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慰那永不消逝的電波，殺害上海“電臺三烈士”的兇手落網的故事

1949年5月31日，也就是上海解放的第四天，新官上任，連椅子屁股都沒坐熱的上海市市長兼軍管會主任陳毅同志接到了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的一份電報：電報內容很簡單，就是請上海的同志們幫忙尋找我黨優秀地下工作者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并特別囑咐他們是對黨組織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如果是自己準備向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推薦組建新中國郵電部的關鍵人才，請務必找到。

李克農

李白、湖南瀏陽人。1925年入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從事通信工作。1931年6月李白調到瑞金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結業后分配到紅五軍團任電臺臺長兼政委。長征后，李白于1937年10月化名李霞奉命前往上海，和滬西綢廠委員會委員裘慧英以假夫妻的名義建立秘密電臺，1940年秋經組織批準兩人正式結婚。1942年9月因電臺被日軍偵測出，李白夫婦被捕，經上海地下黨組織營救成功獲釋。抗戰勝利后李白夫婦回到上海將秘密電臺遷到了黃渡路新址，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的電臺在和中央進行通訊過程中暴露，李白和妻子裘慧英一起被捕，裘慧英后經多方營救獲釋，李白此后則下落不明。

李白、裘慧英夫婦

秦鴻鈞，山東沂南人。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7年入黨，早年在沂南地區組織地下斗爭，1933年被派往哈爾濱繼續從事地下活動，1936年被派往蘇聯學習電臺技術并在1937年回國后被派往上海，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號設立秘密電臺，經組織介紹和同為地下黨員的小學女教師韓慧如結婚并開展活動，1939年奉調前往哈爾濱，1940年又被調回上海，1941年被調往蘇北，1942年又被調回上海。抗戰勝利后，秦鴻鈞和韓慧如夫婦遷入打浦橋新街的新新里315號繼續運作秘密電臺，1949年3月17日深夜電臺位置被國民黨保密局發現，秦鴻鈞、韓慧如夫婦在最后時刻及時破壞了電臺并燒掉了密碼本，最大可能避免了損失。韓慧如后經多方營救獲釋，而秦鴻鈞就此失蹤。

秦鴻鈞、韓慧如夫婦

張困齋，浙江鎮海人。1930年進入上海辛泰銀行任職員。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加左翼科學家聯盟和抗日武裝自衛會，1935年加入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全面抗戰爆發后發起成立銀錢職工同人戰時服務團，并在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參加無錫抗日游擊隊。1939年返回上海設立秘密電臺搜集日軍和汪偽的經濟情報。抗戰勝利后，張困齋在上海開設豐記米號并任經理，將秘密電臺遷入，直到1949年3月17日他的聯絡人秦鴻鈞被捕后，毫不知情的張困齋在3月19日前往秦鴻鈞所住的新南里315號聯絡時也被特務抓捕，就此下落不明。

張困齋

陳毅看完電報立即給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石蘊華）發了份電報，全權授權他組織調查小組，全力尋找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的蹤跡（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李士英是從解放區來的干部，對地下斗爭并不熟悉，因此陳毅直接跳過了李士英，把任務直接交給了老地下黨的揚帆）。

“……黨中央派往上海地下黨工作之李靜安（李白）等同志，去向不明，特勞查。”

揚帆（石蘊華）

作為老地下黨員，揚帆深知什么樣的人會知道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的下落，于是他將調查重點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中那些留用的國民黨時期的舊警察身上。

果然，任務傳達下去不到一個星期，就有一名留用的蓬萊分局的舊警察反映了一個情況：“5月7日那天，晚飯還沒開呢，就有一個穿著長袍的犯人被警車帶走了。幾天后我就聽說那個人被帶到浦東楊思那邊給槍斃了。”

調查小組隨即趕往川沙縣楊思區進行走訪，當地群眾證實：5月7日晚上，整個楊思地區被國民黨軍戒嚴，沒多會兒來了幾輛軍車，押下來十幾個人，接著就聽到有人喊：“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后來就傳來一陣槍聲。

在楊思區政府、當地駐軍和群眾的大力協助下進行地毯式搜索，終于在6月20日在當地的戚家廟后挖出了十二具雙手被捆綁，上身布滿槍眼的男尸，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一眼認出了其中一個穿長衫的就是李白，而韓慧如則認出了秦鴻鈞和張困齋。

至此證實：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同在5月7日傍晚被殺害于楊思戚家廟。

陳毅在接到揚帆的報告后，立即給李克農發了一封電報，說明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三人已經確定遇難，并在電報最后寫道：“欠下的血債，得拿血來償！那些害了烈士們的反動家伙，我們肯定會找他們算賬，這筆債一定要討回來！”

陳毅

隨后，陳毅再度電告揚帆授權他成立專案組，務必要把殺害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三位烈士的兇手找出來，接受人民的審判。

揚帆不敢怠慢，立即從上海市公安局和各分局中抽調精干警力組成專案組專辦此案，但是案子線索雖多但錯漏百出，所以一開始毫無進展。

轉機發生在8月27日，這天下午，揚帆正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辦公，突然電話響了起來，接起來一聽，原來是盧家灣分局（原法租界警務處暨中央捕房，后成為汪偽上海特別市警察局盧家灣分局、上海市警局盧家灣分局，1949年5月后，成為上海市公安局盧灣分局）局長吳萍打來的：“我翻那些以前警察局的舊檔案時，瞅見一條挺重要的消息，感覺跟李白烈士被害那事兒可能有聯系。”

盧家灣分局舊址

“我在翻檔案時發現兩份材料：一個是表彰通知，說巡官史致禮和警士強元貴因為執行任務表現好，都被記了一功；另一個呢，是個批文，說是史致禮和強元貴因為幫忙破了電臺案，獎勵了五萬金圓券。”

揚帆大喜，直接就問：“史致禮和強元貴，他們眼下在何處？”

吳萍答道：“史、強兩人都作為留用人員留在盧家灣分局工作。”

楊帆更喜：“好得很，你先把他們扣起來，我派人過來處置。”

當天下午3時左右，上海警務學校副教務長徐盼秋奉揚帆之命來到盧家灣分局將史致禮、強元貴兩人帶回市局審訊，此時兩人已經是驚弓之鳥，所以沒用多大“手段”就全招了，不但招了李白是他們參與抓捕的，秦鴻鈞也是他們參與抓捕的，并且他們還參與抓捕了張困齋。

但是，他們只負責抓人，李白和秦鴻鈞的電臺是怎么被定為偵測到的他們一概不知，揚帆親自分析了兩人的供詞，認為他們的供述應該是真實的，沒有撒謊。

最終，強元貴被判處死刑并槍決，史致禮被判處無期徒刑。

可是線索到這里就又斷了。

在1949年10月上旬的一次專案組的案情分析會上，揚帆建議可以根據上海市已經掌握了的敵特組織的材料，分析敵人當時的組織分工情況，指望從中發現線索。

于是專案組在查閱分析了海量的敵特組織檔案材料后發現當時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下有個“上海地區電訊監督偵測科”，是專門偵查和破壞我黨在江浙滬地區的地下秘密電臺的職能機構，這個機構一共有四十六名成員，除了被我軍擊斃的，上海解放前逃離的，還有十一個人目前依然居住在上海，從戶籍檔案看全部住在虹口區。

在虹口分局的大力協助下，專案組找到了其中的三名成員——唐跨風、林杰和顧能，經過查實，他們三個都有沒有參與偵測李白和秦鴻鈞兩部電臺的行動，且當時“上海電監科”有嚴格的內部紀律，所以其他人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

而另外八人百般尋找卻始終沒有找到蹤跡，應該是做賊心虛自己跑了，至此這條線索又斷了——

1950年3月30日上午，上海市貨物稅局滬北稽征所稅收員劉克接待了一個身穿黑色毛葛長衫、拎著一口舊皮箱的中年男子，該男子自稱叫他名叫李成志，是經營無線電器材生意的，這次進了一批器材，特來稅務所納稅，還非常主動地將皮箱打開請劉克檢查。

和劉克一起檢查的稅收員是個退伍的通信兵，他一眼就識別出皮箱里的無線電器材是軍用電臺的零部件，于是立即向虹口分局報警，不久兩名虹口分局刑偵科的偵查員來到稽征所對“李成志”進行盤問，“李成志”聲稱自己是“國民黨在鄉軍人”，解放后根據政府命令已經履行過登記手續了，現在經營無線電生意。

但是在反復盤問下，做賊心虛的“李成志”還是說了實話：他真名叫李樹林，1937年到1947年一直在軍統供職，軍統改組成保密局時裁剪編制，他就被裁了下來，之后在上海經營商業電臺。一年后李樹林又將曾經的軍統同事，時任拉國防部二廳上海電監科的主任科員唐跨風一起入股，順便當他的保護傘。上海解放后電臺于1949年秋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勒令停止經營。

經過對李樹林的住處的搜查，偵查員們搜出一批軍用級別的通訊器材——

贓物在手，接下來就是“走程序”了。心理防線完全崩潰的李樹林隨后供認自己在解放后和唐跨風、林杰等人一起策劃過參加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特務組織，作為國民黨的“敵后人員”潛伏上海搜集情報，等待“國軍反攻大陸”，但他們的“赤膽忠心”沒被臺灣方面收到，所以此事就這么“黃”了。不過李樹林交代中特意提到了李白的秘密電臺被破獲一案，說是唐跨風和林杰對他講的。

這說明唐跨風、林杰至少是知情者。

于是專案組立即傳喚唐跨風和林杰，兩人到案后得知李成志已經招供，只好承認他們當時作為“上海電監科”的上尉偵測員參與了對李白和秦鴻鈞兩部秘密電臺的偵測工作，但這兩部電臺的位置確實不是他們測出的。但是他們都提到了一個人，此人叫徐鴻秋，李白被捕后審訊材料是由他負責整理的。

于是揚帆下令：立即對徐鴻秋開展偵查！

經查，徐鴻秋在“上海電監科”任職的時候公平路上，但1948年初他就搬走了，根據還住在公平路的老鄰居回憶他們搬去了曹家渡萬航渡路的松茂里。

當偵查員趕到松茂里核實時，發現那里又換了住客，不過了解到前面的一任住客確實姓徐，是從公平路搬來的，1948年6月搬走的時候聽說是搬到龍江路去了。

6月30日，專案組偵查員計政、莊人俊來到龍江路后分頭向居委干部和治安積極分子了解是否有1948年6月搬過來的姓徐的住戶，查到第三天終于查到徐鴻秋一家目前住在龍江路金松里16號。

7月5日，計政和莊人俊親自上門的時候發現金松里16號門頭掛著“光榮人家”的牌子，說明這戶是軍屬，向當地居委干部一打聽，原來徐家有人在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航空處干訓大隊當教官，所以徐家有資格掛“光榮人家”的牌子，而這個參軍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徐鴻秋！他有個親戚在部隊里當團級干部，應該是走了這個路子。

揚帆在得到這一情況后明確下令：“不管他現在是什么身份，都給我逮捕！”

7月16日，揚帆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聯系華東公安部，請求協助抓捕徐鴻秋，華東公安部部長許建國在7月17日批復：“準予逮捕徐鴻秋。請與華東航空處方面聯系執行。”

許建國夫婦

7月23日，徐鴻秋華東航空處干訓大隊駐地被抓獲，當天就被押回上海。他承認自己參與了兩次對李白的審訊，但是破獲李白和秦鴻鈞的秘密電臺的行動他沒有參加，而是由“復社”時期就已經在軍統的老電訊特工——有“金耳朵”名號的葉丹秋一手主持的，他當時是“上海電監科”的代理科長。徐鴻秋最后一次見到葉丹秋是1949年4月中旬，此后就再也沒見過他（徐鴻秋最終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開除軍籍）。

揚帆在審閱了徐鴻秋的口供后認為他沒有撒謊，但是葉丹秋此時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上哪里去找他呢？

1950年8月30日，一封由華東局統戰部轉來的檢舉信被送到揚帆手中：“有一個名叫陳宗琛的人，解放前曾在國民黨國防部二廳的上海電監科當特務，是破壞李白電臺的參與者。”信中還提供了“陳宗琛”此時的住址——江蘇省昆山縣玉山鎮南門街。

經核實，“上海電監科”的成員名單中確有陳宗琛其人。于是，專案組在9月3日派人前往昆山縣將陳宗琛押解回上海審訊，陳宗琛交代自己參與了偵測李白的電臺的行動，并且發現了電臺的大致位置后由葉丹秋下令于1948年12月29日晚帶人包圍了李白所住的區域挨家挨戶的搜查，最終導致李白被捕。同時，陳宗琛還承認自己參與偵測秦鴻鈞的電臺的行動，但電臺位置不是他測出來的，此次行動的指揮還是葉丹秋。

葉丹秋

此外，陳宗琛還交代說葉丹秋在上海解放前一個月已經逃回了蘇州老家，解放后葉丹秋來昆山看過陳宗琛，陳宗琛也曾去過蘇州看過葉丹秋。并且透露說葉丹秋在蘇州有個姘頭，他就住在他姘頭家里，姘頭名叫董素芬，是唱評彈的，藝名“賽牡丹”，住在蘇州金臺街珍珠巷1號。

9月4日，六名專案組偵查員趕往蘇州，在金臺街珍珠巷1號對面的旅店住下，偵查員老周以保密局特務的名義用三天時間和董素芬套話取得了她的信任，并且故意打草驚蛇讓董素芬起了警覺。當她在9月18日一早就離家去了火車站時，偵查員緊緊跟著，并跟著她上了去上海的火車回到上海，看著她在上海老北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住下后向局里報告。揚帆得報后立即新派了八名偵查員增援，并將旅館周圍進行布控——

9月18日傍晚，董素芬用旅館的公用電話打了個電話，當夜就有一個穿白色西裝的中年男子乘坐三輪車來到旅館，當他剛剛踏入旅館就被抓獲，經驗明正身，此人正是葉丹秋。

經審訊，葉丹秋對他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他供稱自己于1948年11月從北平被調到上海擔任“上海電監科”中校督察官兼代理科長，負責對上海地下黨秘密電臺的破壞。1948年12月20日晚他監測到一個可疑的電波訊號，這個訊號的波長和在華北叛變的叛徒李政宣提供的李白的電臺波長相吻合，隨后上報國防部二廳，二廳派出無線電偵測技術專家馬國勛小組進行了一個星期的日夜監測后將電臺的范圍確定在虹口江灣路淞滬警備司令部后面的一塊大約面積為半平方公里的那個區域內。

李白烈士故居

1948年12月29日深夜，當李白和中央聯絡的時候，葉丹秋親自率領大批特務包圍了黃渡路一帶的居民住宅區，挨家挨戶的搜查，最終李白被捕。葉丹秋因此受到毛人鳳的嘉獎，急于再立新功的葉丹秋趁機提出將保密局的另一個技術干將王慶生從天津電監科調來上海，找到更多的我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王慶生從天津調到上海后，和葉丹秋配合在1949年1月下旬在盧家灣地區偵測到了位于新新里315號的秦鴻鈞的秘密電臺，導致秦鴻鈞和他的上級張困齋在3月17日和19日先后被捕。

新新里315號的老虎窗，當年秦鴻鈞就在這里面操作電臺發報，如今這里已經被拆遷

葉丹秋的供狀

而經過查實，此時馬國勛、王慶生以及叛徒李政宣都已經逃到了臺灣。以當時的條件是沒有辦法清算他們的，因此這個案子抓到葉丹秋就已經意味著到了尾聲了。

1951年1月3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葉丹秋死刑，董素芬有期徒刑兩年，陳宗琛有期徒刑三年。

1951年1月31日的解放日報報導的槍決葉丹秋的新聞

由于李白、秦鴻鈞和張困齋三人同時就義，而且他們都是通過電臺在隱秘戰線上為革命貢獻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們三人被稱為“電臺三烈士”。1958年1月1日上映的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的形象一般來說是取自李白烈士為原型，實際上是以“電臺三烈士”為共同原型塑造的，也算是用電影這種特殊的方式為“電臺三烈士”進行永久的紀念。

《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孫道臨塑造的李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