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寫的最后一首詩，直接點名批評了郭沫若，情理交融令人折服

1973年，毛主席曾對人提到郭沫若有一篇文章寫得不好。

這篇文章指的是郭沫若在1943年至1945年間創作的一部先秦學術思想論集《十批判書》，原因是郭沫若在這部書中對秦始皇的個人道德和治國方略，進行了全方位的否定。

毛主席明確表示，他贊同郭沫若對先秦時期的“歷史分期”，同意中國的奴隸制社會是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限的，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為什么不能罵秦始皇呢？

而且就在1973年的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又專門寫了一首七律來探討這個問題，這首詩的名字就叫做——《讀〈封建論〉呈郭老》：

《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首詩中提到的《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中的《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封建論》則是唐朝柳宗元的一篇政論文章。

這首詩的大意如下：奉勸你要少罵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件事情究竟該如何評價與定性，還有待商量。要知道秦始皇雖然已經死去，但是他統一華夏的功績可不能抹殺。

孔子雖然號稱“萬世師表”，但是他的學說卻如同秕谷一般無實。二千多年來，中央王朝都在推行秦朝確立的中央集權制，這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看你的《十批判書》寫得不對，尤其是批判秦始皇的那一篇，并非一篇好文章。今人應該熟讀柳宗元的《封建論》，咱們的思想可不能從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倒退回周文王時代去了。

初讀這首詩的時候，很多人一定會覺得非常“奇怪”。因為總有人說秦始皇是暴君，而周文王卻是一代明君，為什么毛主席在詩的末尾要加上一句“莫從子厚反文王”呢？

要講明白這件事，還是得從柳宗元的《封建論》和郭沫若的《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說起。

柳宗元生活在晚唐時期，當時的唐朝因為藩鎮割據，導致朝廷對地方的權力被嚴重削弱，國家也因此陷入長久的內亂之中。于是柳宗元和一班永貞文人就想發動政變，推動國家進行一場革新。

后來事敗，柳宗元被貶，但他的政治理想并沒破滅，于是他寫了這篇文章，大談戰國以前由于實行“封建制”給國家帶來的害處。（注：這里的“封建制”是指中國奴隸制社會實行的“分封制度”。）

柳宗元認為唐朝的藩鎮制度和西周的“封建制”一樣，會導致分封勢力的權力過大，削弱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最終導致國家陷入戰亂，他認為比“封建制”更先進的制度是秦始皇確立的“郡縣制”。

“郡縣制”的出現，終結了諸侯的世襲制。從此以后，官位不再世襲，一切賞罰以個人對國家的貢獻來論。

柳宗元還在他的文章中舉漢初的例子來說明郡縣制的好處，漢初國家曾經分封了很多同姓王，結果最后造成“七國之亂”，但是漢朝卻并沒有因此被打散。

究其原因，就是漢初國家是“分封制”與“郡縣制”并行的，所以當封國造反之時，直屬朝廷的郡縣機構仍在運行，最終協助朝廷平定了叛亂。

漢唐時期的郡縣制，明顯優于周文王時期的封建制。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殺的那些儒生，就是堅持要開歷史的倒車、恢復“周文王時期的制度”才被誅殺的。

作為法家學派思想的繼承者，柳宗元在他的這篇文章中指出了儒家的兩大毛病：一是喜歡講“君權神授”，“天子受命于天”；

二是“食古不化”，堅持認為后人應向前人學習，特別是應當“照搬”先秦時期完美的政治體制——分封制。這兩點在法家學派的人看來，純屬無稽之談。

郭沫若的《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寫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其實最初創作出來并不是為了吹捧儒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把蔣介石比喻成秦始皇一樣的專制、獨裁者，再將其“打倒”。

所以郭沫若在創作這篇文章的時候，不僅批評秦始皇“焚書坑儒”，還對他的外貌進行了一番沒有根據的“推測”，說他是塌鼻子、鼓眼兒，外加有軟骨病和氣管炎。

“焚書坑儒”這個故事本來就是儒家專門寫進書里，用來攻擊秦始皇的一樁歷史公案。郭沫若拿它來罵秦始皇，在毛主席看來就是在替儒家說話，所以才寫詩批評他——“勸君少罵秦始皇”。

意思是說，你不要罵得太過火了，人家好歹也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他建立的政治制度讓中國從奴隸制社會的分封制過渡到了后來的郡縣制，這在他所處的時代來說是有進步性的。

儒家有一些人過分地崇古，動不動就把先秦時期吹得天花亂墜，并且還要求現代人向先秦時期看齊，這根本不科學。

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人們怎么總是向后看呢？假如如今的中國還去學周文王時代的制度，那中國就要被搞得四分五裂了。

其實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寫的，到了六十年代初，他再寫關于秦始皇的評論文章時，就顯得客觀多了。

柳宗元在唐朝時期極力推崇秦始皇的“郡縣制”，這一觀點曾遭到質疑。有人提出疑問：既然郡縣制如此優越，為何秦朝僅僅維持了兩代就滅亡了呢？

而分封制被認為是落后的制度，為何夏、商、周三朝卻能長久延續？柳宗元回應道：漢朝繼承了分封制，結果繼承者曹魏短命；晉朝繼續采用漢朝的制度，也未能長久。

國家的興衰，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然而，經過改良的郡縣制確實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相比陳舊的分封制更具優勢。

《讀〈封建論〉呈郭老》這首詩是毛主席1973年所作，是他晚年創作的最后一首詩。他在詩中批評了郭沫若和儒家思想，同時對秦始皇的歷史功績及其開創的政治制度給予了高度肯定。

在評價歷史人物和制度時，毛主席始終秉持辯證思維，客觀看待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同樣，我們在對待儒家思想時也應持這種態度。

盡管儒家部分學說可能迂腐過時，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其在中國兩千多年人文與道德建設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些智慧如古籍中的璀璨明珠，在歷史長河中持續閃耀，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