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西南走廊：哀牢山如何成為連接中原與邊疆的“多元一體”活化石

哀牢山是我國西南地區的重要山脈，屬云嶺支脈。該山脈在云南中部呈“人”字形由滇西北向滇東南延伸，綿延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市、普洱市、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5州市16個縣市區，長約500公里，山區面積1萬多平方公里。

自古以來，哀牢山一帶共同生活著漢、彝、白、哈尼、傣、拉祜、回、布朗等眾多民族。跨越時空的共生共榮，使哀牢山成為西南邊疆多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載體，承載了各民族共享資源與共創文化、共同開發和建設祖國西南邊疆的集體記憶。

九隆神話與“綏哀牢，開永昌”

九隆神話是哀牢山地區一個廣為流傳的人類起源神話。其文本最早見于東漢楊終所著的《哀牢傳》，后又有《華陽國志·南中志》系統記載，主要講述了一個叫沙壸的女子觸一沉木，感而有孕，生下十子，后沉木化為龍，眾子驚避，唯有小兒子九隆背龍而坐，龍舐其背，九隆被兄長們推舉為王。之后，九隆及兄長與哀牢山下一對夫婦的10個女兒分別結為夫妻，開啟了哀牢世系。

哀牢本為山名，也是古哀牢國名的由來。哀牢國自九隆傳說開始，大約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公元69年歸附東漢，以其地設永昌郡。《后漢書·郡國志》載：“哀牢（縣），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國。”《華陽國志·南中志》稱：“永昌郡，古哀牢國也。哀牢，山名也。”《后漢書·郡國志》同時還記載，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王扈栗率軍乘箄船沿江南下，攻打弱小并已內屬的鹿茤部落，最后慘敗。扈栗驚嘆“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漢威甚神！”建武二十七年（51年），扈栗向漢朝“求內屬”，光武帝得到匯報后欣然同意，封扈栗為君長（部落首領）。

東漢永平十年（67年），朝廷將洱海周圍3個縣和瀾滄江兩岸原屬哀牢國的比蘇、不韋、嶲唐3個縣合設為益州西部屬國，封鄭純為都尉前往治理。初掌一方的鄭純到任即張貼告示，嚴令官吏“潔己、公明、儉廉”，拒收部落所贈金銀、琥珀、美女，宣稱“為民辦事，不為士紳做官”。《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廉，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美德。天子嘉之。”《華陽國志·南中志》載：“處地珍寶所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嘆。”鄭純為官清廉，深得民心。永平十二年（69年），東漢在哀牢國故地設哀牢、博南兩縣，同時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并成立永昌郡。“綏哀牢，開永昌”（班固《東都賦》）乃是國家盛事，漢明帝為此專門在宮中舉行了盛大的慶典。

東漢末年，中原地區戰亂頻仍，哀牢山下的永昌之地卻始終忠于中央王朝，維護國家統一，這也使永昌經濟社會得到持續發展。

大一統治理下的哀牢山記憶

元世祖期間，正式在云南設立行中書省，結束了南詔、大理在云南持續500余年的地方政權格局。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派賽典赤·贍思丁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治理云南的6年間，賽典赤建立起完善的行政區劃與治理體系。根據《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記載，當時哀牢山區的羅盤甸部不接受云南行中書省在地方設置府縣的要求，賽典赤親往征討。大軍到達羅盤，圍城三日，不見城內軍民投誠。元朝諸將請求進攻，但賽典赤堅持勸降，有將士不聽軍令，發起進攻，賽典赤大怒，將他們抓起來，下令在羅盤城平復之日行刑。羅盤城主大為感動，舉城出降，最終違反軍法的將士也得到了寬釋，賽典赤入羅盤甸后，在當地設置元江府。哀牢山區的各首領聽說此事后都心悅誠服，紛紛前來歸附。

賽典赤主滇期間，大力推動經濟、文化及交通發展，極大地強化了云南邊疆與中原的聯系，鞏固了國家統一。他倡導儒學，在中慶（昆明）、大理兩地設儒學“提舉”（元代官員的名稱），在昆明創建了云南歷史上第一座文廟，并推廣到云南各路、府、州、縣。其中以建水文廟（位于今紅河州建水縣境內）尤為壯觀，至今仍在延傳儒家思想和文化。

▲ 建水文廟。 來源：云南省文旅廳

明清時期，哀牢山附近是西南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空間。明朝初期，軍事將領沐英率兵于哀牢山區的南澗大敗麓川土司思倫發，是為定邊之戰。為鞏固邊疆穩定，明朝在景東設衛所，景東陶氏土司“奉宅為城，奉田為屯”，“誠心報國”，為明朝所褒獎。“義象冢”就是明代哀牢山各民族維護國家利益的歷史遺跡。《大清一統志·曲靖府·古跡》記載，明天啟四年（1624年），四川烏撒府土司安孝良叛亂，景東陶氏土司率兵平叛，七頭戰象英勇威猛，深入敵陣，其中最前面的戰象身中數百箭身亡，葬于馬龍城北門外，史稱“義象冢”。

“改土歸流”是明清時期中央王朝推動邊疆社會經濟建設的重要舉措。清雍正五年（1727年），鎮沅刀氏土司主動向朝廷上章接受“改土歸流”，被授予九品之祿。云貴總督鄂爾泰在《恩樂縣歌》中稱道：“上章代奏達天門，榮頒管帶九品祿。升甸為縣賜嘉名，傳詔恩樂人爭讀。”其后，哀牢山地區各民族詩禮傳家、兼營商賈、向慕中原文化，共同開發和建設邊疆，共創太平盛世。

各民族資源共享與文化共創

梯田是哀牢山區各民族依托有限的生產資源開創的農業遺產，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范。據考證，哀牢山區的梯田至晚修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長期生活在哀牢山區的哈尼、彝、傣等民族發揮聰明才智，將壩區種植的水稻耕作搬到山區，開創了共耕共作的山地農業生產模式。唐宋以來，哀牢山區各民族在遷徙發展中形成了交錯雜居的居住格局，梯田耕種形成的溝渠網絡，將各民族、各村莊緊密聯系在一起。

▲ 在滇南群山的褶皺里，紅河哈尼梯田如同大地浮雕般自哀牢山巔層疊而下。5月2日，在云南省紅河縣甲寅村“開秧門”儀式上，村民身著民族服飾，沿著田埂踏歌而行（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刻木分水制度是哀牢山梯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最早的明渠流量計量技術之一。該制度是以哈尼族為主的梯田農耕民族世代傳承的古規，由德高望重的老者牽頭，在村民田戶共同協商的基礎上，根據每條水溝所灌溉面積的大小和農戶在水溝修筑時出力的多少，規定出每條水溝應該分到的水量。千百年來，“刻木分水”保障了梯田合理的用水，避免了用水紛爭，維護了梯田農業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它既是一種因地制宜、體現公平正義的傳統灌溉計量技術，也是各民族誠實質樸和團結友愛的生動反映。

“賓弄賽嗨”是依托山區梯田農業生態系統而形成的共享制度。“賓弄賽嗨”是傣語音譯，意為“親家”或“干親”。由于山區與壩區海拔差異較大，壩區農田耕作早于山區，壩區的農耕結束后，農戶可以把耕牛放養到山區的“干親”那里，農閑時出去務工或經商，而山區的“干親”在幫忙放養耕牛時，可以用來耕作自己的田地。這種基于牛馬共用的體系，也擴充到商貿、社會互助等領域，山區的民眾到壩區去趕集，給壩區的“干親”帶來山珍與山貨，壩區的“干親”則分享鹽巴、鐵器等日用品。

此外，哀牢山區各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打歌、哀牢山多民族文書等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書寫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哀牢篇章。

千年古道通向遠方

有史以來，哀牢山各族人民不斷“修道路以通遠方”。東漢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內附，漢明帝在原哀牢國設置哀牢、博南二縣，開通博南山道，建蘭滄渡口。時人留有歌謠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為他人。”直至今日，博南道一直是南方絲路的重要路段，貫通著內地與邊疆的血脈聯系。

茶馬古道是我國古代西南地區的交通要道。茶馬古道的哀牢山段，由大理經彌渡、南澗、景東、鎮沅、墨江，出普洱即可達景洪、勐海、緬甸、老撾、泰國。唐代，哀牢山一帶處于南詔統轄，南詔在其南部設銀生節度，置銀生城（今普洱市景東縣城）。《蠻書》記載：銀生城“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鐙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又南直林記川，又東南至大林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作為茶馬古道的重要節點，銀生城的貿易興盛不絕。

▲ 游客在云南省普洱市體驗茶馬古道馬幫文化。新華社發

唐宋以來，在層巒疊嶂的哀牢山區，馬幫作為維系交通命脈的核心力量，以其獨特的運輸方式打破了地理桎梏。這一由騾馬和趕馬人組成的流動隊伍，不僅是貨物運輸的載體，更成為連接山野與外界的經濟血脈和文化紐帶。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銅鈴聲終日回蕩，構成了山區特有的流動圖景。他們馱運著茶葉、鹽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深入村村寨寨，又將山區的藥材、山貨輸送至集市。這種定期的物資流動，使哀牢山區形成了以干支線古道為脈絡的“流動市場”。馬幫所經之處，村民便會聚集交易，逐漸發展出定期趕街的集市模式。他們穿梭于彝、哈尼、傣等各民族聚居區，不僅完成了物資交換，更成為文化交流的使者。馬幫成員多掌握多種民族語言，熟悉各民族習俗，在長期的趕馬生涯中，傳播各民族的生產技術、生活智慧、歌謠故事。馬幫的蹄印不僅踏出了茶馬古道的商路，更踏出了一條連接邊疆與內地的文化通衢。

作為我國西南邊疆多民族共生共棲的經濟文化空間，哀牢山在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維護國家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座綿延500公里的山脈，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屏障與連接，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生動見證。

【作者單位：昆明學院人文學院，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社會科學規劃“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研究專項”重點項目“哀牢山文書體系化整理與數據庫建設”（25ZBS061）階段性研究成果】。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周芳 海寧

制作 |封煜靖

來源 |中國民族報

覺得有用，點亮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