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謀殺｜從弒君到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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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政治舞臺上，總有一種陰影揮之不去，它以最原始的暴力形式——政治謀殺，深刻地介入歷史進程，卻又披上層層政治、道德、甚至神圣的外衣。這種被稱為“刺殺”的行為，遠非簡單的殺戮，它是一種“出于與受害者（他/她/他們）的公眾知名度相關的理由，并懷有政治目的而實施的對特定受害者或受害者群體的蓄意殺害”。這一定義本身，就將刺殺與其他謀殺區分開來，強調了受害者的公眾地位與行動背后的政治動機，而這種動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以令人目眩的姿態不斷演變，映照出人類社會最深層的沖突與掙扎。

這種對“公眾知名度”的強調，使得刺殺行為從一開始就具有了超出私人恩怨的公共屬性，其回響往往能在歷史的深處激蕩起更為持久的漣漪。早在古代，圣經故事中便不乏此類事件的模糊身影，例如以笏刺殺摩押王伊磯倫，或是押沙龍策劃對同父異母兄弟暗嫩的復仇，這些事件雖然裹挾著個人恩怨，卻又往往與部族或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大衛手下約押對押尼珥的謀殺，即便動機中夾雜著危險的政治競爭和個人仇恨，最終也對大衛的統治產生了無法忽視的影響。這些早期文本，盡管未能清晰地界定“政治謀殺”的范疇，卻已然勾勒出權力核心的脆弱與暴力介入的可能，預示著未來無數血腥劇目的上演，而其背后，總有公眾的目光或有意或無意地追隨。

以笏刺殺摩押王

從模糊的部族恩怨走向更為明確的政治理念，古希臘的城邦為“僭主刺殺”提供了最初的理論與實踐土壤，將原本被視為私人復仇的舉動，逐漸升華為爭取自由的英勇事跡。以哈摩狄烏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殺雅典僭主希帕庫斯為例，即便修昔底德曾指出其最初動機可能源于個人恩怨，而非直接針對真正的僭主希庇亞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形象被后世塑造成了民主的先驅和反抗暴政的英雄。這種觀念的轉變，在赫羅多德的記載中便可見一斑，他將希帕庫斯稱為“庇西特拉圖之子和僭主希庇亞斯之兄”，而非全然的僭主，這暗示著對其行為政治影響的重新評估。然而，雅典城邦能夠相對較少發生政治謀殺，也得益于其發展出的“制度性替代方案”，如審判、投票罷免和陶片放逐等，這些機制為政治異見提供了安全閥，避免了刀刃相向的極端局面，即便如此，埃菲阿爾特斯仍因其反貴族改革而成為貴族怒火的犧牲品，他的死亡反而將改革的接力棒交到了伯里克利手中，開啟了雅典的黃金時代。

“僭主”（Tyr annos）是個古希臘語境下的獨特名詞，專指那些沒有經過合法選舉而奪取權力的統治者，既有可能是暴虐的君王，也有可能是賢明的一邦之主，但演變為英語中的“Tyrant”后，它被明確成了貶義的“暴君”。

然而，并非所有城邦都擁有雅典這般精巧的政治制衡。在西西里島上，僭主統治的殘酷與哲人王理想的幻滅，以一種更為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了政治謀殺的復雜性。阿克拉加斯的僭主法拉里斯以殘酷聞名；與他相關的“銅牛”酷刑自古有傳，后世甚至稱其在被推翻時被投入自己鑄造的銅牛中處死——此說見于傳統記載，但真實性難證。更可靠的是，他的政權約于公元前554年被城邦公民發動的總起義推翻，領袖為特勒馬科斯；至于他“試圖寬恕刺客”的逸聞，多出自后世偽托的《法拉里斯書簡》等道德化文本，缺乏古典史源支撐。總之，法拉里斯的垮臺是本地政治起義所致，并非某種“內部的哲學反思”。 錫拉庫薩的狄奧尼修斯一世則以其強大的軍事和行政能力建立了一個西方希臘世界最強城邦，并在長壽后自然死亡，這在政治動蕩的古代實屬罕見。然而，他與哲學家柏拉圖之間充滿波折的關系，以及柏拉圖的學生狄翁試圖在錫拉庫薩實現哲人王夢想的失敗，最終以狄翁在權力斗爭中的神秘遇刺而告終，這場悲劇不僅揭示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也預示著權力更迭中，信任的背叛往往比外部的刀劍更為致命。

柏拉圖的“哲人王”理想，即由哲學家直接統治或在君主身邊提供智慧指導，以期實現理想國。

古羅馬的可怕折磨和處決-銅牛示意圖

從希臘城邦的哲思到羅馬共和國的動蕩，政治謀殺的圖景變得更為宏大而殘酷，其影響也遠超個別城邦的邊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嘗試，特別是提比略·格拉古在未經元老院協商的情況下推行土地法并尋求連任保民官的“革命性”策略，最終引發了血腥的街頭暴力，導致他被元老院的暴民活活打死。他的弟弟蓋約·格拉古繼承了兄長的政治遺產，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改革方案，包括擴大陪審團成員和給予非羅馬公民投票權等，但最終也未能逃脫被 元老院通過“最后決議”，授權執政官動用武力以“保全國家”。隨后的阿文提諾對峙敗局既定時，蓋約·格拉古為免受辱，令其奴仆菲洛克拉忒斯將自己殺死，奴仆隨即自盡 的命運。格拉古兄弟的死亡，作為共和羅馬首次大規模政治刺殺的震懾性事件，并未徹底摧毀寡頭政治的權力，反而為之后近一個世紀的動蕩埋下了伏筆，也預示著，在羅馬，政治暴力正從精英內部的爭斗轉向更具公共性、更易煽動民眾的街頭沖突。

隨著共和國的衰落，權力逐漸集中于軍事強人手中，刺殺的矛頭也隨之轉向了那些掌握最高權力、備受公眾矚目的領袖。龐培在與凱撒內戰失利后逃至埃及，于佩盧西烏姆上岸時遭托勒密十三世幕僚策劃、由前部下塞普提米烏斯與阿基拉斯等人行刺身亡；其首級隨后被獻予凱撒。四年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凱撒已受封為“終身獨裁者”，在羅馬龐培會議堂舉行的參議會議中被一群元老刺殺。作為主要策劃者之一的馬庫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在當時與后來不少敘述中被賦予“為捍衛共和國而行刺”的光環，但學界通常認為其動機更為復雜。，盡管其真實的內心掙扎和行動的實際效果至今仍是歷史學家爭論的焦點。

然而，無論刺殺者的動機多么“純粹”，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凱撒之死并未挽救共和國。其后，屋大維、安東尼與雷必達于前43 年以《提提亞法》（Lex Titia）依法組成第二次三頭同盟，發動公布追殺名單清洗政敵；前42 年于腓立比擊敗布魯圖斯、卡西烏斯等“解放者”。隨后的權力斗爭至前27 年以屋大維確立元首制并獲尊號“奧古斯都”告終，羅馬的帝國時代由此開端。清洗范圍亦波及共和派知識精英，西塞羅即在前43 年被列名處決。羅馬帝國的建立，使得對皇帝的刺殺變得更加頻繁，但這些行動更多地反映了宮廷陰謀和權力繼承的血腥，而非為恢復共和理想而進行的“光榮”反抗。從卡利古拉到尼祿，再到多米提安和卡拉卡拉，皇帝的遇刺與其說改變了政體，不如說揭示了帝國權力結構中固有的暴力循環。

步入中世紀，歐洲大陸的政治謀殺同樣與封建權力斗爭、宗教信仰以及新興的政治理論交織。查理曼大帝的時代遠去，拜占庭帝國的宮廷陰謀卻從未停歇，尼西弗魯斯二世皇帝被皇后狄奧法諾及其同謀刺殺，這不僅是權力爭奪的縮影，也體現了信息傳播在中世紀的失真與變形，使得真相與傳說層層包裹。在西歐，1127 年“善良的查理”在布魯日圣多納相教堂遇刺，隨即引發 1127–1128 年弗蘭德斯內戰；1170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被亨利二世麾下騎士殺于大教堂，促成 1172 年阿夫朗什妥協與 1174 年國王公開贖罪、教會權威上揚——兩案雖非典型“誅暴君”，卻推動了當時對“何時（若有）可正當化誅僭主”的倫理討論。這些事件無疑推動了對暴君刺殺的倫理與合法性討論。

在中世紀的知識殿堂中，關于“暴君刺殺”的理論辯論逐漸浮出水面。約翰·索爾茲伯里在其《論政府人員》中，援引古典思想家西塞羅的觀點，認為殺死暴君是合法的，但他也同時堅持對法律和秩序的尊重。托馬斯·阿奎那則以其虔誠而理性的視角，提出了更為審慎的觀點。他承認不公正的法律本質是暴力，但對于殺死“合法”君主則持有保留態度，警告說刺殺失敗可能導致更殘酷的鎮壓，而成功的刺殺者也可能成為比受害者更糟糕的暴君。阿奎那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其對“好國王”更容易被殺害的警示，像七百年前的真理一樣刺耳，直指政治暴力的反噬效應。然而，當法國的讓·佩蒂為勃艮第公爵約翰刺殺奧爾良公爵辯護時，他卻振臂高呼：“任何臣民，依照道德、神圣和自然法，無需任何命令，皆可殺死或促使殺死叛國者和不忠的暴君”，這種觀點即便在當時也備受爭議，并遭到讓·熱爾松等更具理性和程序意識的神學家的強烈譴責，揭示了在理論層面，刺殺的界限始終搖擺不定。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城邦國家的權力斗爭與藝術繁榮并存，政治謀殺也染上了獨特的色彩。切薩雷·博爾吉亞（Cesare Borgia）以其冷酷無情的手段成為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筆下“文藝復興時期君主”的典范，他為了鞏固權力，毫不猶豫地處決了曾為其服務的雷米羅·德·奧爾科（Remirro de Orco），并迅速安撫民眾，展現了殘暴與策略并行的統治哲學。米蘭的加萊亞佐·馬利亞·斯福爾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公爵因其暴虐和淫蕩被三名米蘭貴族青年刺殺于圣斯蒂芬教堂，其中一位刺客甚至以布魯圖斯（Brutus）自居，渴望被視為古典暴君刺殺者。帕齊家族（Pazzi family）對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的襲擊，更是選擇在復活節主日的大教堂內進行，這種將血腥暴力與神圣場合相結合的“震撼效應”，無疑是文藝復興時期刺殺行為的一大特點。馬基雅維利對此類事件的分析，如對帕齊陰謀的深刻洞察，展現了其作為政治哲學家的冷峻與現實，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III.6 指出：陰謀對君主與個人都極其危險；較之公開戰爭，它更常使君主丟命失國，而一旦失敗，策劃者自取滅亡，被襲者反更強硬。

隨著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歐洲，宗教狂熱與政治沖突進一步交織，刺殺成為信仰斗爭的殘酷工具。在法國，胡格諾派領袖科利尼海軍上將在圣巴托洛繆大屠殺前夕遇刺，引發了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更為血腥的沖突。荷蘭的沉默者威廉作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領導人，被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懸賞刺殺，最終死于巴爾塔薩爾·杰拉德的槍下。杰拉德的動機混雜著宗教狂熱和對賞金的渴望，這反映了當時歐洲政治與宗教斗爭的復雜性。而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雖然通過《南特敕令》實現了宗教寬容，卻仍被狂熱的天主教徒拉瓦亞克刺殺，這表明即便統治者努力彌合裂痕，也難以平息深植于社會內部的極端仇恨。這些事件無疑使刺殺行為的后果更具災難性，也促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政治謀殺的道德與實用性。

進入17世紀，三十年戰爭和英國清教徒革命的宏大背景下，政治謀殺的圖景更為復雜。在神圣羅馬帝國，瓦倫斯坦元帥作為一位軍事天才和精明管理者，在權力巔峰時期卻因與皇帝費迪南德二世及其盟友的關系惡化而最終被殺。他的遇刺，并非源于狂熱的宗教仇恨，更多是出于對叛變疑慮和權力制衡的考量，揭示了高級政治斗爭中權術與背叛的冷酷邏輯。在英國，查理一世被公開處決，“在整個歐洲引起了對暴君刺殺的強烈反感”，其高度的公眾性和戲劇性使得這一事件在歷史上的影響無與倫比。奧利弗·克倫威爾作為推翻君主制的“護國公”，盡管面臨眾多刺殺陰謀，但由于其軍事獨裁者的身份和“鐵騎軍”的忠誠，最終得以善終。這些例子表明，即使在政權交替的劇烈動蕩中，刺殺的成功與否，受害者的知名度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刺殺者與被刺殺者的權力結構、組織嚴密程度以及公眾輿論的反應，都構成了影響事件走向的關鍵變量。

隨著19世紀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和20世紀各種激進思潮的碰撞，政治謀殺不再僅僅是君主或精英階層的專屬厄運，它開始被更廣泛的群體視為改變社會、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德國的卡爾·桑德（Carl Sand）刺殺了戲劇家科策布。是民族浪漫主義的極端表現，他將受害者視為“沙皇的間諜”和“德國精神的腐蝕者”，其行動雖然未能改變政治格局，卻喚醒了公眾對“國家德國”的渴望。意大利的費利切·奧爾西尼試圖刺殺拿破侖三世，目的在于推動意大利的統一和全歐洲范圍的革命。他的審判演變成了一場爭取意大利自由的公共宣講，即便行動失敗，卻也促使拿破侖三世改變了對意大利的政策。俄國的“人民意志黨”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其目的并非因其特別邪惡，而是要“戲劇化地展現該團體反對整個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非個人性質”，凸顯了受害者知名度在刺殺行動中的象征意義。

進入20世紀，政治謀殺的范圍進一步擴大，覆蓋了從殖民地反抗到意識形態沖突的方方面面。愛爾蘭共和軍對蒙巴頓勛爵的刺殺，旨在“引起英國人民對其國家持續被占領的關注”，通過制造“沖擊效果”來增強其政治聲明。魏瑪共和國時期，政治刺殺盛行，如瓦爾特·拉特瑙被殺，這反映了凡爾賽和約帶來的屈辱感和內部的政治動蕩。而在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崛起的年代，刺殺成為了鎮壓異見和鞏固權力的工具。墨索里尼的黑衫軍殺害社會主義記者賈科莫·馬泰奧蒂，開啟了官方恐怖統治的先聲。蘇聯的秘密警察則遠涉重洋，刺殺了流亡在外的列夫·托洛茨基及其親屬，這是一種旨在鏟除政治異己、鞏固內部權力的冷酷行動，其“高效”與“隱秘”成為了極權主義的標志。

二戰時期，對阿道夫·希特勒的刺殺成為最重大的暴君刺殺嘗試，盡管未遂，但它象征著德國內部對納粹暴政的抵制。元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刺殺，雖然代價巨大，但其傳遞出的反抗信息和希望的象征意義，超越了具體的政治決策。法國海軍上將達爾朗在阿爾及爾遇刺，則反映了二戰期間盟軍與維希法國合作者之間復雜的權力博弈與道德困境。戰后，尤其是在冷戰背景下，政治謀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興國家頻發，成為后殖民時代政治動蕩的突出特征。保加利亞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揚·馬薩里克的離奇死亡，都籠罩在蘇聯影響的陰影之下，其官方敘事與普遍懷疑之間的鴻溝，至今仍未完全彌合。

在類人猿行動中，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受了致命傷；八天后，他因傷勢過重而死。

在同一時期，美國也經歷了多次震驚全國的政治刺殺事件。從約翰·肯尼迪總統被刺到馬丁·路德·金遇害，這些事件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并引發了對陰謀論的持久追尋。即便在官方調查后，對于這些事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層次的陰謀，公眾的信念依然難以撼動，這反映出當事件的“規模”與“簡單性”之間存在巨大落差時，人類對復雜解釋的內在需求。此外，像貝尼尼奧·阿基諾在菲律賓機場被殺、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被絞死、以及韓國總統樸正熙被其情報首腦金載圭刺殺，這些事件不僅改變了各國的政治走向，也展現了刺殺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既可以是被壓迫者的絕望反抗，也可以是權力核心內部的冷酷清洗。

現代社會，政治謀殺依然以恐怖主義的面貌困擾著全球。從德國的“紅軍派”綁架并殺害漢斯-馬丁·施萊爾，到意大利的“紅色旅”綁架并殺害前總理阿爾多·莫羅，這些極端組織試圖通過對知名人物的襲擊來施壓政府、釋放囚犯，其行為通常伴隨著殘暴和對公眾的心理震懾。魁北克解放陣線綁架英國貿易專員詹姆斯·克羅斯和魁北克勞工部長皮埃爾·拉波特，也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向渥太華傳遞更強烈的信息”。然而，這些行動往往未能達到其宏大的政治目標，反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并使施暴者自身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誠如歷史一再證明，刺殺很少能真正解決政治問題，它往往只是將一個問題推向另一個更復雜的深淵，并留下無盡的爭議和道德困境。

回溯歷史長廊，我們發現刺殺行為如同政治機體的惡性腫瘤，其形態雖隨時代變遷，但其根植于權力、仇恨、信仰和絕望的本質卻未曾改變。受害者的“公眾知名度”始終是刺殺者利用的杠桿，他們企圖通過摧毀一個象征性的個體，來動搖一個政權、激發一場革命，或是傳遞一個信息。

然而，歷史的諷刺在于，刺殺所帶來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與刺殺者最初的意圖背道而馳。亞歷山大二世的遇刺未能阻止反革命浪潮，反而加劇了鎮壓；伊菲阿爾特斯的死卻成就了伯里克利時代；馬基雅維利筆下的刺殺最終反而鞏固了美第奇家族的統治。

這些例子無不提醒我們，政治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場域，暴力介入其間，如同投石入水，激起的波紋往往難以預料，更遑論控制其最終的流向。因此，對政治謀殺的探究，不僅僅是對歷史血腥事件的梳理，更是對人類政治行為復雜性、道德困境以及對權力本質永恒追問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