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葬禮一人專門來送葬，三鞠躬后轉一圈，淚流滿面匆匆離去

【1986年3月26日，北京八寶山】“永貴，你放心走吧……”一聲低沉的嘆息摻著山西口音，在清冷的靈堂里格外刺耳。說話的人正是已卸任多年的華國鋒，他脫下呢帽，深鞠三躬，又緩緩繞棺一圈，淚水啪嗒落在地板上。旁人怔住：兩人政見裂痕眾所周知，誰料最后告別，華國鋒反而執意獨來。

靈車外，松柏陰沉。華國鋒匆匆走出殯儀館，沒有接受媒體的追問，只同陳家人握了握手就離開。他的背影在細雨里顯得單薄，仿佛把未說出口的歉意統統壓在肩頭。有意思的是，現場的大寨鄉親并不意外——在老鄉眼里，這對昔日戰友的情分，比政治風向更牢固。

時間撥回1914年初春，昔陽縣李家莊一個寒磣土窯洞里，長子呱呱墜地。父親給他取名“永貴”，卻無奈于貧窮依舊。六年后，為了活命，父親賣妻女、帶著小永貴逃到大寨。風言風語像沙礫一樣磨人，父親想不開，自縊于槐樹。那天夜里，小永貴蹲在荒地，雪花落在肩頭，他卻死死攥住餓得咕咕作響的肚子。

放牛、打短工、替地主推石碾，他什么都干。進不了私塾，他就盯著賬本上的符號猜意義。日本人占領昔陽后逼他當翻譯，他表面答應，暗里把情報悄悄塞給八路。一次挨皮鞭二十下，他咬破舌頭也沒開口。抗戰勝利，1948年他正式入黨，從此認定“翻身”兩個字要靠干。

新中國成立后，各地推廣互助組。別家挑壯勞力，他偏把老弱病殘全攬進來，還拍著胸口說：“咱們要是干不過他們，我名字倒著寫。”那一年，他們組畝產反超青壯組三十斤，縣委干部嘖嘖稱奇。1952年，他當選大寨黨支部書記。

虎頭山溝壑縱橫，石頭多、土層薄。1953年起，他帶著全村炸石、壘壩、修梯田，一蓑煙雨四年，硬是把“狼窩掌”變成一百五十畝良田。1963年洪水沖毀房屋和地頭，他站在瓦礫堆里吼一句：“救濟不要，交糧不少！”災后第二年，大寨畝產突破三百五十公斤。人民日報頭版第一次出現“大寨精神”四個大字。

1964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毛澤東過七十一歲生日，只請來各條戰線的勞動模范。席間他向陳永貴伸出手：“永貴，好！”隨后補一句：“有了成績，尾巴得夾起來。”這句叮囑成了陳永貴的座右銘。兩年后，全國開展“農業學大寨”，山西偏僻小山村驟然成了鎂光燈中心。

1975年，周恩來病重，需要人分擔農業口。有人嫌陳永貴“目不識丁”，毛澤東卻決斷：“干活要看實績。”于是，一個頭裹白毛巾、褲腳沾泥的農民，坐上國務院副總理的椅子。第一次進京，他被安排在接待外賓的玉泉山賓館，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給總理打電話：“住這么好，心里發毛，離群眾遠了。”不久，他把行李搬進普通集體宿舍。

那年協助周總理抓農業的正是華國鋒。兩人都說一口湘贛方言，見面沒幾句就熟絡：一個講經驗，一個補政策，車里常能聽見他們哈哈大笑。1976年春，華國鋒宣布粉碎“四人幫”，陳永貴是第一個鼓掌的。可改革開放啟動后，他對部分政策轉向難以適應，和華國鋒意見漸行漸遠。

1979年，他退出中央一線，回大寨耕地。干了三年，又寫報告要求“再給點力氣活”。中央讓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1980年冬天，他胸口疼得喘不上氣，被確診肺癌晚期。華國鋒趕到病房，握著那雙粗糙大手說：“你安心治病，別想別的。”陳永貴苦笑：“農民命，見土就踏實。”兩人沉默良久，再無言語。

1986年3月，病情惡化。臨終前，他交代喪事從簡，別給國家添麻煩。葬禮當天本擬只有親友和大寨同鄉，卻來了那位“脫離權力中心已久的老朋友”。三鞠躬，一圈緩步，大顆淚珠，這場告別沒有華麗詞藻，卻把“情誼”二字刻得極深。

骨灰回到虎頭山，埋在郭沫若墓旁。土丘不高，松樹剛及腰。每年春耕，大寨農戶走過都會摘帽子，輕聲道一句：“永貴，咱們今年收成還行！”人們未必記得他曾是副總理，卻記得他帶頭用雙手和黃土地較勁。對農民而言，那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