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琨 邢懷波：汗馬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10年之路

本文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5年第9期“塑造人與自然可持續的未來——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專刊”—欄目“人物專訪”

《中國科學院院刊》編輯部

編者按：

內蒙古大興安嶺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自2015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10年間在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科普等領域取得了諸多成果，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的有力參與者。在第五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大會召開之際，《中國科學院院刊》專訪了內蒙古大興安嶺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楊琨、內蒙古大興安嶺森林消防支隊庫都爾大隊教導員邢懷波。

1 踐行生物圈保護區“三大功能”

《中國科學院院刊》：內蒙古大興安嶺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下簡稱“汗馬保護區”）自2015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10年里，在實現生物圈保護區的“三大功能”，即在保護、支撐和發展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改觀和成果？

楊琨：汗馬保護區取得的成果主要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文化多樣性保護。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主要是保護生態系統、瀕危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除了開展系統監測，還根據物種特點，結合每年的科研項目，對駝鹿、原麝、猞猁、紫貂、黑嘴松雞等瀕危野生動物開展針對性的監測保護行動。2016年，國家定位觀測研究站落戶汗馬。通過長期的水文及氣候監測，并結合物種監測數據，實現對棲息地質量的精準評估和預測，推動汗馬保護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由“事后補救”邁向“精準預防”。

在文化多樣性保護方面，對當地鄂溫克族馴鹿文化的保護，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汗馬保護區成立之前，鄂溫克族在這里打獵，帶著馴鹿生活。保護區建立之后，尤其是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之后，對于鄂溫克族的文化多樣性保護也成為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例如，邀請專家與鄂溫克族共同梳理并優化馴鹿馴養經驗。同時，依托合作的北京林業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等高校，對馴鹿種群的疾病防治和人工繁育進行專業指導。針對狼、猞猁等大型食肉動物的威脅，在合作高校的協作下不斷總結保護經驗，最大限度降低馴鹿馴養風險。

與此同時，還將鄂溫克族全面引入生態旅游、自然研學、森林防火和科研調查等各項工作。例如，他們會牽著馴鹿參與自然教育、生態旅游，向來訪者展示并解說描述關于鄂溫克族文化的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這一場景已成為熱門體驗。在保護區周邊的很多獵民點的居民還是以放鹿為生，他們便帶著馴鹿加入防火巡護與野外科考。這樣會給他們帶來一些收入，延續了傳統，也推動了保護區工作的開展，從而實現文化與生態的共生共保。

2 構建森林防火“三大體系”

《中國科學院院刊》：汗馬保護區在森林防火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楊琨：保護區最大的安全隱患就是火災，因此我們每年都開展大量的森林防火工作。防火主要采取預防、撲救和保障這“三大體系”。由于汗馬保護區比較偏遠，一旦出現火災，車輛進入比較困難。因此，我們以預防為主。在預防方面要早發現，近幾年保護區建設了具備智慧化監測、無人機監測、遠程監控的網絡；還有瞭望塔，到了防火戒嚴期會進行24小時瞭望，確保第一時間發現火情。在撲救方面要早處置，汗馬保護區是中國生物圈保護區中唯一有應急部隊靠前駐防的保護區。每年5—8月，內蒙古大興安嶺森林消防支隊庫都爾大隊（以下簡稱“庫都爾大隊”）就會派人到汗馬保護區中心站進行靠前駐防，確保一旦出現火情，能夠早處置，以盡量減少森林火災造成的損失。在保障方面要做好防火隊伍的日常生活和撲火時的后勤保障，2019年申報了高危火險區的建設項目，在汗馬保護區中心站建設了防火營房，并配備了野外運兵車、裝甲車，以及用于撲火的一系列工具。這樣從預防、撲救到保障，建立了完善的應對體系，從而能夠更好地減少森林火災帶來的損害。

邢懷波：汗馬保護區北部原始林區屬于夏季雷擊火的高發區。每年5—8月份，庫都爾大隊都會出動80—100人進駐汗馬保護區，開展靠前駐防任務，進行前置備勤。

在防火方面，到達駐防點后，庫都爾大隊與駐地的氣象部門和林業部門對接，對整個防區的水文、天氣、植被，道路、橋梁、水系，以及停機坪、蓄水池等進行勘察。同時，利用無人機進行觀察巡護。還與當地的氣象部門、林業部門建立了定期的溝通會商機制。例如，對每天的雷擊落點情況進行監測，遇到高溫干旱天氣，都會及時溝通對接。由于汗馬保護區里的道路不是太完善，如果需要滅火，通常會利用乘直升機進行機降的方式，直接抵達火場一線進行滅火作戰。

汗馬保護區普通人群進入相對很少，火災人為引發的概率非常低，基本是雷擊火引發的。林區的氣象部門有雷擊的監測系統，通過分析每天雷擊的分布、氣象衛星云圖，以及對火點的熱點監測，都有利于及時發現火點。當地林業部門也會通過瞭望塔進行瞭望，如果發現疑似煙點，我們會先利用無人機進行勘察，如果確定，就及時投入兵力進行撲救。

3 用熱愛與責任推動汗馬保護區可持續發展

《中國科學院院刊》：汗馬保護區2015年成功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和即將開展的10年評估，可以為其他自然保護地提供怎樣的經驗和啟示？

楊琨：汗馬保護區從2011年初計劃啟動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到2015年完成加入，整個申報的過程，我自始至終都參與了。今年即將進行第1個10年評估。從準備申報到現在，實際上加起來已經有14年。我認為最大的啟示有3個方面：

1

專家的智慧引領

在申報之前，我們對這片林子的科學價值，以及其在國內和國際的地位，并不能達到現在所理解的程度。從開始申報到現在，一些國內和國際的專家到保護區來，通過這十幾年開展的工作，專家團隊的智力注入，使保護區在管理、科研、宣教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這也是我們最大的收獲之一。

2

搭建了更廣闊的平臺

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這個平臺之后，通過和國內一流的保護區進行互動交流，以及與同區域的保護地加強合作和往來，我們的隊伍開闊了眼界，也得到了鍛煉和提升。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以來，平均2年就有1次參加國際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3

制度的建設和完善

例如，一些巡護、科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們還申報了“一區一法”——《內蒙古大興安嶺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條例》已獲批準施行，對于保護區的管理決策和資源保護來說，都是一個“新紀元”。

《中國科學院院刊》：作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一線工作者，以及“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青年創新小組主要成員，您在參與“人與生物圈計劃”相關工作中，有哪些深刻的感受和體會？

楊琨：我覺得主要還是理念的轉變。沒加入之前，我認為嚴格、有效的保護就是最佳的狀態。在加入“人與生物圈計劃”之后，我們的理念也發生了轉變。只有把保護區周邊社區人的因素調動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才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最佳狀態。

《中國科學院院刊》：您在保護區工作已經22年了，汗馬保護區的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不少困難。是什么力量支撐著您一直扎根在這里？

楊琨：事實上中國自然資源保存比較好的地方都相對比較偏遠。我覺得能在保護區堅守這么長時間，最主要的還是對這片森林的熱愛，還有就是我們的一份責任。從看著保護區開始建設，到現在成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國際重要濕地，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綠色名錄。看到汗馬保護區建設成現在這種狀態，我們有責任在老一輩已經做好的基礎之上，再繼續傳承下去，讓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把這片林子一直保護下去。

還記得汗馬保護區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那一刻，我非常激動。每一個收獲成績的歷史時刻，都令我終生難忘。現在我回想起那一刻、那一幕依舊感到激動。

4 科研+科普——過去的10年與未來

《中國科學院院刊》：您制作了大量關于汗馬保護區的科普作品，并在今年入選了中國生物圈保護區網絡自然教育女性貢獻優秀案例。您能否介紹一下目前汗馬保護區的科普工作？

楊琨：汗馬保護區開展科普工作大概有10年了，我則在汗馬保護區擔任了10年的科普宣教中心主任。科研和科普是分不開的，兩者并駕齊驅。大興安嶺有豐富的珍稀野生動植物、美麗的景色和自然故事，想要做好科普工作，一定要了解它的生態價值。這10年，科普工作跟科研工作緊密結合，用科研的成果來賦能科普宣教。因為有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我們才能搭建起一個比較全面的科普宣教體系。

我們現在拍攝視頻，能夠自己拍攝、自己剪輯、自己后期制作，能把保護區的代表物種拍成幾分鐘的短片，作為宣傳的一個重要載體。另外，依托保護區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把硬件搭起來，打造有特色的基礎設施，如木屋、帳篷、營地和木棧道等。

汗馬保護區最大的特點就是森林濕地、沼澤濕地特別多。每年會有不同的研學團隊到這里上自然研學課；保護區科研和宣教的工作人員就會介紹保護區的生態類型，各種樹種，以及沿途會看到動物的痕跡、足跡、糞便。汗馬保護區有一條木棧道，有5公里多長，在那條生態小徑上，能看到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在紅外相機的布設點，經常能拍攝到猞猁、駝鹿、狍子、雪兔的視頻和照片。孩子們來保護區，能夠看到紅外相機里拍攝的東西，同時帶領他們學習記錄數據、換卡、取素材等，讓他們更好地了解和參與保護區的日常工作。

汗馬保護區還建有生態文化館、自然教育學校，現在已經能夠同時接待100—200人。另外，也建立了自己的專家庫。專家庫依托保護區現有的專家，各個領域共有幾十人，也都是我們的志愿者和講解員。在開展科普活動的時候，這些專家會全面參與講解工作。

還有科普品牌的孵化。關于自然教育，現在主要做標志形象、文創，以及“汗馬”品牌的注冊。經過近10年的品牌孵化，汗馬保護區已經基本打造出一個高端小眾的“研學游”科普品牌活動。

《中國科學院院刊》：您認為女性在從事自然教育事業中遇到的挑戰和存在的優勢有哪些呢？

楊琨：我覺得大家可能有一個誤區，總覺得女性不適合從事野外科考。最初，到野外誰都不愿意帶著我。出去拍攝素材，男同志總說：“帶個女生，你走不動了誰背著？過河過不去誰背著？”我覺得這個偏見可能是最大的挑戰。我也是到保護區用了很長時間、用我的實踐來證明，最后大家才能接受——女性也可以從事野外科考。此外，科考需要經常在野外，不能經常回家；我的孩子比較小，要請家里親戚幫著帶，自己不能兼顧作為母親對孩子的照顧，在教育和陪伴上會有一些缺失。有時候去野外，可能不能按計劃回去，時間長了，感到對孩子非常愧疚。

在優勢方面，我覺得女性開展科普可能更細膩，而且她的身份角色不同。尤其現在開展自然教育和科普，可能面向的更多是青少年和孩子。相比較而言，女性在這方面的身份更多、角色更多，在理解和認知上會有優勢。

《中國科學院院刊》：面向未來，您對將汗馬保護區建成中國乃至國際優秀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有哪些暢想和期待？

楊琨：現階段的目標就是把汗馬保護區建成中國大興安嶺的科研教學基地和科普自然教育實踐基地。汗馬保護區這幾年已經有了很好的科研成果的積累，現在科研和自然教育平臺基本也已經搭建。未來，希望能夠通過這些年的建設，為國家的科研，以及自然教育和可持續發展，貢獻汗馬保護區的力量。根據“人與生物圈”的理念，把大興安嶺打造成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樣板。

作者簡介

楊 琨 內蒙古大興安嶺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

邢懷波 內蒙古大興安嶺森林消防支隊庫都爾大隊教導員。

文章來源

《中國科學院院刊》編輯部. 楊琨 邢懷波：汗馬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10年之路.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25, 40(9): 1649-1652.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509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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