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 | “五年規劃”接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用“五年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研究其制定、實施情況及成就，對于解析其背后所體現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國家戰略的連續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優勢等，特別是對于實施好接下來的“十五五”規劃，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五年規劃”作為中國獨有的發展范式，

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制度優勢

中國連續編制實施“五年規劃”的做法，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和重要抓手，是全球范圍內絕無僅有的國家治理模式。“五年規劃”的緣起是新中國成立后為應對百廢待興的國情、推動工業化起步與國家有序發展，探索形成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安排既立足本土發展需求，也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創新，逐步演變為系統推動和度量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機制。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正式實施。這一計劃的核心目標是集中主要力量推進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不僅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早期探索，更是以階段性規劃分解長遠目標、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落地的重要實踐。改革開放后，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并沒有拋棄計劃方式，而是對它進行改革，使之更好地發揮作用。特別是從“十一五”開始，改成“五年規劃”。從本質上看，“五年規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為解決當時國內的社會主要矛盾，為了實現人民根本利益，將宏大愿景轉化為可執行路徑的治理智慧。它既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體現，也是持續推動并科學度量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工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節奏感和可衡量的進展標尺。

“五年規劃”的編制發布

充分體現了科學性和民主性

“五年規劃”作為指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其研究編制、依法頒布和實施保障有一套嚴謹規范的流程。研究編制過程必須經過多方參與、科學論證，始終堅持“開門編規劃”，注重把頂層設計和問計于民統一起來。“五年規劃”的編制是兼具“自上而下”統籌引領與“自下而上”多元參與的系統工程，通常分為前期調研、草案編制、征求意見、審議發布四個核心階段。這一過程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政策制定，更是系統推動和科學度量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機制，全程以制度化設計保障規劃的科學性與民主性。

具體來說，一是開展調查研究。開展不同形式的調查研究，是制定“五年規劃”的優良傳統和首要環節。調查研究要全面、深入，既有起草部門的調查研究，也有不同課題組的調查研究；既有普遍性的調查研究，也有專項性的調查研究；既有成績和經驗的調查研究，也有短板和不足的調查研究。任何調查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唯有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才能確定未來重點要抓的工作和項目，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真正科學、可行、管用、有用的規劃。二是加強科學論證。制定“五年規劃”，一般都要列出一系列重大課題，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進行深入研究。在形成規劃初步方案之后，還需要對一些重大問題、重要政策、重大項目進行進一步科學論證。對于困難、棘手的問題，更要反復、嚴謹論證，聽取不同專家的意見，設想各種不同的方案和結果，權衡利弊、形成共識。三是廣泛聽取意見。制定“五年規劃”的過程，就是一個聽取民意、集中民智、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的過程。四是堅持頂層設計。“五年規劃”是總攬全局的戰略部署，頂層設計的科學性如何，決定著規劃的成敗。頂層設計應該在更高層面上，把戰略目標與現實需要結合起來，把群眾要求與國家大局結合起來，把各方利益與不同需求結合起來，充分體現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充分體現和發揮“五年規劃”的戰略指導作用。五是推進規劃法治。發展規劃關系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空間規劃直接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包括很多復雜的社會關系和法律問題。制定和實施高質量的發展規劃，必須首先有法可依，嚴格依法辦事。

可以看到，“五年規劃”的編制全程形成“調研—論證—協商—法定”的閉環機制，既以專業手段保障目標的科學性和可度量性，也通過廣泛參與凝聚推進現代化的社會合力，從而實現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性推動和全過程度量。需要說明的是，在總結規劃編制實施的過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黨的主張切實轉化為國家意志和全社會共同行動，將黨的領導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確保規劃目標任務落地見效。

“五年規劃”體現并踐行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五年規劃”始終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各方面和全過程，其指標設計與成果衡量深刻體現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邏輯。比如，“五年規劃”在指標設定上，始終把人民需求作為核心導向，體現“發展為了人民”的根本立場。這實際上是將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等宏大愿景，轉化為具體、可衡量的民生發展指標。在規劃編制過程中，通過廣泛調研、民意征集、座談研討等方式，將群眾在住房、教育、就業、醫療等方面的訴求轉化為規劃內容。這種“從群眾中來”的指標設計思路，使規劃不僅凝聚起群眾智慧，也增強了社會認同與協同推進力量，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過程具有堅實的民意基礎和參與廣度。在成果衡量上，“五年規劃”從不以單純的經濟增速作為評判標準，而是始終以“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核心標尺，踐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規劃評估重點關注鄉村振興、就業保障、公共服務等民生領域的實際進展，看重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和權益保障。

可以說，“五年規劃”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從國家長遠發展和人民整體利益出發，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同階段，針對每一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充分動員各方面力量和資源，制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理念、戰略等的制度化治國理政方式。“五年規劃”整合全國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核心機制，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的“目標引領—資源統籌—協同執行”體系。它通過規劃明確階段性目標，并以此動員和配置全國資源，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轉化為可執行、可評估的現實路徑。譬如，脫貧攻堅就是這一機制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標志性成就的典范。“十一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持續將扶貧作為重點任務，“十三五”規劃更將“脫貧攻堅”設為約束性指標，明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硬目標。這一目標既是中國式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本質要求的具體體現，也為整合全國資源提供了清晰方向，使脫貧攻堅成為衡量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標尺。這一過程通過規劃設定目標、動員資源、評估成效，完整展現了如何以“五年規劃”為機制，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五年規劃”保障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

長期性和穩定性，

又有動態調整和一定的適應性

“五年規劃”通過“目標銜接、機制傳承、法定保障”三重邏輯，為國家戰略的長期性與穩定性提供堅實支撐，其延續性所釋放的發展紅利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集中彰顯了中國治理的系統性與執行力，也成為系統推動和科學度量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機制。從目標維度看，每個“五年規劃”均錨定國家中長期戰略方向，構建起“總目標—階段目標—年度任務”的清晰傳導鏈條，將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分解為可執行、可評估的階段性路徑。例如，在“三步走”戰略推進中，“八五”規劃至“十五”規劃聚焦“從解決溫飽到總體小康”的跨越，“十一五”規劃至“十三五”規劃著力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四五”規劃則精準銜接“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逐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從愿景走向現實。在機制層面，針對中國式現代化所涉及的長期任務，如脫貧攻堅、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多輪規劃持續接力投入，形成政策不斷檔、力度不減弱的發展慣性。以脫貧攻堅為例，從“十一五”規劃的“扶貧開發”到“十三五”規劃的“精準扶貧”，再到“十四五”規劃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政策體系在規劃接力中持續深化，體現了對中國式現代化關鍵任務的持續推進與動態度量。從程序保障而言，規劃需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具備明確法律效力。這一法定流程不僅規避了短期政策搖擺可能導致的方向偏離，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提供了制度性護航，確保戰略進程不因外界干擾而中斷。這種由連續性帶來的發展紅利，在經濟社會各領域均有顯著體現，也成為衡量中國式現代化進展的重要標尺。

“五年規劃”通過“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戰略實施機制，有力保障了我國“三步走”戰略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平穩銜接。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五年規劃”構建動態調整機制，展現戰略規劃的適應性創新，保障我國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進。“五年規劃”的動態調整并非偏離既定目標，而是堅守長期戰略前提下的科學優化，本質是“戰略定力”與“策略活力”的統一。這一機制不僅彰顯了中國治理體系應對復雜挑戰的彈性與韌性，更在實踐層面實現了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動態推動與過程度量，確保現代化建設的路徑始終科學、節奏始終可控。

“五年規劃”的動態調整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明確的制度設計和規范科學的實施路徑，比如中期評估調整可以聚焦適配性優化，年度計劃銜接可以實現精準微調，應急響應調整可以聚焦短板突破。“五年規劃”的動態調整所反映的治理彈性，“守正創新、穩中求進”的辯證統一，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持續穩健推進的重要方法論。這種調整機制表明，中國式現代化并非完全不變的靜態藍圖，而是在“五年規劃”的持續引導下，不斷優化實施路徑、評估階段成效的動態進程。“五年規劃”通過長期戰略定力與短期策略靈活性的有機結合，既確保了現代化建設的整體方向穩定，也增強了對復雜環境的適應能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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