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暮的周揚，主動約見陳伯達，闊別16年，兩個老人談了些什么

引言

1981年8月下旬，陳伯達獲得保外就醫，安置在北京東郊的一處民宅居住。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如今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對象。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揚居然主動要求約見陳伯達，這讓陳十分的詫異。因為在他看來，自己是個犯下嚴重錯誤和罪行的人，他和周揚的交情也不深厚，別人都對自己避之不及的時候，周揚為何突然關心起自己呢？

周揚一直是一個很務實的人，他從相關部門那里了解到陳伯達出獄后的近況，就決定要和他見一面。

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盡管旁人勸解，但周揚覺得，陳伯達已經有了悔悟之心，也是值得關心的。

正文

周揚，其原名叫“周起應”，出生于湖南益陽，他比陳伯達小了四歲。

在解放之前，周揚主要是在上海從事著文學方面的地下工作，那時候，陳伯達也是在從事著地下文學工作，不過是在北京。周揚和魯迅還發生過“糾紛”，倆人為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相爭不斷。

有意思的是，陳伯達就倆人之間的“糾紛”，還專門發表過文章，呼吁二人“休戰”。

1937年的春天，周揚和陳伯達在上海相識，沒過多久，倆人前后腳去到延安。在延安期間，倆人也有過往來。

解放之后，周揚一直活躍于文學界，曾一度是我國文學界的領導者。他先后擔任過很多重要的副職，譬如：文化部副部長、文聯副主席、作家協會副主席等等。那時候的陳伯達雖然不是他的頂頭上司，但在職務上，陳的職務是高于周揚的。

這兩個文化人有那么一段時間是鄰居，不過因為倆人平常的工作都很忙，故而即使是鄰居，彼此之間往來也不多。至于工作上的往來，也就只有一次。那是在“四清”運動的時候，周揚被安排下鄉去基層鍛煉，這事是交給陳伯達來安排的。

周揚到了天津之后，陳伯達特意囑咐天津市委，說周揚的身體不是很好，給他找一個近郊的地方，不要安排得太遠，有什么事進城也方便一些。等周揚到了小站之后，陳伯達還去看過他一次。原本，周揚是住在小站支部書記家里的，陳伯達建議，還是另尋一個住處，多接觸群眾。周揚接受了他這個建議，于是就另尋了一個住處。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周揚被化為“四條漢子”之首，受到了批判，陳伯達也曾批判過他。

不久之后，周揚身陷囹圄，而陳伯達進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一躍成為“第四號人物”，正處于仕途和人生的巔峰期。

這個時候，倆人哪里能想到，幾年之后的光景，倆人的境遇會調轉過來。

1970年的8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遭到了批判，開始失勢。不久之后，從廬山下來的陳伯達就被禁足在北京的家里，屬于他的時代結束了。

七十年代中期，周揚復出工作，重新擔任文聯副主席、社會科學院顧問等職務。這時候的陳伯達，在秦城監獄里過著牢獄生活。

當周揚重新成為文藝界翹楚的時候，消失在公眾視野十年之久的陳伯達，于1980年11月出現在被告席上。此刻的他神情憔悴，早沒了當年的意氣風發。

1981年，這一年的1月25號，陳伯達被判處18年的有期徒刑。不過，他的刑期是從1970年9月，在北京被禁足的時候算起，這樣算來，判決下來的時候，他已經服刑了差不多十年。

鑒于他的身體狀況，1981年的8月下旬，他被特批保外就醫，在監獄外服滿剩下的刑期。

給他安排的住處在北京東郊的一處新建的民宅，有六樓，陳家就在頂樓。因為他還處于服刑期的緣故，在陳家對門安排了一名老公安，名叫“老蕭”。

為了照顧陳伯達的晚年生活，組織上把他在石家莊工作的兒子陳曉農調進了北京。

1982年的4月22號，陳伯達的兩個老朋友，經過批準之后，前往陳家。

這兩個老朋友里面，有一個和周揚十分熟悉。在去往陳家之前，這個老友就和周揚說起，自己要去看望陳伯達。周揚知道后，托這個老友傳話，說自己希望和陳伯達見一面，不過他不方便直接去陳家，看看陳伯達能否過來見一面。

當陳伯達得知周揚主動要和自己見面，他的第一反應是驚訝。原因很簡單，因為自打自己失勢之后，還沒有一個像周揚這樣高級別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動邀約自己。

短暫的驚訝過后，他也就當即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陳伯達找到住在對門的老蕭，把自己想和周揚會面的想法說了。老蕭回復，會把他這個訴求上報上去。

讓陳伯達沒想到的是，當天下午就有人告知他，同意他和周揚會晤。

不過，因為周揚不方便過來，決定由公安人員陪同陳伯達最直接去周揚的家（北京西單絨線胡同附近的安兒胡同）。至于時間，就定在當天晚上的七點。

陳曉農記得，那天的傍晚18:20分，兩名公安人員開著一輛小汽車來接父親。陳曉農提出想陪父親一起去，但是被回拒了。

原本預計只談一兩個小時，哪曉得這兩個闊別16年的老人，話匣子一打開就沒剎住，倆人一談就是四個小時。一直到了深夜的23:15分左右，陳伯達這才回到家。

在陳曉農的記憶里，父親回來之后，難掩臉上的激動興奮。

陳曉農也想知道兩個老人之間談了些什么，不過，看到父親臉上的疲憊神情，他沒有開口詢問。陳伯達也累了，和兒子簡單的幾句寒暄之后，就走進臥室休息了。

或許是昨晚睡得晚了些，第二天，陳伯達起床比平常晚了許多。

起床后，陳伯達就叫來兒子，詳細的給他講述昨晚和周揚的談話內容。

陳曉農知道這是難得的一次重要會晤，他當即找來筆記本，做了詳細的記述。

“周揚住的地方，是黃炎培的舊宅子，是個有些大的四合院。我和他的談話是在會客室進行，公安人員站在另一處休息，沒有參與我倆的談話。除了周揚之外，還有后仰夫人蘇靈揚和周的秘書一起參與談話”

周揚：“你若不是擔任了后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不會那樣了”

他還借用《紅樓夢》里面的“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來形容。

陳伯達回復，自己能擔任那么高的職位，實際上并不由自己。一開始，他是拒絕的，拒絕了三次，才同意了組織上安排的工作。

那時候的周揚已經身陷囹圄了，他說：“我被關起來后，在監獄里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后來再聽不到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

談及自己失勢的緣由，陳伯達沒有回避，坦言：“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沖突”。

六十年代中期，陳伯達把自己給別人題的字都收回了，面對這個事情，周揚詢問“是不是怕別人連累你”。

“那倒不是，實際上我也是隨時可能倒的人，也怕牽連別人。所以運動開始后，我就把散在下面的題字收回了，有些人并沒什么事，我也把題字收回了。”

“可是我這里就還有一幅，怎么沒有收呢？”

面對周揚的這個問題，陳伯達沒有回避，坦言那時候漏掉的也有：“我跟你不熟么，不記得你是哪里的，當然就漏掉了。”

聽到這個回復，周揚也贊許陳伯達的坦率。

周揚：“你最近寫些什么東西呢？”

陳伯達：“主要搞些經濟問題的材料，也寫了一些和文藝相關的文字。”

說到這里，陳伯達說了幾篇自己寫的文章：“不知道你看到沒有？”

“我沒有看到”

“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相關的文章給你看看”。

聊到這里，陳伯達也沒有遮遮掩掩，直言自己刑期結束后，如果想進文聯的門，也是需要作品的。

“這幾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陳曉農整理出來的談話內容，也差不多就這些，后續倆人還聊一些文學上的話題。在此，我就不過多記述了。

當然，四個小時的談話，不可能就這么一點內容。只不過當時陳曉農并沒有在現場，上了年紀的陳伯達回來之后，也沒有第一時間講述出來，等次日再來敘述的時候，自然也就缺失了不少內容。

這次談話沒過多久，陳伯達果真就和組織提出，想把自己寫的文章給周揚看看。他所寫的文章，也順利交到了周揚的手里。

陳曉農記得，也是在這次談話沒多久，就有工作人員安排陳伯達去香山春游。這待遇對于他而言，可謂是破天荒的好消息，他已經有十來年沒有春游了。很遺憾，這次春游，陳曉農不能陪同父親一起。

這次難得的春游，陳伯達的心情也是極好，一向不喜歡拍照的他，也破天荒的拍了彩色照片。

1982年的11月，陳曉農不記得具體是哪一天了，那一天，家里來了兩個客人，還是之前來家里探望的那兩個父親的故友。

倆人剛落座，和周揚相熟的那個客人，就從隨身攜帶的包里拿出一本雜志，遞給陳伯達。

這本雜志是10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的《讀書》，上面刊發了陳伯達的文章《求職難》。只不過署名不是“伯達”，而是“紀訓”。晚年的陳伯達，他寫的文章，大多不是署名“紀訓”就是“仲晦”。

陳伯達看著發表在雜志上的文章，他是萬萬沒有想到，戴罪之身的他，寫的文字居然還能公開發表出去。盡管他曾經發表過無數的文章，但是如今的他，還處于服刑期，能夠公開發表文章，也屬實是出乎意料了。

故友告訴他，這篇《求知難》是周揚看過之后，拍板發表的。

這次造訪，礙于時間關系，好友沒有詳細的說明其中的過程。

過了一個月，這兩個故友再次造訪，這次時間寬裕，好友就詳細說了文章發表的過程。

周揚看過《求知難》之后，對這篇文章十分的贊許。

不久之后，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總編輯，也是歷史學家的黎澍（shu）去周揚家作客。

黎澍當年（七十年代末）發表過不少文章，嚴厲批判過陳伯達。不過，他的性格和周揚類似，也是務實，好的方面就是好，壞的方面就是壞。因此，當他在周揚家里看到陳伯達的文章后，也是很欣賞。

過了幾天，黎澍主動找到周揚，借了陳伯達的幾篇文稿回去仔細閱讀。最后，他選中了那篇《求知難》，他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水平，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也覺得這篇文章適合公開發表。

于是乎，黎澍托人把《求知難》送去《讀書》雜志，后續就在當年的第十期公開刊發了。

得知這些原委之后，陳伯達也不由得感慨：“一個人一旦出事后，大家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謝周揚，還有那幾位幫助我發表文章的同志。”

在他晚年期間，周揚能做到不避嫌，主動伸出友誼之手，確實是需要勇氣的，也確實讓陳伯達感受到了溫暖。

自打那次會面之后，倆人還約定再次會面。

可惜，天不遂人愿。

1983年，這一年的九月份，陳伯達因為腿疼住進了醫院。

當他出院后，周揚卻病倒了。

1984年的秋天，陳伯達再次住進了醫院。而那時候的周揚，病情變得嚴重，長期處于昏迷狀態。

從此，這兩個老人再沒有機會見面，倒是經常互相托人帶去問候。

1989年，這一年的7月31號，周揚病逝。

陳伯達得知噩耗，傷心不已，親筆寫下一副挽聯：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

挽聯署名的是“仲晦”。

同年的9月20號，中午時分，正吃著飯的陳伯達，頭一歪，靠坐在墻邊，與世長辭。

又過了一個月，周揚的妻子蘇靈揚也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