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提出愿意幫印度治理空氣污染，印度的污染有多嚴重？

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言人11月4日在社交平臺X上發文，表示愿意向印度分享空氣質量治理經驗。此刻的德里正被灰色霧霾籠罩，學校停課、航班中斷，而北京街頭的人們卻在朋友圈里曬出了藍天。

十年前同樣飽受霧霾困擾的兩個首都，如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印度當下的空氣危機，其實是一場人為與環境因素交織成的完美風暴。

根據IQAir最新數據，印度2024年的PM2.5平均濃度達到50.6微克/立方米，超出世衛組織年度指導值近11倍，位列全球污染第五大國。進入11月以來，德里、加爾各答等城市空氣質量指數頻頻突破200大關，局部地區PM2.5濃度甚至達到世衛建議值的25倍以上。

換句話說，印度民眾每口呼吸都混雜著遠超安全標準的細微顆粒物。

《柳葉刀-全球健康》的研究估計，2009至2019年間印度有380萬死亡病例與空氣污染相關。印度環境部長卻公開表示，“還沒有哪份死亡證明表明死者是因為空氣污染而死”。這種官方表態與科學事實之間的落差，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問題的深層癥結。

德里并非沒有嘗試過治理——他們最近的人工降雨實驗就成了熱議焦點。

當地政府與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合作，動用兩架飛機在市區上空釋放碘化銀和氯化鈉顆粒。可惜由于云層稀薄、大氣濕度不足20%，這場試圖以人工降雨驅散霧霾的行動最終宣告失敗。一位居民無奈地說：“下一天雨能改變什么呢？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隨后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新德里冬季氣候干燥、濕度極低，根本不具備持續人工增雨的條件。即便成功，效果也只能維持1到3天，空氣中污染物濃度很快就會反彈。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既成本高昂又存在科學不確定性。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讓印度的空氣污染陷入僵局？

農作物焚燒無疑是頭號元兇。北部各邦大規模的秸稈焚燒與停滯的大氣條件結合，形成了厚重的污染帶。再加上居民取暖使用的煤炭和生物質燃料，以及車輛、工業和建筑業的持續排放，共同構成了污染源的“主力軍”。

冬季的低溫逆溫現象更是雪上加霜——它像鍋蓋一樣把污染物牢牢扣在地表。于是每年這個時候，整個印度北部就變成了一個密閉的毒氣室。

面對這樣復雜的污染網絡，印度環境專家Ritwick Dutta直言不諱：“這種情況是30年來污染治理不善的結果。”他在分析中進一步指出，“中央政府已經卸下其所有的責任，而目前國家污染控制委員會人員不足且沒有經過培訓，也沒有任何機制來確保實施。”

治理失靈背后，是執行力的嚴重缺失。

當北京在2013年全面向污染宣戰時，德里還在組建各種委員會和小組進行無休止的辯論。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的Sumit Sharma點出關鍵：“印度仍然依靠特別措施來治理空氣污染，其缺乏的是一種正確的科學方法。”

更令人擔憂的是數據透明度問題。報告顯示德里88%的監測站違反了官方指導方針，一些灑水車專門出現在空氣污染傳感器周圍，人為降低監測數據。當公眾對官方數據失去信任，任何治理措施都會事倍功半。

反觀北京的打法，完全是一場系統化戰役。

2013年起，中國開始實施清潔空氣行動。京津冀地區的燃煤鍋爐數量從5萬余臺銳減至500臺左右，北京大規模采用電動公交車替代柴油車，軌道交通運營總里程擴展到879公里。到2024年，中國新能源新車占比已突破40%。

科技成了北京的“隱形部隊”。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構建了超過20萬個點位的智慧感知網絡，開發出20多種污染精準監管算法。

公眾可以隨時查看企業排污數據，將大氣透明度轉化為問責機制。

中印治理模式最根本的差異，或許在于對待問題的態度。

拿區域協調來說，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建立了多層級協同、跨部門跨區域協作治理體系，通過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測實現了政策和行動的一體化。而印度各個受冬季煙霧影響最嚴重的邦與地區之間，仍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

再看山西的轉型——這個傳統能源大省已全面關停淘汰了大量落后焦化產能，累計壓減過剩焦化產能數千萬噸。同步推進的超低排放改造，讓焦化行業平均單位產品能耗較2020年下降近兩成。

上海的工業源VOCs治理則展現了另一種智慧。從2007年起步，歷經“一廠一策”到“一行一表、照表施治”的升級，形成了“先行先試、以點帶面、穩步推開”的推進模式。

這些都是中國在實戰中摸索出的本土方案。

空氣沒有國界，呼吸權更是人類共同的基本權利。印度的霧霾絕非一國之事，它關乎整個地球村的生態福祉。在這里要點贊咱們的站位高度，中國的合作意愿，傳遞的不僅是治理經驗，更是一種信念——藍天不應是某些國家的特權，而是全人類都能共享的公共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