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戰爭片的又一個里程碑，立在這兒了

Eros

在連續三年的同一個時間，我們陪伴著《志愿軍》系列，從「雄兵出擊」到「存亡之戰」，現在終于來到它的終點——「浴血和平」。

這個系列的每一部故事，分別著重于戰爭的不同時期，承擔了各自不同的任務，不愧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表現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史詩。

《志愿軍：浴血和平》

作為系列的收官之作，《志愿軍：浴血和平》顯然承載了超越「最終章」的敘事雄心。影片并非簡單地為這段歷史畫上句點，而是從「戰爭、人物、情感」三個核心維度，對和平這一人類社會的永恒命題，進行了一次充滿歷史縱深感的探討。它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和平從何而來？僅僅戰爭結束，并不意味著和平。

它既延續了第一部那種高屋建瓴的開闊史觀，將戰爭置于國際風云變幻的大格局中審視。同時，也承繼了第二部中融入血脈的家國情懷，讓這出史詩有了更具體、更動人的落腳點。

從敘事策略來說，第三部采用了跟前兩部都不同的結構，以「邊打邊談」的雙線結構展開敘事，談判桌上的唇槍舌劍與戰場上的炮火連天之間，一靜一動，形成強大張力，不僅可以讓觀眾看到軍事較量的殘酷，更深刻揭示了外交斗爭的復雜。

《志愿軍：雄兵出擊》

將這兩個空間并置，讓觀眾在「唇槍舌劍」和「炮火連天」之間不斷切換，直觀地感受到一種因果關系：談判桌上的每一次僵持，都可能意味著戰場上更多的流血犧牲；而戰場上的每一次勝利，則為談判桌贏得了更多的主動與尊嚴。這種辯證統一的敘事節奏，構成了影片最核心的戲劇魅力。

所以，我想也可以把這種雙線結構，更為直白地定義為「浴血」與「和平」。「浴血」的部分延續自前作，無論是「雄兵出擊」還是「存亡之戰」，都是「浴血」的。

「和平」的故事線，是這一部《志愿軍：浴血和平》中開拓的新戰場。

戰爭已經進行到中后段，和平看似僅僅一步之遙，沒有人想到這一步卻需要跋涉過長達747個日夜的漫長征途。從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這場世界軍事史上耗時最長的停戰談判本身，就是一場沒有硝煙卻同樣驚心動魄的戰爭。

《志愿軍：存亡之戰》

在談判的中立區，中方翻譯隊用石子在地上擺出巨大的和平鴿圖案，表達出談判的初衷。卻被美方代表解讀為中國人在求和，惡意讓直升機降落在鴿子圖案上，將石子吹散。談判還未開始，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場硬仗了。和平，絕不是光靠「談」來的，而是必須打出來、爭出來。

《志愿軍：浴血和平》的獨特價值，也是在于它首次將鏡頭深入這一隱秘而關鍵的「第二戰場」，用細節還原了談判的「臺前幕后」。

所謂的「臺前」，就是在談判桌上，實際參與談判的人員。而「幕后」是旁邊小院里的智囊團，由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李克農與喬冠華，主導著談判的方向。在「臺前」和「幕后」奔走的是翻譯隊，他們的工作便是確保談判語言的精準性和籌碼信息的對等性。

談判桌上的每一句交鋒，其背后都是「邊打邊談」戰略下軍事與外交的緊密結合。電影也借此突破了傳統戰爭片的單一視角，立體化地呈現出我們「肯談」的理性智慧與「能打」的堅實底氣，正是這種多維度、多視角的協同敘事，讓和平的最終實現顯得如此厚重而真實。

支撐「邊打邊談」雙線敘事的是故事里每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抉擇的人物，《志愿軍》三部曲的史詩感，不僅源于全景式的戰爭場面，更得益于對個體人物持續而深入的刻畫。

在《志愿軍：浴血和平》中，這條人物脈絡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升華，形成了一幅既有歷史厚度又充滿生命溫度的群像畫卷。

影片的人物圖譜是不斷豐富的，我們繼續追隨著前作中已經建立起深厚情感聯結的角色們。李曉一家的命運，如同貫穿始終的情感主線，他們的悲歡離合成為家國情懷最具體的注腳。英勇無畏的孫醒，在戰火中進一步成長，人物性格曲線愈發飽滿。還有看似「不合時宜」的武器專家吳本正，在最殘酷的實踐中證明了知識與科學的價值，他們的故事在此刻交匯，走向震撼人心的終章。

第三部持續在戰場部分加入新的人物，同時也展開全新的敘事空間。

一方面，是那些從歷史深處、從教科書頁中走來的標志性人物。他們的登場，體現出作為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志愿軍：浴血和平》所強調的歷史嚴肅性，被具象化為可感可知的銀幕形象。

除了前面提到的李克農、喬冠華，黃繼光的出場是本片最大亮點之一。他的犧牲和上甘嶺戰役的勝利，正是我方「能打」底氣最震撼的體現。

另一方面，影片塑造了眾多融匯了無數真實原型的「普通人」角色，他們不是面目模糊的背景板，而是創作者以嚴謹的態度，從史料中汲取多個真實人物的經歷與特質，集合而成的典型人物。

他們可能是談判代表團中一位謹小慎微而又至關重要的翻譯官，可能是大后方一位樂觀幽默的運輸司機，也可能是戰地醫院里一位堅韌果敢的護士。

他們代表著戰爭中占據了絕大多數的、未曾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正是這些看似渺小的個體，用他們樸素的信念、非凡的勇氣和無畏的犧牲，共同構筑了「血肉的長城」。

在故事的開頭，李克農來到談判場地，拿出一張半個世紀前清政府談判的照片，借古喻今，希望這一次留在歷史中的，是一場勝利的談判。這個細節處理真是全片的點睛之筆。它如同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志愿軍：浴血和平》這部影片，乃至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縱深感。

照片也是貫穿著三部曲的重要元素，包括拍攝照片的戰地攝影師也是，而他的拍攝內容從戰損照，變成了戰地報道。他說自己從此只拍笑臉，反映了他的心態逐漸走向了對和平的期望。

在晚年李曉的家中，也擺著一張張照片，是在戰場上她遇到的每一個人。

照片的作用在全系列中經歷了多個層次的演變，它是一種記憶的符號，可以把歷史留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也正是一張張照片，構建起了影片所傳遞的民族記憶，讓我們時刻回想到和平的代價。

張子楓飾演李曉

影片的結尾，由真正的志愿軍老戰士劉軍奶奶出演的老年李曉，與一群和她同樣的志愿軍老戰士，等待載著烈士遺骸歸國的航班。時光在他們臉上刻滿了溝壑，卻未能磨滅眼神中歷經戰火的堅毅。他們手中捧著的照片，不是電影道具，而是戰友的遺照，似乎他們的余生，都在等待這一件事，迎接漂泊異國數十載的忠魂回家。

當鏡頭緩緩呈現這些真實的面容，似乎電影已經超越了虛構的敘事，與歷史的真實對接。這些老戰士本身就是最珍貴的歷史底片，他們讓銀幕上的故事承載了跨越七十年的歷史回響。這更不是一次演出，而是一種傳承儀式，他們將一段民族的集體記憶，親手交付到銀幕前的觀眾手中。

這個結尾的震撼力，源于它徹底打破了虛構與真實的邊界，將歷史的「底片」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些真實的面容，讓影片的史詩格局最終得以落點在一個個具體的生命痕跡之上，成功地連接起歷史與當下、記憶與傳承。

《志愿軍》三部曲，不僅是一場銀幕上的戰爭還原，更是一段流淌于民族血脈中的集體記憶。戰爭的終點，也是和平的起點。

電影故事的結束，其實是影片外故事的開始，這個關于和平的故事從戰爭結束的那一刻，一直延續到今天。

走進影院，用我們的目光去銘記那些面孔，用我們的心靈去感受那段歲月，這本身也是在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參與到這場歷史的敘事之中，像是對來自歷史深處的囑托的一種應答。

答應他們，將對和平的莊嚴承諾，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