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訴訟檢察官成長筆記：干這份工作，得有點“泥味”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公益訴訟是什么？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在山東省滕州市檢察院

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劉玲看來

公益訴訟是朝陽般的事業

越投入越讓人熱愛

但要干好這份工作

身上得帶點“泥味”才行

不管是趴在被污染的湖岸邊扒拉污泥

還是滿身泥濘地采集水樣

從成為公益訴訟檢察官那天起

田間地頭、大街小巷、山川河流

就應該是他們的辦公地點

因為

哪里有公益受損

哪里就應該有公益訴訟檢察官的身影

南四湖上刮起一場“凈水風暴”

山東省滕州市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劉玲（中）和同事來到南四湖之一的微山湖走訪、調查取證。（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地處山東、江蘇、安徽、河南四省交界處的南四湖，是微山湖與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的合稱。它們首尾相連，水路溝通，是我國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京杭大運河航運交通要道、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輸水干線和重要調蓄水庫。

走入秋日微山湖，蘆葦金黃，水波蕩漾。誰能想到，以前這里曾是村民口中的“醬油湖”，水面氣味刺激撲鼻，企業排出的超標廢水肆意流入湖中，岸上還隨意停放著大量的廢棄船只和重型設備。

“醬油湖”是什么時候變清澈的呢？當地村民至今仍記得3年前的場景——幾個身著便裝的人，騎著自行車，扛著鐮刀，趴在岸邊扒拉污泥，問他們在干啥，只說是來了解水質被污染的情況。后來村民才知道，正是這幾個滿身泥濘的人，在湖面掀起了一場“凈水風暴”。

這些人就是公益訴訟檢察官。山東省滕州市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劉玲是其中一員。“現在回憶起來，腳底有泥、肩頭有塵，這樣的經歷也是我22年檢察生涯里最難忘的。”劉玲告訴《方圓》記者。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南四湖被“困”住了。因涉及4省34個縣市“交叉管”“多頭管”，南四湖曾存在工業污染嚴重、生活污染涉及面廣、養殖污染面廣量大等問題。2020年8月汛期，南四湖流域多個斷面出現Ⅳ類至劣Ⅴ類水質。2021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基于南四湖流域生態環境受損事實進行公益訴訟立案，并成立由四級檢察機關組成的一體化辦案團隊。

時任滕州市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主任的劉玲被抽調成為山東分組成員，接手了這個“燙手山芋”。問題隨之而來：滕州作為流域一個節點城市，有5條主干河流匯入南四湖，但污染的發生并不是一個地方導致的，如何做到精準監督、規范監督？

作為“南四湖專案”山東分組成員，劉玲（左二）與同事一起研究滕州河湖布局、流向和河湖周圍企業排污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南四湖水質污染根源在水。必須盡快融入南四湖生態治理隊伍當中去，只有同頻共振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劉玲找來滕州地圖，研究滕州河湖布局、流向，了解河湖周圍企業排污情況。

2021年6月盛夏，河道沿線雜草叢生，劉玲和同事們帶上鐮刀，騎上自行車，頂著烈日開始巡河。排污口被污泥覆蓋，她用手扒開；高度過肩的雜草擋住道路，她用鐮刀砍開；為采集水樣，她直接就趴在泥濘的岸邊……

2個月時間里，劉玲和同事們在河道里深一腳、淺一腳地摸索著往前走，篩查了167公里河岸線、24個排污口、936家養殖戶。經過不懈努力，線索終于浮出水面——轄區內有15家煤礦，其外排廢水中的硫酸鹽全鹽量長期超標。

劉玲翻閱資料發現，早在2019年，山東省在全國率先出臺了《流域水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明確了南四湖流域內排污單位水污染物排放濃度限值。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標準出臺兩年之久，外排水依然嚴重超標？行政機關是否積極履職？帶著一系列疑問，劉玲找到相關部門了解情況。

“這事難辦啊！”這是劉玲與生態環境部門座談時聽見的第一句話。煤炭是滕州支柱產業，年產量2500萬噸，產值160億元，涉及職工3萬人。各煤礦建礦之初均建有污水處理設施，但由于設備老舊、流域標準不統一等原因，行政機關雖下發整改通知，但成效甚微。

必須找到突破口！難辦難在哪兒？沒法解決是真是假？通過17次深入企業、行政機關調研，一個念頭在劉玲腦海中產生：15家煤礦規模有大有小，除污工藝各不相同，那么除鹽方式是否也可以不同？她立刻開始查詢所有除鹽資料，邀請專家開展論證，最終確立了“一企一策”個性化治理方案。

經過170多天堅守，15家煤礦企業全部實現達標排放。為評估辦案效果，時任山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效彤帶領省檢察院同志在滕州舉辦聽證會，全國人大代表、專家教授等人作為聽證員參與聽證。案件辦理成效得到了專案組、專家學者、企業代表高度認可。

污染雖然得以停止，但廢水多年直排，對環境造成的損害還得治理。有人質疑：“不再排污不就完了，干嗎這么折騰？”

“畫句號簡單，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句號，檢察機關不能畫。”劉玲很堅定地提出全周期監督理念，對達標排放前污染環境行為，督促行政機關對違法企業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追回2631萬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金，全部用于流域生態治理。

最終，“南四湖專案”山東分組在最高檢、山東省檢察院領導下，與行政機關聯手共治，形成合力，處置固廢危廢27000噸、處置沿湖垃圾2649噸，治理黑臭水體421處，收繳行政罰款1794萬元，對湖區漁民和沿湖275個村的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進行系統治理。

在辦案同時，劉玲牽頭制定了《關于深化“南四湖”流域生態保護暨建立“河長湖長+檢察長”協作配合機制的意見》，組織21家單位召開協作會議，實現從單純辦案治污向聯防聯控大治污模式轉變。

“法律的權威

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

劉玲（中）和同事向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了解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煤礦高鹽水治理的“滕州經驗”為“南四湖專案”辦理打開了一扇窗，也為南四湖流域全面治理按下“快進鍵”。

2024年11月13日，最高檢將“南四湖專案”作為第54批指導性案例，正式對外發布。該案亦被評為2021年全國十大法律監督典型案例；山東省南四湖流域全鹽量硫酸鹽超標排放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系列案被生態環境部評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十大典型案例”；滕州煤礦外排礦井水超標治理案被山東省委依法治省委員會評為“山東省法治為民十件實事”。

劉玲（左）和同事在微山湖邊巡河。（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劉玲看來，生態治理仍然道阻且長。《方圓》記者跟隨她來到微山湖回訪，走在清河照水、魚躍鳥飛的岸邊，她不時向附近勞作的村民了解農作物生長、水質污染情況。盡管村民說話有濃重的滕州口音，記者幾乎聽不懂，但她溝通起來卻毫無障礙，絲毫看不出她是土生土長的甘肅人。

“我在滕州待了22年，已經完全‘滕化’了。”劉玲打趣地說。

2002年，劉玲大學畢業后，經山東省委組織部、山東省檢察院聯合選調進入了山東檢察系統。組織分配至滕州后，她沒有選擇再去大城市，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這是她第一次離開大西北，就這么坐著綠皮火車的硬座，晃晃悠悠26個小時到了滕州。

“我生長在農村，深知底層群眾的不易，而群眾最難的就是吃官司，求告無門，所以我選擇從事法律工作。基層工作與群眾的聯系最為緊密，在這里，我遇到了許多和我父母一樣的老百姓，我想盡自己所能，為他們多做一些。”劉玲說。

在過去的22年里，劉玲先后在公訴、未成年人檢察、政治部、民事行政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等多個崗位鍛煉，但她的初心不改，依然干凈、純粹。

在公訴崗位的8年間，劉玲辦理過公安部掛牌督辦、棗莊建市以來最大的涉黑案；辦理過29名被告人特大拐賣兒童案等一批重大案件。這些案件，讓初出茅廬的她認識到了檢察官光鮮的背后是艱辛、是付出、是奉獻、是犧牲，讓她明白“所有戰勝過的挑戰都將沉淀為工作經驗”的道理，更讓她有了“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魄力和迎難而上的勇氣。

2021年，時任滕州市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主任的劉玲辦理了一起民事監督案。

64歲的農村老人黃某，因為12萬元的養老錢，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不斷奔走，申訴無門。后來，他來到滕州市檢察院申請監督，檢察院抗訴后獲法院改判。在得知12萬元養老錢終于可以拿回時，黃某突然起身深深向劉玲鞠了一躬，說道：“法律確實管了我的事！”

看著頭發花白、脊背佝僂的老人向自己彎腰道謝，劉玲眼淚再也止不住。“我只是做了自己分內的工作，卻換來老人千萬聲的感謝。我只是把一個普通的案件回歸它本該有的樣子，卻贏回他對法律由衷的信任。法律的權威來自哪里？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劉玲十分感慨。

“每接觸一個案子，總是希望自己能多做一點。幫他們寫一份申請監督書、分析一下案件證據、講述一下法律規定、聯系一個援助律師，很多時候只是隨手做的事，卻被認為幫了天大的忙。”劉玲向《方圓》記者說道。在辦案中，不僅需要檢察官時刻秉持公正，還需要對市井百態、家長里短常懷悲憫，多些共情意識、換位思考，設身處地體會當事人的艱辛，真正把維護群眾利益放在首位。

“不管是哪個部門、什么崗位，都是檢察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最好的崗位，只有最好的干警。只要用心工作、認真謀劃，都會有大作為。”劉玲說起前不久外出調查的一件事，一位女檢察官拍照取證時不慎掉進黑臭水體，被拉上來時渾身污漬，鞋子也丟了，大家又心疼又感動。

劉玲感嘆：“在我們這兒，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同志，都有一種執著和堅韌：‘我們是什么樣，檢察工作就是什么樣’。”

“沒有路，那就闖出一條路”

劉玲向村民了解農作物生長和地膜使用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這份堅韌從2017年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正式確立起，就根植于劉玲心里。“我們在守護環境的同時，何嘗不是在守護百姓的心。檢察工作只有根植于人民群眾之中，才能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劉玲告訴《方圓》記者。

作為全國首批公益訴訟檢察官，如何“破冰”起步，是擺在劉玲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2018年4月，一位村民來滕州市檢察院反映：“村西的大廠，經常往外排水，滿是白色泡沫。這事檢察院能管嗎？”檢察公益訴訟正值初創時期，案子辦得好與壞，直接影響群眾信任度。當天，劉玲就和同事趕往這家工廠。

經過10余次率隊現場勘查，幾十次走訪企業周邊的受害村民，劉玲和同事們證實企業存在違法排污的事實。

于是，滕州市檢察院依法發出檢察建議，行政機關很快回復，稱已督促完成整改。但同年7月的一天，村民又來了：“夜里、下雨照樣偷排，你們不能不管呀？”劉玲把手機號給了他，并告訴他“有情況隨時聯系，手機24小時為你開機”。

2018年8月19日深夜12點，天降大雨。村民打來電話，說企業正在趁雨天排放污水。劉玲和同事們冒著傾盆大雨深入排污現場，刺鼻的氣味、滿地的污水，現場情況觸目驚心。大家立刻在污濁的排水口、排水溝采集水樣，拍照、錄像調取證據，滿身泥濘地回到家已是次日凌晨2點多鐘。

由于企業虛假整改、行政機關履職不到位，檢察院依法提起訴訟并獲法院支持。這是滕州市檢察院辦理的首例提起訴訟的行政公益訴訟案件，被告是滕州市的同級行政機關，所涉及的排污企業是大型制藥廠——辦理此類案件，堅守還是退讓？

“防污治污從來沒有‘護身符’。公益訴訟‘破冰’意義重大，一定要開好頭、起好步。”劉玲始終認為，在辦公室等不來案子，公益訴訟檢察官需要主動出擊。

從成為公益訴訟檢察官那天起，田間地頭、大街小巷、山川河流就成了劉玲的辦公地點。哪里有公益受損，哪里就有她的身影。2023年，劉玲辦理了一起大氣污染公益訴訟案。滕州市某重點排污單位違法安裝干擾設備，干擾在線監測數據，導致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到大氣中，嚴重污染環境。

生態環境損害是公益訴訟辦案的重心，常見的都是水體、土壤等可觸可摸可見的損害后果，而大氣污染看不見摸不著，對環境的損害如何認定？

劉玲先后5次到生態環境部門了解大氣污染有關問題，3次到山東省檢察院請示匯報案件辦理思路，從全省環境專家庫中尋找大氣污染專家進行咨詢，終于確認可以通過“虛擬成本治理法”確定大氣污染對環境的損害。

但虛擬成本核算需要污染氣體排放量，如何算排放量呢？劉玲和同事一次次去企業開展實地勘驗，通過調取書證，詢問公司工作人員等，查明干擾設備使用的具體天數，并獲取項目環評報告、驗收報告、案發前后脫硫劑添加量、環保在線監測數據、日均治理成本等認定生態環境損害價值的關鍵證據。

在此基礎上，委托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就是否存在生態環境損害、違法行為與環境損害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等出具鑒定評估報告。

經鑒定，大氣污染生態環境損害總價值為112.24萬元。案件提起訴訟，訴訟請求得到判決支持。

該案構建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新模式，被最高檢評為典型案例、焦點訪談專門報道，獲評2023年度“中國十大環境司法案例”，為山東省乃至全國大氣污染類公益訴訟案件辦理提供“滕州實踐”。

檢察公益訴訟，走的就是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沒有路，那就闖出一條路，沒有經驗，就總結創制經驗。”這是劉玲常對部門干警說的一句話。

常把“問題”當“課題”來處理

在辦案途中，劉玲（右二）和同事們抓緊時間討論案情。（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從事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后，無論走到哪里，目光所及皆為案件線索，似乎成了劉玲的“職業病”。

2018年8月的一天，劉玲下班回家時看到一個外賣員正往小區送餐，便隨口問是哪家外賣，對方說是“某某家的”。回到家后，劉玲打開外賣軟件找這家店鋪，卻驚奇地發現這個每月銷量過百的商家網頁，怎么也查找不到食品經營許可證。

“這到底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問題呢？”憑著職業敏感，劉玲接連打開多家外賣商家經營活動主頁面，發現很多商家都存在此類問題。網絡售餐已成市民生活常態，但食品安全卻無保障，這怎么能行？

第二天一上班，劉玲就組織辦案小組梳理了滕州轄區內100余家網絡餐飲服務第三方平臺，線下隨機走訪了16家入網餐飲服務提供者的實體店面，調查結果觸目驚心——27家店鋪未公示食品經營許可證；39家店鋪公示的許可證過期，但依然正常開展外賣業務；第三方平臺管理不規范、無證從事網絡售餐經營等問題突出。

經過詳細調查取證，滕州市檢察院依法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收到檢察建議后，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迅速啟動為期5個月的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專項整治活動，強化線上線下聯合執法監督，出動執法人員1200余人次，摸排餐飲服務單位1300余家，現場糾正整改經營信息更新不及時等問題236家，對經營環境衛生差或者證照過期、臨界期等問題下達整改通知書170余份，有效凈化了網絡餐飲服務的經營環境。

“對店鋪的治理只是治標不治本，外賣平臺入網審查不細、把關不嚴是導致問題產生的最終原因。”劉玲及時指出問題，并與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積極溝通。最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首次對在滕州設有分支機構的相關平臺公司進行約談并立案處罰。

為檢驗成效是否明顯，一段時間之后，劉玲又帶領辦案組人員悄悄潛入一些商家，發現上墻公示的證照齊全，且店內、操作間內均干凈、衛生、整潔，一顆心終于可以放下了，“食品安全無小事，外賣入網，更應入法網”。滕州市檢察院的做法走在了全省前列，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被評為山東省檢察機關典型案例。

“劉玲政治站位高，骨子里有一種天生的執著，常把‘問題’當‘課題’來處理，善于從‘小切口’處做‘大文章’。”滕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張西明這樣評價劉玲。

滕州市西崗鎮清泉寺村有棵古槐，樹齡為2800年，是棗莊第一古樹，人們稱之為“槐王”。

一個偶然的機會，劉玲發現這棵樹的狀態和傳說的“槐王”相差甚遠。樹干整體向一邊傾斜，部分樹枝離地僅有一米高，樹上沒有任何保護標識牌，周圍也沒有設置任何保護設施或養護標志，且大半樹冠枯萎，長勢極差，遠遠望去，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

原來2018年底，這棵“槐王”因保護不周，曾遭遇過一場大火，大半個樹干都被燒死了。“槐王”尚且如此，其他的古樹怎么樣呢？

劉玲（中）將辦案小組分為3組，利用一周時間，對滕州市139棵古樹現狀進行逐一摸排。（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劉玲將辦案小組分為3組，利用一周時間，對滕州市139棵古樹現狀進行逐一摸排，發現大部分古樹在支撐架、保護欄、避雷裝置安裝、養護人確定等方面均存在漏洞。

為此，檢察院向林業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按照古樹名木保護規定，落實保護措施，讓古樹“老有所養”。如今，這棵“槐王”正以郁郁蔥蔥的姿態向人們講述那段歷史，該案所制發的檢察建議，獲評山東省十佳檢察建議。

“這么多年，還是第一次有職能部門之外的單位關注古樹。”收到檢察建議后，林業部門的同志非常感慨，并立即成立專項工作組，對滕州市全部古樹名木開展自查，推動滕州市政府出臺古樹名木保護專項文件，明確責任主體、規定養護方式，同時召開古樹名木保護專題會議，簽訂《古樹名木養護責任書》，明確責任劃分。

全國首批公益訴訟檢察官的縮影

“從事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必須有情懷、有責任、有擔當。”劉玲常這樣說。

從事公益訴訟檢察工作以來，劉玲摸索出以“小專項”監督方式開展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的“滕檢模式”，她緊貼地方實際，選取類案問題突出，且與人民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先后部署開展了“水源地保護”“古樹名木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等10個專項活動，協助政府部門集中解決了一系列社會治理難題。

劉玲常說：“公益訴訟是什么？每個人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公益訴訟檢察官所做的事情，是一棵承載著歷史記憶的古樹‘老有所養’，是一條小河重現清澈，是一塊土地恢復肥力……是被我看見的損毀，通過努力付出，恢復了它原本的模樣，并以健康的姿態繼續流傳下去的一切。”

劉玲聚焦群眾身邊事，關注安全生產，首創建立公益保護小專項監督的“滕檢模式”，探索建立刑附民一體化“3+4+4+N”辦案機制，帶領的團隊被評為“山東省公益訴訟優秀辦案團隊”……在公益訴訟檢察干警丁園園和其他同事眼里，她是火，是燃料，是推進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發展的“加速器”。

最高檢公益訴訟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劉玲是全國首批公益訴訟檢察官的一個縮影，她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親歷者、實踐者，在“破冰”前行路上，敢于破僵局、啃硬骨頭，為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基層實踐樣本，為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促進國家法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拉開了檢察公益訴訟改革的序幕。十年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推開、健康發展，形成了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制度來源于實踐，為制度完善提供基層樣本，同樣是我們首批公益訴訟檢察官的職責和使命。我所做的，只是全體公益訴訟檢察干警生動實踐的縮影。”劉玲表示，應勇檢察長指出，檢察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檢察人接續奮斗、接力奔跑。國家利益、社會公益守護之路任重而道遠，但劉玲相信，路雖遠，行則將至。她也將繼續以公益之心踐行人民至上，與公益訴訟共成長。

對話劉玲

點滴積累讓我更加熱愛這份事業

劉玲（左）和同事討論案件。（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方圓》：您先后在反貪、公訴、未檢、民行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等多崗位歷練，這些經歷為后來開展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積累了哪些經驗？

劉玲：22年的檢察生涯里，我在多個崗位歷練，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就是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對個人的綜合素養要求非常高。

公益訴訟檢察官，也許和大家印象中的檢察官不同。除了審查卷宗、核實證據等常見的工作模式，摸排線索外出查證，從田間地頭到大街小巷、爬山蹚河，都是工作常態，哪里有公益受損處，哪里就有公益訴訟檢察官的身影。

對收到公益訴訟檢察建議后，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職或履職不到位，我們依法提起訴訟，以公益訴訟起訴人身份出庭抗訴，參加法庭調查，進行辯論并發表意見，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是常有的事。

所以說，要想做好公益訴訟檢察工作，既要有守護公益之心的情懷，還要有攻堅克難之志，要勇于涉險灘、敢啃硬骨頭，還要業務素質過硬，不僅要具備刑事、民事、行政等相關法律知識，還要求有偵查意識。同時，檢察公益訴訟辦案領域涉及4+11+N，因涉及領域廣、專業性強，還需不斷學習所涉領域其他學科，如國土、稅務、環保、食藥，甚至反壟斷、個人信息保護等專業知識，避免出現知識盲區。唯有這樣，才能做到靶向監督、精準監督。

全面推進公益訴訟檢察工作，不是檢察機關唱獨角戲，凝聚各方對公益保護的共識，需要組織協調能力，努力打造社會治理共同體，避免出現檢察機關單打獨斗的局面……這些要求共同構成了公益訴訟檢察官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

任何一個部門都是檢察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最好的崗位，只有最好的干警。任何崗位，只要用心工作，認真謀劃，都會有大作為。22年不同崗位，每一段路都沒有白走，每一個崗位的歷練與積淀都讓我有所收獲，正是這些點滴積累，讓我更加適應這個崗位，也更加熱愛這份事業。

《方圓》：您的成長經歷伴隨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誕生發展，從“破冰”到全面推開，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帶給您最大的感受和改變是什么？

劉玲：作為一名公益訴訟檢察官，我伴隨檢察公益訴訟經歷了7年摸索前行之路，從如履薄冰走到了行穩致遠。“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制度確立之初無任何經驗可循，如何讓這一重大改革舉措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是檢察公益訴訟的探索者，開啟的是“破冰”之旅，同時也是親歷者、實踐者，見證了檢察公益訴訟的發展壯大。

我切實感受到，做好公益訴訟檢察工作不僅需要責任、情懷，更需要實干、堅守與擔當。很多取證瞬間類似的場景不知出現了多少次。現在回憶起那段歲月，付出了心血、投入了感情，很累，但激情飛揚！

從接觸公益訴訟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它是朝陽般的事業，這種感覺隨著公益訴訟制度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強烈，它植根于中國國情、政情、社情，破解“九龍治水”難題和“公地悲劇”，是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特別是現在檢察公益訴訟立法工作正在穩步推進，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最高檢以及全國公益訴訟檢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走得穩健。

作為基層檢察院的一名公益訴訟檢察官，我最大的感受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逐步了解、接受這項制度。黨委、政府把公益訴訟作為推動法治政府建設的抓手，行政機關漸漸減少對抗，將公益訴訟制度看作推動其工作的雙贏共贏之舉，老百姓遇到了問題也愿意向我們反映。這項制度越來越好，是我們共同的感受和追求。

七年時間，盡管步履艱難，但能用“檢察藍”守護“青山綠”是我最大的榮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不懈奮斗的方向。

《方圓》：未來工作中，您認為應如何踐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

劉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所有檢察官的基本價值追求，蘊含著檢察工作的高標準、對檢察人員的嚴要求，把注重辦案質效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

對公益訴訟檢察工作而言，如何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強調，公益訴訟檢察重在突出“精準性”“規范性”。他還提出，公益訴訟檢察要突出抓好法定領域辦案工作，多辦有影響、效果好的案件，敢于以“訴”的確認體現司法價值引領。這是對公益訴訟檢察辦案高質效基本內涵和要求的清晰界定，也是我們公益訴訟檢察官辦案中必須牢牢把握的工作標準。

滕州市檢察院是基層檢察院，基層檢察院通常被稱為群眾“家門口的檢察院”，基層檢察官與老百姓接觸最為緊密，基層法律監督質效越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越足。如何以公益之心踐行人民至上？

對我們而言，要找準公益訴訟檢察履職的切入點，應集中精力辦理有影響的、體現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價值的案件，把司法辦案成果轉化為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同時，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的是國家公權力，要求我們辦理案件要嚴格遵守法律規范和遵循案件辦理規范流程，保證“精準性”建立在公權力依法規范正當行使的基礎上。

劉玲：山東省滕州市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一級檢察官。從檢22年來，她一直奮戰在檢察一線，曾榮獲 “山東省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山東省政法系統先進個人”“山東省優秀公訴人”“山東省優秀檢察官”“齊魯最美檢察官”“棗莊市三八紅旗手”“滕州市十佳政法干警”等多項榮譽。2023年12月，劉玲獲評“全國模范檢察官”。

（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11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劉玲：與公益訴訟共成長》

編輯丨肖玲燕房佳佳設計丨劉巖

首席記者丨劉亞

通訊員丨李復興 姜杰文

視頻制作丨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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