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27歲新四軍士兵復員回鄉,媒婆給他介紹了一寡婦

1955年，一27歲新四軍士兵復員回鄉,媒婆給他介紹了一43歲?有6個孩子的寡婦,但沒想到,他同意了?然而見面后，女人卻愧疚的說：“對不起，隱瞞了你一件事。”
1955年早春，周元官拄著拐杖從部隊回到老家，他27歲，頭發里藏著幾根提前冒出來的白，是北方冬天和南方雨季都留下的痕跡。
那年部隊復員，他是村里少數有“光榮軍人”身份的人，可他也明白，自己的腿和手，已經不再像那些未曾負傷的同齡人一樣靈便。
一回家，娘就拉著他嘆氣，說：“你爹走得早，就盼著你早點成個家。”可媒人上門三四回，最后都是女方一句“這人家還帶傷，日子咋過”，沒下文。
五月的一天，媒婆李嬸又來了，這次她說，“有戶人家條件差點，沈邦珍，43歲，六個娃，男人前年走的。”
娘一聽直搖頭，覺得差太多，可李嬸勸她：“先去看看再說，人可實在了，會過日子。”
周元官沒吭聲，那晚他坐在院子里抽旱煙，煙絲燒到指頭，才慢慢說了句：“去看看吧。”
到了地方，屋里光線暗，桌上擺著一碗小米粥，墻角堆著柴火，六個孩子，最大的二十來歲，最小的還在搖籃里，呆呆地望著他，像是見到稀罕物。
沈邦珍穿著洗得發白的棉布衣服，見他來，先是手足無措，忙不迭地放下碗筷，擦擦手，招呼他坐。
“家里窮，沒啥像樣的東西招待你。”她話不多，聲音卻干凈利落，周元官四下看了看，地上沒有一絲灰，鍋臺整潔，幾個孩子在一旁幫著端碗遞水，他心里忽然松了口氣——這家雖然苦，可沒有亂。
飯后，沈邦珍讓孩子們去外頭玩，自己坐到炕邊，低頭搓著手上的老繭，半天才開口：“媒婆說的都是真的，我男人去年冬天走的，家里欠了點外債，你要是嫌棄，我不怪你。”
周元官聽完，反倒覺得心里輕松了些，他本就沒想找多好的人家，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
他看了看沈邦珍，又看了看那些孩子，慢慢說：“我這身子不算好，你不嫌棄我，我也不怕帶孩子，只要你愿意，咱們就一起過。”
沈邦珍話音落下，屋里靜得能聽見煤油燈芯噼啪的輕響,她垂著眼，手指無意識地絞著衣角，那句藏在心底的話終究還是說出了口。
周元官看著這個瘦弱的女人，又望向角落里擠作一團的六個小腦袋，忽然朗聲笑了：“我這身上有槍傷，你家里有娃娃，咱倆搭伙過日子，不正好湊成個整圓么？”
這話像春風，瞬間融化了沈邦珍眉間的冰霜，她別過臉去，悄悄用袖口拭去眼角的濕潤。
婚事辦得再簡單不過——沒有喧天的鑼鼓，沒有大紅的花轎，只有一桌粗茶淡飯，幾碗薄酒。
村里人圍坐在一起，都說這是“苦藤上結出的甜瓜”，有人替周元官不值，他卻擺擺手：“過日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婚后的日子依然清苦。北風呼嘯的冬夜，沈邦珍的咳嗽聲總會撕破寂靜，周元官便守在灶前，小心翼翼地照看著藥罐，草藥的苦澀香氣在狹小的屋子里彌漫開來。
農忙時節，他腿腳不便，在田里干活總是慢人一步，可回到家，總有懂事的孩子遞上溫水，最小的那個也會搖搖晃晃地搬來板凳。
村里人打趣他：“老周，你這拖家帶口的，比打仗還累吧？”他抹把汗，眼里卻閃著光：“熱鬧才好，這才是人過的日子。”
光陰在柴米油鹽中靜靜流淌，兩年過去，壓在肩頭的債務終于還清，沈邦珍的臉上也漸漸有了血色，孩子們不再躲閃，每次見他回來，都會脆生生地喊“爹”。
有時夜深人靜，周元官也會恍惚——若是當初選擇了另一條路，人生會是怎樣？但看著妻子舒展的眉頭，聽著院里孩子的嬉鬧，他便覺得，這就是最好的安排。
可惜好景不長，沈邦珍早年的病根終究還是發作了，在那個樹葉飄零的季節，她把孩子們叫到床前，氣息微弱卻堅定：“你們要記住，是這個爹給了你們一個家。
以后，要像對待親生父親一樣待他。”孩子們淚如雨下，重重地點頭。
自那以后，周元官的生活重歸寂靜，他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對妻子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
孩子們漸漸長大，像羽翼豐滿的鳥兒飛向四方，但每逢年節，總會從四面八方趕回來，熱騰騰的飯菜，嶄新的衣裳，還有說不完的家長里短，讓這個曾經清冷的家重新充滿暖意。
村民們常常感嘆：“老周這些孩子，比親生的還孝順。”而周元官總是望著遠方，輕聲說：“人心換人心罷了。”
春去秋來，他用半生守護了一個沒有血緣的家，而孩子們，用最樸素的孝心，溫暖了他所有的歲月。
有一年冬天，周元官生病住院，六個孩子輪流守著，他最小的女兒煮了一鍋熱粥，端到他床前，他喝了一口，笑著說：“你們媽要是還在，肯定高興。”女兒紅著眼：“媽說過，讓我們一輩子孝順你。”
再后來，周元官老了，腿腳更不利索，兒女輪流照看，干什么都想著他。
其實，周元官也常常在想：人生兜兜轉轉，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一個愿意和你共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