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烈士舅舅”自投羅網，1962年臺灣派遣特務潘孝恩上海落網記

1962年7月12日晚飯后不久，駐扎在上海南匯縣的上海警備區某炮兵團三營駐地門口，哨兵忽然聽到駐地門前簡易公路前方的遠處傳來腳步聲，定睛一看是一個人。

哨兵立刻警惕起來，將肩膀上背著的53式步騎槍（中國仿制的莫辛-納甘M1944卡賓槍）摘了下來握在手中，哨兵這么緊張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這條簡易公路是專門為三營駐地修的，盡頭就是三營駐地，再往里頭就直接通到炮兵陣地了，當中雖然有小道通往附近的村子，但是村民們都知道這條公路是軍用公路，除非是有急事向部隊求助，平時沒事一般不會走這條路，更別說是大晚上的。

53式步騎槍

此外，60年代是臺灣當局向大陸沿海派遣特務的高發時期，三營作為“海防前線”的守備力量，部隊每天的政治學習、班會、晚點名，都在教育戰士必須繃緊頭腦中的“敵我斗爭弦”，因此哨兵的警惕性特別高。

待前方人影走近，哨兵推彈上膛：“站住，什么人！”

“我……我是老百姓?！?/p>

一聽這話是標準的魯南口音，哨兵的疑心更重，因為駐地附近的老百姓都是南匯縣本地人，是沒有山東人的，部隊里倒是有不少魯南子弟兵，但這些兵的入伍前都經過嚴格的政審，老家人的情況都掌握得很清楚，要來探親也必須先征得部隊的批準，是斷斷不會出現沒有經過部隊批準就自己找上門來的情況的。于是，哨兵又命令道：“往前走十步，然后站下不準動！”

背著53式步騎槍的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很眼熟是不是？沒錯，他就是當年全國無人不知的雷鋒同志）

對方于是遵命往前走了十步，正好走到駐地大門燈光能照到的地方站定，哨兵這才看清了對方的真容：年齡在四十歲上下，瘦瘦高高，膚色黝黑；上身套著一件“和尚領”無袖白布褂子，臟兮兮的已經分辨不出成色新舊了；手里拎著一個藍底花土布的包袱，鼓鼓囊囊的像是裝著衣服。下身穿一條灰色土布褲子，膝蓋部位已經破了，打著補丁。

“你是什么人，來干什么？”哨兵喝問道。

“同志，俺是山東沂南來的，到部隊來探望俺外甥?！眮砣嘶卮稹?/p>

“哪個部隊？”

來人報出了“上海警備區某炮兵團三營”的名號，讓哨兵一怔，然后又問：“你外甥叫什么名字？”

“他叫馮阿扣?！?/p>

哨兵心中吃了一驚，馮阿扣確實是三營的兵，祖籍沂水縣，1959年入伍，1962年6月23日部隊的一次演習中出了炮管炸膛事故，馮阿扣為保護戰友，拼命將兩名距離炮管最近的戰友推開，自己則被炸膛產生的碎片擊中，壯烈犧牲，營里面已經為他申報了革命烈士等待批復。

訓練中的解放軍炮兵

馮阿扣的家中只有一個雙目失明的老母，因此炮兵團團部經過研究決定暫不報喪，以炮兵團的名義岀面通知沂水縣民政部門，委托對馮阿扣的老母予以特殊照顧，待馮阿扣的“革命烈士”稱號批復下來后再由炮兵團出面將烈士的骨灰連同撫恤金、慰問品和“烈屬”證明一并送去沂水交給當地民政部門，讓他們妥善照顧烈士的母親，這樣更加穩妥。

上個月馮阿扣剛剛犧牲，部隊還沒報喪，馮阿扣老家人是怎么找到這里來的？這更加引起了哨兵的懷疑，于是他命令來人站在原地不準動，然后自己鉆進崗亭用電話向營部報告這一情況。

哨兵的崗亭

不久，營部的一個文書快步來到門口，和來人交談了幾句，這人自稱叫史文虎，是馮阿扣的舅舅，然后從隨身攜帶的包袱里拿出一份蓋著沂水縣民政部門的介紹信，上面寫著他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

又過了一會兒，三營營長和教導員穿戴整齊，風風火火地趕到門口，

文書將介紹信遞給營長：“營長，這位老鄉叫史文虎，是馮阿扣同志的舅舅，這是當地民政部門的介紹信。”

營長并沒有接這份介紹信，而是直接上前握著“史文虎”的手說：“老史同志，你到上海來，咋不發個電報，咱們好派車來接您啊。”

“史文虎”連忙一臉惶恐：“這怎么好麻煩首長呢？不敢的，不敢的?！?/p>

教導員在邊上打圓場：“別在這站著了，進去說吧?！?/p>

在營部，營長和教導員對“史文虎”十分熱情，先讓人帶“史文虎”去洗個澡，然后又吩咐伙房給開小灶，又專門開了個西瓜——吃飽喝足后的“史文虎”終于開口詢問：“咋不見俺外甥？”

教導員打了個哈哈：“老史同志，你來的不巧，馮阿扣出差去了。”

“史文虎”嘆了口氣：“唉，還真的是不巧。那首長，俺外甥多久能回來？俺可住不了幾天啊?！?/p>

教導員道：“馮阿扣去外地學習操作新式火炮技術去了，估摸這幾天能回來。老史你別急著回去，在我們這兒待幾天吧，我們派人陪你上街轉轉，再去上海市里玩玩?！?/p>

當晚，營里騰出了最好的營房給“史文虎”，還將全營唯一的一臺搖頭臺扇給送了過來，好讓這位“烈士的舅舅”在大熱天的能休息好。

老式搖頭臺扇

第二天，“史文虎”睡醒后，營部的文書領他去飯廳吃早飯，此時部隊官兵們的早飯早就用過了，自然還是營長特意吩咐給“史文虎”開的小灶，因此能容納二百多人吃飯的一個飯廳里只有文書和“史文虎”兩個人。正巧的是，文書也是魯南地區來的，兩人就一邊吃飯一邊用魯南方言聊天，聊著聊著話題就到了伙食上，兩人之間有了如下的對話。

老照片，在飯廳吃飯的解放軍戰士

文書：“我們這的伙食還吃得慣吧？”

“史”：“滿意滿意，實在是不錯?！?/p>

文書：“您從山東是坐火車來的吧？”

“史”：“是啊，火車來的。”

文書：“火車上吃得怎么樣，比這里怎么樣？”

“史”：“火車上吃得也不錯，光收錢，不要糧票?！?/p>

文書忽然“哎”了一聲后道：“老史啊，你把火車票給我，我們營長說了，可以給你報銷。”

“史文虎”臉上明顯僵了一陣，然后支支吾吾道：“這……這算了吧，反正又不用花幾個錢！”

文書不動聲色地也沒繼續追問，而是很淡定地陪“史文虎”把早飯吃完，然后把“史文虎”送回營房休息，隨后快步直奔營部，向營長、教導員匯報了這一發現：一個終年待在山溝溝里刨土疙瘩的莊稼漢買一張火車票遇到可以報銷這張好事，第一時間應該是高興，然后是感謝，而不該是拒絕，所以他懷疑這個“烈士舅舅”是特務。

正在給戰士們表演節目的文書

營長和教導員看文書都是一副“你總算看出來了啊”的“關愛智-障”式的表情，原來他們早就知道“史文虎”有問題。

從接到哨兵的電話時營長和教導員就覺得不對勁，因為部隊接待探親有嚴格的規定，戰士家屬需要通過當地民政部門向部隊申報，說明探親人的姓名、身份、和戰士是什么關系，從什么地方來，需要探親幾天，什么時候離開都要說明白，待警備區的政治保衛部門批準通過后，當地民政部門才能給開介紹信（當然交通費和食宿費用都可以報銷），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官兵親屬自己找上門來這種反常情況。

在將“史文虎”安頓好后，教導員立即就給團部掛了個電話，要求查詢馮阿扣的檔案，弄清他到底有沒有一個叫“史文虎”的舅舅。一大早團部那邊來了回話：“馮阿扣母親的娘家不姓史”，非但娘家不姓史，連娘家的娘家也不姓史，事實上馮阿扣所在的那個公社就沒有一個姓史的。所以不管馮阿扣有沒有舅舅，這個“史文虎”肯定是個冒牌貨。

“好啦，戲演的差不多啦，該收場啦。”營長說罷后下令，把這個“史文虎”扣起來，等團部來人把人領走。

于是，當“史文虎”一個回籠覺睡醒時發現，自己所住的房間門被反鎖，窗被插上，外面有全副武裝的戰士把手，他當即手腳冰涼，意識到自己陷入了絕地。

當天下午，一輛“嘎斯”69吉普車來到三營，幾個警備區的政保干事將“史文虎”薅上吉普車，然后向警備區司令部開去——

嘎斯69吉普車模型

經審訊，“史文虎”的真面目也浮出了水面：此人真名叫潘孝恩，時年36歲，臺灣省花蓮縣人，臺灣國民黨偽政權所謂的“參謀本部”情報處行動組少校諜報員。

潘孝恩交代，此次潛入大陸的目的是受命收集大陸沿海地區和城市的軍事布防情報，為此“參謀本部”情報處組織了三個行動小組，潘孝恩為上海行動小組的副組長。根據U2偵察機拍攝的照片，解放軍保護上海的軍事布防部署大致呈倒“品”字形，即在浙江的寧波、舟山和上海浦東部署海、陸、空重兵，應對國民黨方面叫囂的“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但是這個倒“品”字三地的具體兵力配置，武器裝備，駐扎位置臺灣方面需要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情報處”就組織訓練了三組特務，分別派往寧波、舟山和上海進行實地刺探。

潘孝恩所在的“上海小組”的八個特務是第一批離開臺灣的，他們于6月中旬從臺北乘飛機前往香港，然后又從香港去了澳門“待命”到7月中旬，“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情報處”的一個上校主管來到澳門，和“上海小組”的組長關門密談數小時后悄無聲息地離開。

60年代的澳門街頭

6月25日晚，“上海小組”組長將一應偽造的證明、證件、介紹信交給潘孝恩，要求他冒充解放軍戰士馮阿扣的舅舅“史文虎”去上海，找馮阿扣所在的炮兵團三營“探親”，伺機實地刺探軍事布防情報。

6月26日凌晨，潘孝恩乘坐偷渡小船從澳門出發，經過兩個小時的顛簸后在中山縣沿海登陸，然后搭車前往廣州，再乘火車到武漢，再換乘客輪到上海（所以潘孝恩根本拿不出山東來上海的火車票），期間潘孝恩利用那些偽造的證明、證件、介紹信多次改變身份，終于在7月6日抵達上海。在做了一番準備和踩點后，潘孝恩終于在7月12日晚上開始了行動，結果沒想到第二天就落了網。

在審訊完畢后，讓潘孝恩在口供上簽字時，同樣來自魯南地區的軍法官感嘆道：“你個從來沒有來過大陸，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能說這么地道的魯南話，也真是難為你了！”

潘孝恩這個時候擺出一副非常驕傲的表情：“我在特訓的時候，‘方言’成績全班第一。”

潘孝恩被批捕后，上海警備區政治保衛部門會同上海市公安局對馮阿扣犧牲一事是如何被臺灣特務所獲知的一事進行了調查，在排除了部隊泄漏消息的可能性后又和馮阿扣原籍的民政部門聯系，得到的回答是：我方并未接到任何關于馮阿扣同志因公犧牲情況的公函。

這就意味著部隊寄往山東的公函在半道上被人偷盜了。

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潘孝恩表示愿意配合上海警備區和上海市公安局誘捕剩下的“上海小組”的成員，最后在潘孝恩的協助配合下，剩下的七名“上海小組”成員中在接下來的短短五天內又有六人被陸續抓獲，只剩下組長放棄任務逃回臺灣。而尚未啟程的“寧波小組”和“舟山小組”則懾于“上海小組”的全軍覆沒而取消了行動。

最終，潘孝恩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余特務分別喜提有期徒刑十二年至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