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江青去蘇聯治病：剝奪了我的人身權利，我幾乎死過去

1949年9月20日晚，北平城頭的秋風把樹葉吹得沙沙作響，西郊玉泉山周圍一片寂靜，卻有人心里翻騰。

燈下的辦公桌上躺著一封薄薄的信箋，字跡凌厲又有些急切——江青提出出國就醫，并順帶替八歲的李訥動扁桃體手術。信紙邊角壓著一塊墨硯，顯示主人讀過多次仍未做決定。

毛澤東略作思量，并未馬上答復。他知道協和醫院給出的“功能性神經紊亂”診斷并不足以讓江青安心，可北京確實聚集了當時全國最好的醫生。短暫沉默后，他一句輕聲自語：“要去就去，順便多看看。”

10月初，閱兵彩排尚在緊張進行，那架伊爾—12專機已停在南苑機場。登機前，江青興奮又忐忑，李訥抱著洋娃娃，護士背著醫藥箱，隨行人員不過五人。有人提醒氣溫驟降，她揮手道：“不礙事，快上。”

飛機越過外興安嶺時撞上寒流，機身像被巨掌猛推，直墜兩千米。氧氣面罩晃動，安全帶“噠噠”亂響。江青尖叫一聲后癱倒座椅，臉色煞白。飛行員穩住機頭，機艙里才重新聽見發動機的節奏。那一刻，眾人第一次見她如此脆弱。

降落伊爾庫茨克短暫加油，再度起飛，傍晚抵莫斯科。蘇方禮遇周到，把她們送到黑海之濱的索契療養區。濱海松林、白色長廊、噴泉廣場，全是典型的斯大林式“度假建筑”，對久處北平城墻的人而言新鮮得很。

體檢從第二天開始。胃鏡檢查用的是橡皮導管，醫生示意不要緊張。江青僵著脖子哼聲抗議：“這管子跟繩子似的，要了命。”完成后她直呼胸悶，“剝奪了我的人身權利，我幾乎死過去。”在場護士面面相覷——檢查不過十五分鐘，卻讓這位貴賓痛訴半日。

化驗結果相當平淡：器質性病變為零，醫師建議“休養+心理減壓”。消息傳到莫斯科醫療委員會，檔案上涂了兩行字：功能性障礙，無需住院。說白了，別緊張，曬曬太陽就好。

療養院的日子并不艱苦。清晨海風攜著咸味，花壇顧及四季更迭，護士輪流帶李訥做俄語游戲。有意思的是，小姑娘學會的第一句俄語不是“你好”，而是“冰淇淋兩個”。江青坐在躺椅上讀《安娜·卡列尼娜》，偶爾抬頭，看女兒追逐鴿群。表面風平浪靜，她的心事卻越積越重。

從北平寄來的報紙報道賀子珍即將回國的字樣讓江青夜不能寐。蘇聯這邊，工作人員也提起過當年賀子珍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輾轉求學、后被誤送精神病院的經歷。兩相對照，江青知道自己待遇已算優厚，可“前妻”三個字像根刺，總在提醒她時間不等人。

1949年12月6日，另一列東去列車載著毛澤東駛入滿洲里口岸。他此行目的明確：商談新條約、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并為百廢待興的中國尋求外援。進入莫斯科后，中央聯絡部給江青發去電報，告知“主席已到，靜候安排”。

毛澤東抵達的第一夜就見到了斯大林。對方熱情寒暄，話鋒一轉卻避談條約要義。接下來十余天，宴請、參觀、禮儀不斷，“實質問題”始終跳票。毛澤東將不滿壓在心底，直到對聯絡員吐出一句半玩笑話：“來蘇聯半月，我只干三件事——吃飯、拉屎、睡覺。”一句話被迅速傳遞到克里姆林宮，氣氛立刻變了。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簽署。條文在主權與援助之間保持微妙平衡，雙方互取所需。簽字儀式上，毛澤東神情淡定，斯大林面帶微笑。文件一經廣播，北平新華廣播電臺的信號穿過靜夜，療養院收音機里也傳來雄渾中文。江青按下波段，想象那畫面，心里卻在盤算歸程。

3月中旬，她終于拿到回國許可。登機前，她對隨行護士低聲說：“回家，別耽誤。”飛行途中無驚無險。飛機落地西郊機場，北平還是早春寒意，汽車直接駛向中南海。那扇朱漆紅門背后，她自知角色已不同于往昔。

李訥搬進新住所，快樂地在院子里放風箏。江青則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一份簡短報告，內容只有幾行：身體無大礙，蘇醫建議靜養，已自行遵照。公事公辦，言簡意賅。

從此，北京城多了位“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夫人，她的性格、步伐甚至裝束，都因那段療養經歷添了幾分異國色彩。可誰都明白，歷史不會因為一場短暫的出國治病而停下來；新國家的車輪剛剛啟動，前路漫長，波折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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