24日發出通知：“黃茂才在重慶渣滓洞看守期間，為我地下黨同志做了許多好事，當時是擔了很大風險的。建議安排黃茂才為（榮）縣政協委員，每月發給生活費30元。”

1981年9月27日，榮縣人民法院正式宣布黃茂才無罪，此時距離黃茂才被判處無期徒刑已經過去了二十八年。

晚年的黃茂才

渣滓洞紀念館對黃茂才的介紹

重回渣滓洞的黃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