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改革勢在必行

80年前，聯合國正式成立，向世界宣示了捍衛和平與正義的有力聲音。80年后，作為全球治理的“希望之光”，聯合國始終以不變的初心，致力于人類共同進步的崇高事業。走過80年的不平凡歷程，在國際風云變幻莫測、國際形勢紛繁復雜的今天，《聯合國憲章》理念仍熠熠生輝，未曾過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治理赤字困擾全球發展的當下，聯合國在匯聚各國共同心聲、應對全球性危機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0月2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日報社共同主辦的“全球戰略對話（2025）——聯合國成立80周年與全球治理新格局”論壇上，多國學者圍繞聯合國作用及其改革、國際秩序演變與全球治理體系、中國角色之于世界共同發展的意義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在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規則失衡、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脫鉤斷鏈”冷戰思維仍存在的今天，聯合國改革勢在必行。而中國以實際行動，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聯合國成立：二戰后的時代產物

二戰結束后，國際社會作出成立聯合國的重要決定，一個重大的國際對話與合作平臺正式締造。聯合國成為80年來最為重要的國際組織。如今，聯合國已擁有193個成員國，被認為是最具普遍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董云裳（Susan Thornton）用頗富情感的話語，表達了她對戰后國際秩序的理解。她認為，不可否認的是，相較于此前日漸瓦解的秩序，戰后國際秩序更為穩定，也帶來了諸多益處。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人類在汲取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后，決心做出改變。過去80年，人們見證了各國通過聯合國討論共同問題、尋求共同福祉的歲月。對此，董云裳認為：“戰后秩序的另一特征是大國愿意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全球公共產品作出貢獻。”

相比其他國際機構，聯合國能夠反映大部分國家的想法和訴求，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部主任、氣候變化經濟學實驗室主任伊戈爾·馬卡洛夫（Igor Makarov）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整個國際體系正在經歷根本性轉變，這是二戰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

“聯合國的成立是一項卓越的舉措。聯合國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全球需要一個囊括所有國家的機構，保障國家無論大小都能平等參與國際事務。”歐盟亞洲中心主席、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埃里克·索爾海姆（Erik Solheim）如此感嘆道。

從單極秩序向“多極世界”的轉變

時至今日，80年后的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蓬勃姿態崛起。“聯合國成立的時代與當下截然不同。”談及現行國際秩序，索爾海姆這樣描述。

“戰后國際秩序正在經歷重大考驗和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廖凡表示，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深刻改變著南北力量對比，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重塑人類社會，氣候變化面臨“不可逆”的前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大國之間對于如何看待現有國際秩序、如何塑造未來國際秩序，卻產生了顯著分歧，一些大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維護現行國際秩序的意愿在持續下降。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做法，就是明顯的例證。

法國亞洲中心名譽主席迪蒙柳（Jean-Fran?ois Di Meglio）認為，曾被視為抑制通脹良方的熊彼特模式以全球“創造性破壞”著稱，如今暴露出脆弱性——新冠疫情危機已印證這一點。但由于價值鏈短期內仍盤根錯節，多數領域根本無法實現完全“去風險化”。數字標準正在制造“數字鴻溝”，可能導致大量人口喪失自由獲取知識的權利。氣候風險需要共同承擔，應對措施卻遠未實現協同。

迪蒙柳認為，聯合國創立時便致力于通過多邊規則實現有效全球治理。2025年9月，第80屆聯合國大會圓滿召開，取得的成果超出預期，但也以脆弱的妥協為代價。他進一步表示，全球價值觀與利益訴求存在巨大差異。

談及國際秩序現狀，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丹麥奧爾堡大學客座教授李形認為，21世紀正經歷著從單極秩序向“多極秩序”的轉變。在這一不斷變化的格局中，多個權力和治理中心并存；政治和經濟安排日益以議題為基礎，并日益區域化；合作與競爭將更多地受到跨秩序互動而非傳統的國家間關系的影響。

董云裳從時間維度入手，深刻剖析了國際秩序的演變史。她表示，隨著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單極國際秩序形成，全球貿易網絡不斷擴張，美國與其他國家一道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如今，為那些惠及跨境群體的產品承擔成本的意愿已大幅減弱，這類產品包括公共衛生、糧食援助、難民救助、全球公域安全維護、環境保護、維和任務等。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如今注定要構建一種新秩序。”董云裳提出，過去80年間，大量人口擺脫了戰后動蕩與貧困，但各國未能圍繞保留或改革其根基、運作機制的必要性形成共識。變革的動力一方面來自對更高平等性與公平性的訴求，另一方面來自對這些訴求可能引發的未來風險的擔憂。盡管這一時期有可能催生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但在零和博弈式的爭奪中，舊秩序帶來的成果很容易付諸東流。

讓經濟全球化真正實現“普惠”和“包容”

破局之道，在于圍繞國際秩序達成新共識。平等有序的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成為論壇現場聚焦的重要主題。對此，廖凡認為，世界多極化是加速發展的總體趨勢，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在廖凡看來，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單獨為世界確定規則并支撐國際制度有效運行的能力，國際社會的多元態勢也不接受單個國家主導國際事務的合法性，多極化是客觀存在并且加速發展的總體趨勢。與此同時，盡管面臨種種阻礙和挑戰，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走向多極化的世界里如何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與訴求，讓經濟全球化真正實現“普惠”和“包容”。

“出路何在？”馬卡洛夫發問道。他認為，出路在于制度演進。新機構與新規則將逐漸萌發。例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正在以更靈活的機制、更公平的投票權與輪值制度、更貼近當代發展需求、更開放面對金融創新的姿態存在。今年，在擔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期間，巴西首次嘗試制定全球人工智能監管原則。世界正接近2030年這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收官節點，這既是重要時限也是變革契機。

馬卡洛夫剖析了現行國際經濟機構面臨的危機。他認為，舊條件下形成的國際經濟秩序已無法適應新現實，而可行的替代方案尚未出現。這些機構與現實嚴重脫節：經濟上，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不及美國的1/3；地理上，世界經濟重心20多年前已從大西洋移向歐亞，但關鍵機構總部仍坐落于紐約與日內瓦；職責上，布雷頓森林體系本為維護二戰后宏觀經濟穩定與重建而設，如今卻需引導資金流向全球南方以實現公平、包容的綠色發展。改革呼聲已持續數十年，例如，G20連續四屆主席國均將機構改革列為首要議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梳理了全球經濟體系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在他看來，經濟全球化并不總是同參與全球化的各國家利益或不同國家內部的不同階層的利益完全一致。今天，美國政府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同以推進貿易自由化為宗旨的全球貿易體系發生根本沖突。美國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有意癱瘓WTO的正常運作，肆無忌憚地發起對他國的關稅戰。各種自由貿易區、區域貿易協定、關稅同盟并存，可能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全球貿易體系的發展趨勢。

務實推進聯合國改革議程

在全球治理面臨種種弊端的今天，探索“良藥”是應對之策。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國給出了答案——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現行全球治理體系雖然為過去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廖凡提出，突出的一點就是不少方面已經同當前世界的現實情況不相適應。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各國特別是代表性國家達成共識、形成合力，需要有理念的支撐、方向的指引。

論壇現場，中國倡議和中國理念獲得了深度共鳴，掀起了討論熱潮。多位專家表示，近年來，中國相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以具體務實行動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尤其是全球治理倡議的提出，恰逢其時，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一脈相承。

“全球治理倡議是中國提出的重要理念。我認為，這是一項偉大的計劃、一份能獲得各方認同的方案，無疑能得到整個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該倡議蘊含的理念為構建更美好的未來奠定了深厚基礎，在未來需要進一步落到實處，我對未來該倡議的具體實施充滿期待。”索爾海姆說。

展望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迪蒙柳深有感觸：“在這個迷失方向的世界達成共識，需要耐心與包容。承認失敗與弱點才是改進的基石，由此建立的平等對話機制才能讓各方相互借鑒。全球經濟行為體的對話機制亦應如此運作，方可取得成功。”

“1945年的聯合國，已無法適配2025年的世界。但我們仍需要聯合國，也需要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全球治理體系需反映21世紀格局，以規則和全球共識為基礎。更好的教育、更長的壽命、更優質的醫療、更宜居的環境、更少的污染——這些才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渴望。”索爾海姆感慨道。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常暢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