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名”而來，地名撬動經濟大版圖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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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小的地名，到底能撬動多大的經濟版圖？

前不久，江蘇出臺了全國首部聚焦“地名經濟”指導文件，將地名從冰冷的“地理符號”推向了火熱的經濟前臺。

從大庸變身張家界、灌縣成為都江堰，到淄博燒烤、爾濱冰雪、榮昌鹵鵝的走紅，“地名經濟”的內涵早已演變一場文化與流量、傳統與創新交織的價值再造。

它既是對傳統地名特殊價值的再挖掘，也是地域文化與互聯網流量碰撞的再認識。那么，地名究竟如何“生金”？這筆經濟賬又該怎么算？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新華社照片

地名賦能產業：從文化符號到經濟資本

一個地名，是一片區域的記憶坐標，也是一方水土的文化結晶。但它能否轉化為經濟價值？

答案是肯定的。在學術界，國外學者曾提出“地名商品化”理論，系統分析城市地名的經濟屬性，揭示了地名從文化符號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邏輯。我國著名地理教育家褚亞平主編的《地名學基礎教程》，則構建了“地名系統論”，提出地名具有“文化—經濟”雙重功能。

說到底，地名不只是地名的名稱，更是區域品牌的孵化器。

中國地名學會這么界定“地名經濟”：在地域經濟運行中，有意識、主動地挖掘和開發附著于地名的特色價值因素，調整經濟結構與支柱產業布局，優化投資、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活動，從而推動地域經濟邁上新臺階。

浙江省區劃地名學會副會長張躍西教授認為，“最簡單理解就是地名賦能產業，繁榮地方經濟。‘地’要有名，才能產生經濟。”

▲晨霧中的千島湖。邢守秒攝

那么，如何讓一個地方“有名”？

早年流行城市改名，如大庸變張家界、南坪成九寨溝、中甸到香格里拉，這些城市用更名改寫了命運。但也有一些更名引發爭議，如徽州改為黃山、蘭陵改成棗莊等，有人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有的文化傳承。

浙江也有類似嘗試。千島湖原本是一座名為“新安江水庫”的默默無聞的水庫，賦予別名后成為年旅游收入超百億元的著名景點；蘭溪有個村子因地處高隆崗，原名“高隆村”。后因村民多姓諸葛，更名為“諸葛村”。如今又因建筑布局獨特，改成了“諸葛八卦村”。

張躍西指出，這些做法都是通過優化地名文化內涵提升影響力，其主要路徑包括“地名+文旅”、“地名+產業”、“地名+區域品牌”等，通過地名串聯地方優勢資源，激活經濟活力。

如今，命名早已不是隨意之舉，而是一場關乎未來的經濟策劃。

近年來，各地民政部門開展“鄉村著名行動”，系統梳理地名文化、建立采詞庫、移植老地名，讓地名在起跑線上就具備“出名”的基因。

例如，縉云縣新建鎮建立了道路街巷歷史地名庫和鎮級采詞庫，對地名文化進行系統化梳理。如河陽村，清源公為使朱氏后裔不忘本，取河南信陽各一個字“河陽”；丹址村，因傳道士葛洪在此煉丹得道飛升而得名；筧川村，以“筧水養爾明德惟馨千古流芳，川土育吾龍翔鳳飛萬事熾昌”首字得名。

蒼南專門編纂了《山海蒼南·地名記憶》一書，匯編各鄉鎮的鄉村地名故事、逸聞趣事；上虞百官街道通過老地名“移植”，讓“四甲”“后郭”“前江”“懸沙”等即將消失的地名重獲新生······

據浙江省民政廳相關數據顯示，去年以來我省新增命名鄉村、道路、橋梁1000余個，收集統計待命名道路橋梁等近4000條，設置維護鄉村地名標志近2700個。

▲義烏國際商貿城。胡肖飛攝

產業成就地名：沒有產業，何來著名

假如地本無名，是否就注定默默無聞？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旅游與酒店管理學系副教授黃瀏英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產業，同樣可以反哺地名、重塑地名，這也是地名經濟的另一種路徑。”

她以家鄉義烏為例，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那里的故事：

“鏡頭再停兩秒‘義烏小商品’！外國客戶瞧見了，訂單直接敲定。”在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玩具商王建國的直播中，馬來西亞客戶的下單提示剛彈出，他就笑了，“40多年前跑市場，說起‘義烏’人家還會問‘在哪’；而現在，這倆字就是生意的‘硬通行證’。”

從默默無聞到世界商都，義烏的蛻變靠的不是改名，而是產業。當地特色產業站穩了腳跟，打響知名度，反過來提升了地名的影響力。

不僅在義烏，越來越多曾經不起眼的地方，正依靠產業突圍讓地名成為響當當的名片。

安徽合肥發展鋰電產業時，緊跟國家新能源汽車規劃，打造新能源高地，破解“缺人才、缺配套”難題，讓合肥變成“新能源汽車之都”；四川岳池響應鄉村振興號召，制定米粉行業標準，建產業園全鏈條把控，2024年米粉全產業鏈產值達26億元，米粉成了岳池的代名詞······

黃瀏英強調，產業是地名經濟的根本，沒有這個作為支撐，再有名的地方也可能曇花一現。這個產業既包含傳統產業，也可以是新興產業，最終都要轉化為可以帶走的產品。如紹興的黃酒、織里的童裝、縉云的燒餅等。

▲建德舉辦特色小吃“豆腐包”擂臺賽。新華社照片

問題又來了，如何實現地名和產業的共榮？

全國地名專家、舟山市地名服務中心編審王建富認為，要讓地名和產業綁定緊密，必須依靠統一標準規范，哪怕是小產業也要定高標準。

建德豆腐包曾是街頭小吃，口味不一。2022年浙江省人社廳公布了一批專項職業能力考核規范，其中包括“建德豆腐包制作”等10個項目，精細規范到一個建德豆腐包應該怎么制作、用多少面粉、折多少褶等，讓“建德豆腐包”從小吃變成IP，“建德”也成了“中國豆腐包之鄉”。

標準讓地方打造了“統一名片”，為地名強化了“記憶點”——提到小吃想到“沙縣”、提到五金想到“永康”，正是產業對地名的賦能。

此外，要讓地名價值持久，還得延伸產業生態，實現從“單一產品”到“全鏈條服務”的躍升。

諸暨山下湖鎮的珍珠產業就是典型。這里建了國家級珍珠檢測中心、珍珠創意產業園，開了珍珠主題民宿、珍珠博物館，一站式采購、設計、檢測等，吸引全球的設計師和游客來開蚌取珠、設計首飾。

“產業成就地名的核心，在于價值不斷疊加，政策讓產業起步，標準讓產業可信，生態讓產業不可替代。”王建富說。

▲淄博燒烤。新華社照片

流量引爆地名：從“網紅”進階“長紅”

互聯網正在改寫“地名經濟”的邏輯。

以往，地名賦能產業或產業成就地名，往往需要時間沉淀；而如今，一場短視頻的傳播、一部影視劇的熱播，就可能讓一個地名“一夜爆紅”。

2023年，淄博燒烤強勢“出圈”，其獨特的“烤爐小餅加蘸料”燒烤組合，疊加社交媒體的傳播、年輕消費群體的熱捧，吸引了全國人民前往打卡。2024年，一部《我的阿勒泰》引發的文旅熱潮，帶動旅游搜索熱度，機票、租車、住宿等預定量，讓旅游旺季提前了數月。

這些現象級案例，是地域文化與互聯網流量碰撞產生的經濟溢出效應，同樣屬于“地名經濟”。

“以地名為核心標識，結合地方特色產業，借助新傳播方式快速形成規模效應，帶動消費和文旅發展，體現了地名與產業、文旅在新媒體時代的高效融合，凸顯了地名經濟更強的互動性、傳播性和即時性。”張躍西說。

在他看來，這類現象級案例屬于文化傳播型“地名經濟”。

淄博燒烤感染人的不是燒烤本身，而是一種新型社交方式；貴州“村超”持續走紅，不簡單是足球的魅力，靠的是球場上的歡騰氛圍；榮昌鹵鵝帶來的“潑天流量”，源于“鹵鵝哥”的真誠和努力。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存在著共性因素：如短視頻平臺的推動、政府和商家的配合、特色標簽和品牌化運營。

▲杭州臨安區地名文化活動進校園。童宇艷攝

但流量來得快、去得更快。如何讓“網紅”變“長紅”？

黃瀏英比喻道：“引爆點相當于敲響開場的鑼鼓，后面能否唱好大戲，還是要看能否承接住流量。”這種“地名經濟”要良性化發展，不論是文化還是產業，必須持續輸出內容與產品。

以大唐不夜城為例，在“不倒翁小姐姐”爆火之后，又推出了新IP“盛唐密盒”；再如長春“西游主題樂園”，高度還原1986版《西游記》，既有爆火的雪餅猴，也有唐僧演繹女兒國的故事，不斷延續熱度······本質上，網絡引流只是起點，文化挖掘與產品迭代才是深層內核。

總之，“地名經濟”既可以是千百年醞釀的厚積薄發，也可以是一夜之間的聲名鵲起。它正在從“一個名字”走向“一種價值”，從地理坐標升級為文化認同和經濟引擎。

在消費提振與經濟轉型的當下，“地名經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不是拼命推銷過剩產能，而是通過創新供給、激活文化、擁抱流量，重新喚起人們對“地方”的好奇與向往。

正如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所說：“地名經濟具有唯一性、占有性和神秘性，能夠激發消費者好奇心，是促進消費中的有力一招。”

當我們因為石雕奔赴青田、為寶劍走進龍泉、因竹制品前往安吉——其實已經走入了“地名經濟”的場域。

地名，終將因為人的抵達和認同，真正“名”副其“實”。

來源：潮新聞客戶端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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