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上京遺址實證多民族都城融合史

公元12世紀初，女真人崛起于東北地區(qū)，建立金朝（1115年—1234年）。“金承遼制，設五京”，上京城是金代五京之一。金上京遺址，即金上京會寧府遺址，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qū)南郊，阿什河左岸，是迄今為止保存較為完好的一處金代都城遺址。

金上京是金王朝修筑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我國古代兼具漁獵文明和農耕文明特征的一處重要的大型遺址。2021年，在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金上京遺址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今年3月，金上京遺址入圍“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終評項目。金上京遺址的考古工作和綜合研究，揭示出遼宋夏金時期都城建制的聯(lián)系與淵源，是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又一重要實證。

金上京：女真肇興地，金朝第一都

上京地區(qū)是女真人的發(fā)源地，狹義來說，金代上京會寧府區(qū)域常被稱為“內地”或“金源”。《金史·地理志·上京路》載：“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內地。”

依據文獻與對金上京的初步研究，上京城的興廢利用等歷史進程可分為初建、擴建、短暫毀棄、重建修繕和逐步廢棄5個階段。

上京城初建于金太祖、金太宗時期（1115年—1135年），這一時期，“城邑、宮室無異于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chuàng)”。草創(chuàng)時期以營建皇宮為主，現(xiàn)上京城南城遺址中的皇城宮室，主要在這一時期完成。

金熙宗時期（1135年—1149年），對上京城有兩次大擴建。通過兩次大的擴建，上京城已形成規(guī)模，建筑布局有序，甚有以北宋汴京城為藍本之氣勢。

海陵王在位時（1149—1161年），開始著手營建燕京（今北京）宮室，并于貞元元年（1153年）正式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同時“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其時，上京城結束了其作為金王朝都城的歷史。為了斷絕金王朝王室宗貴對上京故土的留戀，海陵王還于正隆二年（1157年）“命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趾，耕墾之”，上京城遭到嚴重損毀。

金世宗繼位后（1161年），開始著力恢復上京城的原貌，并且建造新的宗廟，以磚修葺城墻。同時還修建了新的行宮——光興宮。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五月，世宗攜王室百官巡幸至上京城時，即住在光興宮。至此，上京城完成了重建和恢復，以陪都的身份重新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

金宣宗時期（1213年—1224年），金王朝逐漸走向衰微。貞祐三年（1215年），金朝大將蒲鮮萬奴在東北叛金自立東夏國。同年四月，蒲鮮萬奴“復掠上京城，遣都統(tǒng)兀顏缽轄拒戰(zhàn)”。興定元年（1217年），“焚毀上京宗廟，執(zhí)元帥承充，奪其軍”。

1233年，蒙古軍滅東夏國，上京城也隨之被蒙古軍攻陷占領。元朝，上京城成為水達達路的重要城站，元朝末年曾設鎮(zhèn)寧州。明朝，上京城成為通往黑龍江下游奴兒干都司轄區(qū)的重要驛站和海西東水陸城站之一。

清朝，上京城徹底被廢棄，逐漸淡出人們視野。據民國時期的志書《雞林舊聞錄》載：“土人相傳二百年前，城之樓堞，磚石砌成，草長苔封，甚為完固，嗣為阿勒楚喀副都統(tǒng)運去建筑阿城，古跡遂盡湮矣。”至乾隆年間，阿桂等人奉敕編撰而成的《滿洲源流考》一書，始對金上京城有了大致明晰的認識和記述。清光緒年間，歷史地理學者曹廷杰親歷阿城調查，結合文獻，在《金會寧府考》一文中明確考證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的“白城”即為金上京會寧府故址。

金上京城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確認，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20世紀上半葉，中、日、俄等國學者多次對金上京城進行過考察和局部發(fā)掘。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對金上京城所做考古工作不多。20世紀60至70年代，多開展一些小規(guī)模的調查和勘測。1982年，金上京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1世紀初，為配合全國重點文物單位的大遺址保護工作，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開始對金上京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勘探，但考古發(fā)現(xiàn)和成果依然不多。

12年連續(xù)發(fā)掘，揭示金代都城布局與建筑特征

自2013年起，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組成聯(lián)合考古隊，對金上京遺址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本階段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為了解金代都城布局與建筑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材料，也為進一步推動金上京都城遺址的考古學研究、深化金代考古及中國古代都城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院落布局全景俯瞰（上北下南）。

經過12年的連續(xù)發(fā)掘，考古工作者確認，遺址總面積約6.28平方千米，由毗連的南、北兩城組成，平面略呈曲尺形，目前累計發(fā)掘的面積約為1.7萬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對金上京城外城城垣、外城門址、皇城及皇城外大街道路系統(tǒng)開展考古發(fā)掘，并重點對皇城及南城（內城）開展較為系統(tǒng)的考古勘探，探明了城址城墻結構，了解了皇城的建筑布局、特征和范圍。

通過勘查確認，上京城外城有12座城門，結構特征大體相同。其中，南城南垣西門址由城門和甕城兩部分組成，具有顯著的唐宋時期門址特點。門址門道及甕城內有多層路面的使用情況，甕城墻經過兩次補筑修復；甕城內東北角發(fā)現(xiàn)帶火炕的房屋，具有特殊的居住使用功能。甕城墻內側筑有磚砌一類用于排水的特別設施，為了解金代城墻結構特征提供了新材料。

皇城建于南城內偏西處，大致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部分，中部主要為宮殿區(qū)建筑，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分布在中軸線上，東部和西部主要為官署和宗廟區(qū)等。

皇城是整個上京城的核心建筑區(qū)，金朝的高等級建筑主要集中在這里。金上京遺址近年來的考古發(fā)掘，也主要集中在皇城區(qū)域。2022年—2023年揭示的皇城東南部建筑址、皇城西南部建筑址結構清晰完整，建筑布局規(guī)整有序，有整體規(guī)劃性，均存在早、晚兩期遺存。結合兩處建筑址所處皇城東南、西南角落的區(qū)域位置，推測可能是皇城內重要建筑址附屬的府庫類建筑。

▲獸面紋瓦當。

2024年發(fā)掘的第五宮殿址，是上京城皇城中路核心區(qū)首座經系統(tǒng)發(fā)掘的大型宮殿建筑遺址，是皇城中路最后一進院落的主體建筑，整體居于中軸線偏東。根據大量出土的被燒焦的構件，推測該建筑毀于火燒。經初步復原表明，這是一座大型樓閣式建筑，具有多層高臺基、用材等第高、重檐屋頂、滿覆琉璃瓦等諸多高等級宮殿建筑的形制特征。其室內外鋪地、柱網結構、屋面色彩的設計營造嚴整有序，層次分明，彰顯了金代皇家建筑設計的高超水平。主殿用減柱造，營造出大跨度的室內空間，反映出宋金時期樓閣建造技術的成熟與發(fā)展，體現(xiàn)了金代高等級皇家建筑獨具特色的規(guī)劃手法與建造邏輯。

通過對皇城區(qū)域開展的勘探發(fā)掘，考古工作者進一步證實宮殿區(qū)建筑址的布局、性質及功能。宮殿區(qū)建筑采取門址—殿址依次排列組合的布局，外圍有回廊分布；東西兩側建筑址由多個單元組成；皇城內建筑址至少存在金代早、晚兩個時期的遺存，說明當時的宮殿是不斷更新的。

通過考古勘探發(fā)掘，考古工作者還初步探明了南城內道路系統(tǒng)和建筑分布。上京城宮城內午門至南城南墻西門址之間存在一條中軸大街，該街與宮城內多重殿址處于一條軸線上，進一步明確了上京城宮殿址—宮城門址—御街—外城門址（甕城）的軸線布局。

▲迦陵頻伽釉陶塑像。

近一個階段的考古發(fā)掘，為金上京遺址匯總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以及數千件文物。其中既有灰瓦、青磚等大宗建筑構件，也有銅坐龍、上京路的官印、腰牌、銅鏡，以及窖藏銅錢、銀器、瓷器、玻璃器等生產生活用具、器物。灰瓦有板瓦、筒瓦及瓦當，瓦當紋飾主要為龍紋，少數為獸面紋和花卉紋。其他還有套獸、螭首、迦陵頻伽塑像等。大量的建筑構件造型別致，盡顯皇家氣派，同時也為斷定金代遺物編年分期與特征樹立了考古學標尺。

實證金源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上京城作為金王朝重要的都城之一，是金代歷史發(fā)展進程的見證和縮影。其不僅是金王朝政權的象征，也是體現(xiàn)以女真人為主體的北方漁獵民族發(fā)展進程的物化標志。金上京城的規(guī)劃和建造，與同時期以及前后不同王朝都城的營建均有著密切聯(lián)系，這對于正確認識和實證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格局的形成和發(fā)展歷史進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金上京城由毗連的南、北二城組成，城墻夯土版筑，城墻上筑有馬面、角樓等，并有多個城門，有的城門外附加有甕城。城垣外均有護城壕。

皇城建于南城內偏西處，平面為長方形，略呈東北—西南向，城垣為夯土筑。在皇城中部，有五重宮殿建筑基址整齊地排列在南北中軸線上，東西兩側還有回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皇城南門兩側有兩個高約7米的土阜，對峙而立，稱為闕。兩個大土阜間又有兩個小土阜，各高約3米。大、小土阜間是皇城南門的3條通道，中為正門（午門），兩側為左右闕門。

這種“南北二城”和“皇城居中”的“回”字形布局特征，是金上京城融合遼宋都城形制的反映，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因俗而治”和“皇權至上”的政治制度和統(tǒng)治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充分體現(xiàn)了女真人對中原文化的吸收與借鑒。

▲持柄人物故事銅鏡。

▲龍紋磚。

同時，金上京遺址2015年出土的龍紋瓦當，內飾浮雕龍紋，龍首微揚，口半張，呈騰飛狀；2018年出土的金代耀州窯刻花瓷盤，內壁刻花，并有一個“鳳”字；2020年出土的金代持柄人物故事銅鏡，制作精良，體現(xiàn)了金代高超的制作工藝；2024年出土的多件黃綠相間、帶釉的琉璃構件（也叫釉陶），體現(xiàn)了皇家建筑的最高等級……這些都佐證了金王朝與中原地區(qū)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

▲陶鳳鳥。

作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上京城不是一個單獨的存在，其周圍還分布有各類建筑遺址，并且互有關聯(lián)。目前主要遺存發(fā)現(xiàn)有十余處，東部有劉秀屯金代大型宮殿基址、小城子遺址、半拉城子遺址；北部有團山子遺址；西部有金太祖早期陵址、孫家屯遺址、寶勝寺故址；南部有新民屯遺址、新民屯圜丘遺址等。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對于這些遺存的基本特征與性質，以及與上京城的關系等也有了新的認識。

遺址外東部的劉秀屯金代大型宮殿基址規(guī)模宏大，東南朝向，主殿由正殿、露臺、兩側挾屋和后閣組成。該宮殿址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其規(guī)制和中國古代建筑制度中歷代皇帝所用的至尊等級規(guī)模相合，其“朝日”郊祀性質凸顯。

遺址外南部、北部及西部分布的諸多遺存，是探尋金朝祭祀天地和社稷等禮制建筑的重要線索。新民屯圜丘遺址規(guī)模大，形制特殊，應為重要的建筑遺存。據遺存的基本形制特征、地理位置以及相關文獻記載，目前可認定該遺址是金王朝“拜天”禮祭之場所。

以金上京為中心的金源故地，還有諸多宗教類遺存。文獻中記述的寶勝寺及其故址的初步確定，是金代佛教流行的印證；寶嚴大師塔銘志的發(fā)現(xiàn)，進一步揭示了海陵王、金世宗時期佛教的興盛。作為中國宗教文化重要代表的道教，在金代的上京地區(qū)同樣得到快速發(fā)展與傳播。松峰山道教遺存以及曹道士碑的發(fā)現(xiàn)，正是金代上京地區(qū)道教文化繁榮景況的印證。

金源文化是我國北方民族文化、北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上京城遺址及其周邊遺存是金源文化重要的物質載體，真實地反映了上京城以及金王朝發(fā)展的歷史，對于深入探索金朝與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互動關系也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目前對金上京遺址的考古勘察只是“冰山一角”，有待進一步發(fā)掘、探究。同時，對文物最好的保護就是研究和利用，金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在籌建中，多學科歸納整理出的考古成果，也將為遺址公園的打造提供更多學術支撐和科學依據。

（作者趙永軍系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金上京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本文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監(jiān)制 |肖靜芳

統(tǒng)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吳艷

制作 |石建杭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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