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民主黨陷入危機 “吞噬富人”式的民粹主義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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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蒂莫西·申克（Timothy Shenk）

申克先生是一位研究美國現代政治的歷史學者，長期撰寫關于民主黨內部控制權之爭的文章。本文是一個系列的第一篇，聚焦那些為爭奪民主黨領導權而角力的思想家、闖將與意識形態推動者。

近一年來，民主黨人一直在爭論如何走出政治荒野。在黨內閉門研討會與私密 Slack 頻道里，在社交媒體上的針鋒相對與向記者“有分寸”的放風中，民主黨圈內人士不斷反思拜登政府的失誤與哈里斯競選的不足。

查理·柯克遇刺之后，這些爭論的利害更形攸關。白宮強化了對異議的整肅，“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領袖人物則向左翼宣告“圣戰”。

然而，否認現實的氛圍與近來的恐慌，幾乎貫穿了關于“接下來怎么辦”的討論。口頭上人人都說需要激進改革，卻拿不出對“改革為何物”的共識。現實中，黨內建制派正做著歷來建制派都會做的事：指望對手自我崩盤，好讓自己以盡可能小的改變重返權力中心。

如果民主黨把“特朗普主義”當成一場遲早會退去的高燒，這種策略或許還說得過去。

但近年的證據恰恰指向相反方向：藍州人口持續流失，民主黨選民登記銳減，重奪參議院的席位數字極為不利，更有壓倒性多數認為該黨“脫離民意”。最糟糕的是，工人階級持續右轉。這不僅關乎贏不贏選舉，更觸及“當一個民主黨人意味著什么”的靈魂之問。

也有個別競選逆勢而上。對民主黨而言，問題在于最佳樣本往往出自那些對著民主黨體制開火的候選人。

看看丹·奧斯本，一位50歲的工業維修技工、海軍老兵。他以無黨籍在內布拉斯加州第二次競選聯邦參議員。2024年，唐納德·特朗普在該州以20個百分點大勝卡瑪拉·哈里斯，而奧斯本僅以7個百分點落敗。

據分析網站“Split Ticket”（選情拆解）統計，這一表現相較州內黨派基本面而言，是當年各參議員候選人里最亮眼的。

奧斯本的“秘訣”是什么？他并非口若懸河之輩，也沒有所向披靡的地面組織，更談不上稱霸社交媒體。

但他能以可信的姿態傳遞一條令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選民產生共鳴的信息：對經濟精英的猛烈抨擊、在文化議題上保持溫和立場，以及對一成不變的老套路政治的拒斥。

再看2025年選季最大的新聞之一：佐赫蘭·曼達尼在紐約市長民主黨初選中的異軍突起。從起步那刻起，曼達尼就把自己定位為“新面孔”，要替為生計所苦的普通紐約人去對抗失靈體制。

他像個“心態樂觀的階級斗士”，而安德魯·科莫恰好成為現成的陪襯，一個腐敗且脫節的建制派象征。

不錯，曼達尼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Twitter（現為X）存檔里可能藏著對手研究員夢寐以求的素材。

但他打了一場極有紀律的初選，死盯紐約人最關切的問題——生活成本，同時對削減警察經費等撕裂性議題明顯收力。

表面看，曼達尼與奧斯本很難有交集：一位是獲獎導演與常春藤教授的子女，另一位是大學輟學后成長為勞工領袖。

可兩人都接上了自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美翻涌的民粹能量。

配方其實很簡單：政治“外來者”以火力全開的經濟主張，挺身對抗權勢集團。在這套敘事里必須有“反派”——位居破碎體制頂端的精英。

他們都不在文化議題上盤桓，而是把焦點放在漲工資、住房可負擔這類現實議題上。

盡管他們的招牌主張在公眾中頗受支持，他們的政綱絕非只是把民調里表現最好的政策東拼西湊起來的拼盤。

那是一套能重塑議題框架的敘事，號召選民投身一場“多數對少數”的搏斗，而且讓人切身有感。

這不是“左版特朗普主義”，卻回應了許多讓特朗普成為當代主導力量的挫折感。吊詭之處在于：借鑒MAGA的一頁，恰恰可能是打破其對政治扼制的最好辦法。民主黨必須把“逢特朗普必反”的條件反射，替換成“切實改善工人生活”的積極愿景。

當然，把奧斯本與曼達尼視作對現狀零星反叛、轉瞬即滅的火光，眼下也很容易。但在合適的人手里，這些草根叛火完全可能匯為打造“新進步派多數”的底座。

從田園民粹派到“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條改造民主黨的路線正在成形：這是溫和派與進步派的聯盟，在經濟議題上押注民粹取向，同時在文化戰場保留回旋空間。他們說出讓民主黨精英皺眉的話，比如“凍結房租”或“修建邊境墻”。有些人甚至壓根沒想過自己會成為民主黨人。也正因此，他們很可能才是這個政黨的未來。

要理解奧斯本的吸引力以及民主黨所面對的難題，不妨想象一個朝鏡頭豎中指的中年白人男子。他出現在奧斯本在2024年的一支廣告里。“這根手指會投特朗普，”他先指著食指，然后露出燦爛笑容，把手指移到中指。“而這根，是投給丹·奧斯本，給華盛頓點顏色看看。”

奧斯本怎么看都不像個典型民主黨人。他常以卷袖襯衫加牛仔褲出現在造勢現場，看上去活像從修好皮特·布蒂吉格的斯巴魯車后抽空趕來。他說話也像那個調門。“把社會保險給非法移民？”他在另一支廣告里驚嘆，“誰會支持這種事？”

主動接觸共和黨選民，是奧斯本競選的關鍵一環。他在福克斯新聞網網站發表評論稱：“說句實在話，在許多攸關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上，我與特朗普總統看法一致”，并以對華議題和“抽干沼澤整治華府積弊”為例。奧斯本還補充說：“如果他需要人幫忙修建邊境墻，我這雙手很在行。”

可同一篇文章里，奧斯本也說，他參選是因為“美國參議院不過是百萬富翁的鄉村俱樂部，他們替億萬富翁打工，根本不懂謀生是怎么回事”。正是這類話，讓伯尼·桑德斯稱奧斯本是“如何打造工人階級競選”的范本。這話完全像出自桑德斯之口，卻幾乎無法想象會被福克斯刊登。

盡管措辭犀利，奧斯本在多數文化爭議上的立場，比起保守，更接近自由意志主義：支持持槍權，但反對全國性墮胎禁令；主張封堵邊境，但不贊成“蒙面人把移民從街上抓走”。

多數時候，他寧愿談經濟，這點與曼達尼頗為相似。“我不把帽子掛在社會議題上，”他對《The Bulwark》說。他把火力留給另一個目標：“那群統治我們的億萬富翁，以為可以把國家撕裂分割。”

在2024年大選中，內布拉斯加州民主黨選擇公開中立，并決定不提名候選人；而在本輪選舉中，黨的領導層轉而公開支持丹·奧斯本。他愿意接受這份支持，但并不打算入黨。在他看來，這個政黨正是他欲撼動的體制的一根支柱。

今年打出民粹信息的，遠不止奧斯本。過去半年里，桑德斯在“對抗寡頭”巡回演講中場場爆滿，許多還在紅州。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順勢接棒，與他一同深入“特朗普地盤”。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克里斯·墨菲也成了此道布道者，盡管他所代表的是全美較富裕的州之一。還有一批與奧斯本有著相似工人階級出身、擅打經濟牌的民主黨人，正在戰場選區披掛上陣。

就連以溫和親和著稱的北卡羅來納州長羅伊·庫珀，也為當前的參議員競選換上了“民粹新裝”，在開場廣告里對選民說：“最大的企業和最富有的美國人攫取了難以想象的財富，而代價落在你們身上。”

這種路線也契合部分重量級民主黨操盤手的主張，例如“民調數據大神”、倡導“Popularism（民眾取向）”的大衛·肖爾：口袋議題仍是民主黨最強武器。

民主黨頭號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Future Forward”在2024年選舉周期募集了接近10億美元，試圖說服選民拜登與哈里斯能降低生活成本。那一仗沒打響，如今該黨在經濟與通脹議題上的口碑仍落后于特朗普。

民粹派認為，只有給體制來一記“電擊”，公眾觀感才會改變。“我想把民主黨掀翻，拆到只剩墻柱，再從柱子開始重建，”愛荷華州參議員參選人、出身拖車公園的內森·塞奇說。

如果選民不信使者，便不會聽信息。塞奇因此主張，必須全面翻修，做出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也真心愿意加入的民主黨”。

這種全線向工人階級傾斜的賭博，當然有風險。可一個支持率在近35年低位徘徊的政黨，本就沒有“安全選項”。

再一次指望“喚醒莉茲·切尼”，以期動員白領郊區人群，同樣是押注。而在一個全職勞動者年薪中位數剛低于6.3萬美元、約六成成年人沒有大學學位的國家，民粹派的賬面更好看。

在格林尼治的每流失一名證券經紀人，或許能在基諾沙贏回兩名清潔工。這才是能在華府僵局中破局、為美國勞動者重新找回公平賽道的持久而連貫的多數。

有充分理由相信民主黨今天能再度搭建這一聯盟，首要理由是他們以前就做到了。

美國政治的“骯臟小秘密”：總體宏觀格局其實變化甚微。

近百年來，民主黨只要能把勞動者以足夠強的民粹敘事團結在一起，壓過文化差異，就能坐擁國會穩定多數，牢握白宮鑰匙。

故事要從“新政聯盟”的鑄造說起。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白宮的第一任期，幾乎都在勞資沖突中度過。

這位總統站到了工人一邊，令本以為自己“在華盛頓自家有人”的企業領袖們大為錯愕。羅斯福公開歡迎“經濟王公貴族”的仇恨。1936年，他帶領民主黨贏得了美國史上最懸殊的勝利之一。

沒錯，他失去了一部分曾支持他首輪競選的富裕民主黨人。

然而，一支少見的聯盟加入了他的陣營：東北部的天主教徒、中西部的工廠工人、“塵暴地帶”的農民、南方白人中的壓倒性多數，以及首次背離“林肯之黨”（即共和黨）的黑人選民，還有千千萬萬的其他人。

他們在過去四年里都在實實在在地過得更好，于是回報了民主黨。

勞動大眾首次在同一政黨內實現集中，因而改寫了美國政治。又過了一代人，當他們開始長期從民主黨出走時，美國政治再次被改寫。

“現在是行動起來，打造一個偉大的保守主義多數黨的時候了。”羅納德·里根在籌備1980年競選時如此宣告。

年輕時的里根把羅斯福奉為偶像，曾四次投票支持他；而他身上保留的“新政”直覺足以讓他看清這一多數聯盟的關鍵要素。

“我所說的‘新共和黨’，要為工廠里的男人和女人、為農場主、也為巡邏警察留出位置。簡而言之，就是這個國家的勞動男女。”他們曾是羅斯福政黨的核心，后來在20世紀80年代化作“里根民主黨人”。

把這些選民帶回民主黨，是比爾·克林頓首度競選總統的壓倒性目標。“笨蛋，關鍵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這一競選箴言，正是為了把聚光燈牢牢打在為糊口掙扎的選民身上。

“克林頓經濟學”后來演變為對“高科技新經濟”的禮贊，但在那一輪競選里，仍帶著民粹棱角。克林頓主張“加稅富人、減稅中產、建立全民醫保”。

“布什從沒利用總統講壇去抨擊那些坑害工人的富人，”克林頓對競選團隊成員說，他篤定自己不會重蹈覆轍。

在文化議題上向中間靠攏——福利改革、嚴打犯罪——則幫助他拿下民主黨提名。

當他在超級星期二橫掃南方時，《紐約時報》稱贊他“證明了把貧困黑人與藍領白人團結到一起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巴拉克·奧巴馬在更大規模上復制了這項壯舉。他在兩次競選中把餐桌政治的民粹與文化上的克制結合起來，敦促選民把注意力投向真正要緊的問題——擁擠不堪的急診室、扼住華盛頓咽喉的特殊利益、張口就把崗位“為區區利潤”外包海外的公司。

他講話的風格像傳統民主黨人；而在南方以外，多數選民也大體按這種形象來對待他。奧巴馬橫掃“鐵銹地帶”，參議院層面的民主黨人還曾在阿肯色、蒙大拿、西弗吉尼亞等如今幾乎不可想象的州獲勝。盡管他在郊區創下紀錄，但在2012年的“奧巴馬聯盟”中，未受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仍是最大群體，明顯高于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也大于黑人、拉丁裔與亞裔選民的總和。

特朗普撕裂了這套聯盟。但他贏得的支持遠比表面更脆弱，最精明的共和黨人對此心知肚明。

共和黨資深民調師帕特里克·魯菲尼早有預判。早在特朗普鎖定2024年提名之前，他就宣稱保守派將在非白人選民中大幅進步。但他也說，民主黨逆轉的“藍圖”或許已寫好。“回到‘桑德斯2016式’的競選路線，”他對《Cook Political Report》表示，“可能就是那把鑰匙。”

所謂“桑德斯2016式”，其實并不陌生：一位真實的“外來者”，以經濟民粹為硬核，打出“易懂、好記、專挑體制捍衛者開戰”的政策組合。這并不要求在文化議題上向右俯首——桑德斯當年也沒有——但必須把焦點如激光般鎖定在“修補被操弄的經濟與失靈的政治體制”，同時直接爭取社會觀念更偏保守的選民。

選民不必在每個議題上都與政客看法一致；但他們希望候選人與自己的輕重緩急一致，并拿出骨氣，在關鍵處打贏建制派。

魯菲尼所在咨詢公司 Echelon Insights 的一項最新研究，為這一路線提供了實證背書。

與常識一致，研究顯示多數選民仍分屬針鋒相對的兩大陣營：自由派與保守派。2024年失利后仍在舔舐傷口的民主黨人，或許會驚訝地發現，“穩定自由派”其實是更大的一塊，占選民的43%，保守派為31%。

但在高度兩極化的黨派體系下，真正的“造王者”并不簡單歸于左或右。按照Echelon Insights的研究，那些在財政上偏自由、在社會觀念上偏保守的民粹型選民，是規模最大的搖擺群體，占選民的 22%。自由意志主義者則遠遠靠后，僅占 5%。過去十年民主黨之所以吃虧，正在于他們最大的增量主要來自這塊最小的選民分組，而特朗普則把民粹型選民基本收入囊中。

根據工人階級政治中心與《雅各賓》的研究，2020 年特朗普的支持者中，近一成基本可稱為“伯尼鐵粉”：藍領出身、文化取向溫和、在經濟議題上傾向進步。到了 2024 年，這一比例大概更高，因為更多這類選民要么轉向特朗普，要么干脆不投票。若要挽回失地，民主黨必須把他們贏回來。

民調能展示“制勝拼圖”的零件，但要把統計學拼成現實中的聯盟，還需要政治領導力。

首先要承認，在民主黨初選內，自由派握有籌碼。高招在于一手點燃民主黨基本盤，一手伸向中間地帶——復制曼達尼在“口袋議題”上動員自由派的成功，并用同一套平臺去吸引像奧斯本那樣的民粹選民。

按照Echelon Insights的研究，能把這兩類選民擰在一起的政策大致有這些：把最低時薪提高到 20 美元、把醫療確認為一項權利、并對年收入超過 25 萬美元的人群提高稅率，這些主張都獲得了決定性多數的支持。其他民調也顯示，對“聯邦就業保障”的支持度相近。而在工會好感度徘徊在近 60 年高位之際，帶頭推動工會復興，既是短期內明智之舉，也可能在長期為民主黨帶來可觀的政治回報。

文化議題上，圖景更雜。工人階級普遍不如白領專業人士那般進步。但過去一代人里，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整體選民，都在墮胎與性少數權利等議題上整體左移。

在經濟層面，愿意傾聽尖銳民粹論述的人越來越多。可負擔性危機逼得一些年薪六位數的郊區家庭也只能月月靠薪水周轉；零工經濟把曾經穩定的職業變成了長期接案的生計；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難以找到穩定工作。若有關人工智能的預測接近現實，這一數字還會激增。

并非所有問題都由億萬富翁造成，但在一個約七成美國人認為“經濟被有權有勢者操弄”的體制里，他們無疑是贏家。隨著經濟焦慮深入專業階層，民粹主義已不再只是“安全帽”（指藍領工人）的專屬。

“持證卻無保障的階層”已經在政治上發聲。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熱捧曼達尼，但他在市長初選中的票盤主要來自年收入在2.5萬至12.5萬美元之間的選民。這當中既有拿著紐約新學院藝術碩士（M.F.A.）學位的咖啡師，也有白鞋律所的律師助理，仍在發愁自己何時才能有套房。紐約的生活成本問題雖然格外嚴峻，卻正日漸成為更多人的共同處境。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下全美最受歡迎的民選官員，恰恰是伯尼·桑德斯。Split Ticket的拉克希亞·賈因近日受訪時說：“老派的勞工民粹并非我個人所愛，但從選舉層面看，它大概就是黨內單一最有戰力的派系。”

讓自由派與民粹派結盟，并非權宜聯姻。這一組合既回應了雙方當下生活中最迫切的經濟難題，也承接并鞏固了進步派在文化戰線取得的歷史性勝利，而且很可能在選舉中屢屢告捷。

會出什么岔子嗎？老實說，多著呢。

更趨民粹的民主黨聯盟，會讓特朗普時期左轉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白領感到不適；對為政黨輸血的超級金主就更不友好。要讓民粹派與自由派形成鉗形合圍，需要極高的政治手腕，而這種聯盟隨時可能被文化分歧撕裂，共和黨與黨內建制派都樂于加以利用。

在經濟觀念上，工人階層與白領的差距雖已縮小，但并未消失。僅舉兩條分歧：勞動者一般更懷疑以加稅來擴張政府公共服務，也更看重讓能源價格保持低位，而不是把應對氣候變化放在更優先的位置。

還有個并不小的問題：誰來帶這場“造反”？奧斯本幾乎可以排除在外。即使他明年勝出，他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也難以通過民主黨總統初選的篩子。桑德斯本是天然人選，但他已不再適齡承擔此角。

被視作“指定接班人”的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更擅長在民主黨體制內運作，同時也更具兩極效應。MSNBC大概率會站在她這邊，但要拿到喬·羅根的背書恐怕很難。紐約之外，她尚未經受真正的大考；自 2018 年驚艷登場后，她在幾次選舉中的表現并未達到外界預期。至于她能否在伯尼·桑德斯曾“卡殼”的民主黨基層選民中更進一步，也遠無定論，首先就是南卡羅來納州的黑人民主黨選民。。

不過，歷史上不乏“魅力十足、卻被質疑不夠溫和”的政治人物走得很遠，其中就包括那位深刻塑造了當下嚴峻經濟版圖的總統。羅納德·里根在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垮臺的陰影尚未散去時對支持者說：“現在是行動起來、去締造那個我們知道正在等待成形的‘偉大保守主義多數黨’的時候了。這將意味著妥協，但絕不是在基本原則上的妥協。最終出場的將是一件新事物：開放、充滿活力、富于動能。”

半個世紀之后，打造“偉大進步多數黨”的時刻已到。這個聯盟要向三方發起挑戰：僵化的政治精英、來自科技巨頭與華爾街的經濟主宰者，以及把矛頭指向本國的激進右翼。要把民主黨改造成這支聯盟的載體，離不開一場硬仗，那將是一次激烈而混亂的奪權角力，目標是從為求自保而手忙腳亂的黨內建制派手中奪回韁繩。可工人每天打的仗更苦更難。現在，確已到了有人在政治角力場上站到他們這一邊的時候。

蒂姆·申克（Tim Shenk）系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近著為《Left Adrift: 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Politics》。他正在撰寫一部關于“經濟”的思想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