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萬人，退出江湖

清晨6點，天色剛亮，梅連清騎上摩托車，向長江堤壩駛去。江風裹著水汽拍打在臉上，他習慣性瞇起眼，目光沿著江邊的樹林和淺灘掃視。如果看見有人在長江邊釣魚或捕撈，他就趕緊上前勸離。

“今天巡查沒有發現垂釣人員。”連帶一張站在江邊的自拍，梅連清把這句話發進長江協助巡護的微信群里，作為當天的第一次巡護打卡。

梅連清曾是湖北省洪湖市的長江漁民，在江里打了30多年的魚。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提出，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2018年，洪湖市率先啟動長江禁捕工作，梅連清響應政策，“洗腳”上岸。如今，他是一名長江協助巡護員，守護的正是家門口正在休養生息的長江。

據農業農村部數據，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十年禁漁推行過程中，像梅連清這樣的退捕漁民有23.1萬人，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沿江 10 省（市）。他們放棄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打魚技能，上岸后自然面臨轉產問題。

華東某高校學者楊諾曾帶領團隊對長江流域退捕漁民群體展開調研，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漁民文化程度較低，缺乏打魚之外的職業技能，他們轉產的崗位普遍對技能要求不高，待遇也比較低。

長江禁漁第五年之際，這些上岸的漁民怎么樣了？

2021年1月13日，四川宜賓市江安縣，漁民肖玉南作為宜賓長江鱘協助巡護隊隊員在江面上開始每日巡護。圖/中新

告別江湖

9月28日，梅連清跟一名偷釣者險些發生沖突。上午10點多，他照常在長江邊巡護，看見一名男子拿著兩根魚竿正往江邊走。梅連清上前提醒，沒想到男子對他破口大罵，還撿起一塊磚頭準備砸他，幸好被旁人及時攔下。

“這是一份磨嘴皮子的工作，真不好做。”梅連清說。洪湖市擁有135.5公里的長江岸線，靠江吃江的傳統根植于沿江村落，偷捕者時有出現。一些中老年人閑在家中，釣魚也成了休閑娛樂方式，還有人專程從鄰近的城市過來釣魚。好在比較激烈的沖突一個月也就一兩次，更多時候，偷釣者看見他過來了，就自己收竿離開。

2016年，湖北洪湖市烏林鎮，梅連清的父親上交自家漁船時與漁船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翻拍/本刊記者 呂雅萱

梅連清家住長江邊的梅潭村，小學五年級畢業后，他便隨父親下江謀生，在長江里打了30年魚。長江風浪大，船多，但在漲水年漁獲頗豐。1996年的洪水季，父親說：“十年難逢金滿斗，努努力。”那一年，父子倆靠打魚收入近30萬元，梅連清蓋房成家。那時，江上的魚肥，價高，他覺得這輩子離不開水。

除了家在岸邊的長江漁民，洪湖市還有一群以船為家的連家漁民。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從江蘇、安徽、山東遷來洪湖，幾代住在漁船上，在岸上沒有房屋和田地。連家漁民徐保安出生、打魚、成家、生子都在船上，他回憶，早年家家只有小木船，后來生活改善，每戶都有“家船”，配電視、空調、洗衣機，還有駕駛船、作業船。那時根據政策，他們在洪湖里按戶分配20畝養殖水面，漁民捕魚之余還能靠養殖貼補家用。最盛時，洪湖上從事捕撈、養殖的漁民有1465戶4000多人，湖面竿連竿、網挨網。

作為長江中游最重要的調蓄湖泊之一，洪湖被譽為“江漢平原之腎”，承載著長江四湖流域一萬多平方公里的上游來水。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洪湖上的過度捕撈、圍網養殖導致其生態功能急劇退化。《湖北日報》2014年曾刊文指出，洪湖水體污染加重，水生植物群落退化，野生動植物尤其是水禽和魚類種類及種群數量減少。20世紀70年代以前，調查到魚類為81種，后江湖阻隔后魚類下降到57種，且小型化趨勢明顯。

不只是洪湖，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也在衰退。梅連清回憶，在他小時候，還能看見江豚探出江面呼吸，后來，鰱魚、鳙魚、刀鱭越來越少，上岸前，一些品種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捕撈過了。

上圖、中圖：2025年9月，在長江邊巡護的梅連清。攝影/本刊記者 呂雅萱

下圖：梅連清巡邏的江堤邊的一處宣傳標語。攝影/本刊記者 呂雅萱

2016年底，洪湖市啟動洪湖圍網拆除、漁民上岸工程，隨后在全國率先開啟長江十年禁漁，長江漁民也隨之上岸。

引導漁民上岸并不容易，參與這項工作的洪湖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主任萬凱曾多次上船給漁民做工作，宣講上岸政策。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上岸之前，漁民最擔心的是上岸之后的生計問題，他們從老一輩就開始打魚，上岸之后靠什么養家糊口？

說服漁民上岸的關鍵是禁捕補償政策。以長江持證退捕漁民為例，萬凱介紹，給予他們的補貼主要有幾類，一是按照每張捕撈證8.56萬元進行回收補償；二是漁船漁具征收補償，具體補償金額以第三方公司現場評估為準，大多為3000—6000元；三是每戶5000元轉產獎補。梅連清記得，當時村里每戶退捕漁民領取了約12萬元補貼。另外，洪湖市還為上岸漁民提供每戶3.15萬元的過渡期生活補貼。

為了摸清漁民群體的技能、就業意向，2016年，洪湖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曾去湖上的船里辦了一場招聘會。該局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中心副主任王歡回憶，那天湖上刮了很大的風，船搖晃得厲害，一些漁民開船過來觀望岸上企業的招聘信息，詢問薪資有多少。

一些漁民其實想上岸。徐保安說，湖里教育、醫療資源缺乏，且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尤其是洪水期。湖里出生的小孩，從小身上就系著一根繩子拴在船上，他的一個妹妹就是掉進湖里淹死的。

梅連清當了近20年村支書，他覺得自己應該帶頭響應國家政策，成了村里第一戶交船的漁民。但捕了大半輩子魚的父親難以接受，抱怨了很長時間，直到梅連清說“要支持兒子工作”，父親才在交船協議上簽了字。

讓許多漁民至今難忘的是交船場景。漁民王林坤用小機船把自家的船頂到岸邊，交由政府登記、拍照、估價，他的家船評估后不到5萬元，補償款直接打進銀行卡。

據官方統計，目前，洪湖市建檔立卡退捕漁船1910艘，3417名漁民全部上岸。

新崗位

人生前30年，徐保安的世界里有兩個太陽，天上一個，湖里一個。他出生在洪湖船上，對水有天然的親切感。上岸后，他在洪湖附近的和澤園小區買了一套商品房，這里能看到水中的波光。這個小區也是洪湖上岸漁民集中購房的幾個小區之一。

上岸之初，王林坤擺攤賣過熱干面，去過工地扛磚，但始終不適應。2019年左右，適逢洪湖發展旅游業，他考取了船只駕駛證，在洪湖里開了兩年旅游船。

楊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捕魚這項技能在漁民群體內代際傳承，一般人不會，但這項技能很難在其他行業找到用途。漁民轉產的崗位大多對技能要求不高，比如進廠、搬運、門衛、保潔等。

上圖：2020年8月5日，安徽安慶市人社部門在山口鎮村舉辦退捕漁民就業幫扶專場招聘會。圖/中新

下圖：漁民徐保安如今上班的鞋廠 攝影/本刊記者 呂雅萱

市里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成為政府引導漁民轉產的重點方向。洪湖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中心主任謝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洪湖市是中國淡水水產第一大市，有較多水產加工廠，這是漁民就業的重要去向。王林坤的妻子就在水產加工廠流水線上殺魚，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吸納較多漁民就業的還有威弘鞋廠，這是一家2017年由政府招商引資到洪湖的制鞋企業，為一個國際品牌做鞋子。總經理陳泓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鞋廠剛落地洪湖時需要大量招工，但本地人對外來企業不熟悉，招工情況不甚理想。后來，洪湖市就業部門介紹過來一批工人，其中就有幾十名漁民。

陳泓錕記得，漁民剛上崗那段時間，紀律性較差，普遍坐不住，對管理人員也有抵觸情緒。一些漁民難以適應流水線作業，干了幾天就走了。這也是楊諾調研發現漁民在轉產上的一大障礙：捕魚是一個高度自由的職業，漁民隨魚而動，早上撒把網，中午收網，不想捕也沒人管。“長期習慣這種生產節奏后，要漁民適應朝九晚五的固定上班制，初期肯定困難。”

市就業部門來村里開招聘會后，徐保安跟妻子進了威弘鞋廠。他被安排在發料崗位，但對鞋眼片、鞋舌、后包等鞋子部件一無所知。好在鞋廠的多數崗位對技術要求并不高，陳泓錕從鞋廠四川總部帶來20多名帶教師傅，女員工在針車崗位學習縫制鞋面，男員工被安排到裁剪、成型崗位，學習一兩個月后，漁民基本能獨立操作。

鞋廠的月薪是三千多元，放在洪湖算平均工資水平，但對一些漁民來說，卻是一道心理坎。陳泓錕回憶，剛進廠時，新員工還在技能爬坡期，熟練工一個月能做五千雙鞋時，漁民只能做一千雙。等到第二個月熟練度提升，漁民能做三千雙了，他們覺得工資也應該跟著翻倍，漲到九千元。當時，二十多名漁民集體罷工，認為自己干得多卻拿得少。

陳泓錕花了很長時間解釋，工廠是按出勤天數算工資，不是像打魚那樣計件制。

當時，鞋廠請來一位洪湖當地的退休教師擔任工會主席，調解漁民與工廠的矛盾。陳泓錕后來了解到，不只是鞋廠，洪湖市就業部門把漁民引薦到市內其他企業上班，效果也不甚理想。有人干幾天就走，有人多次向上級部門投訴待遇過低。

“85后”的“漁三代”何廣文開辦的洪湖市美夢星辰服裝廠 攝影/本刊記者 呂雅萱

轉機發生在2020年。鞋廠停工近4個月，還是拿出一兩千萬元為員工發工資，這個行為讓不少員工對企業生出了歸屬感。另外，之前一些漁民還惦記著能回去打魚，但隨著長江禁漁政策在長江流域全面推開，他們徹底接受不能打魚的現實。慢慢地，員工心態發生了變化，工作變得更踏實了，跟公司的關系融洽了很多。

楊諾覺得，漁民上岸轉產最難的不是學習技能，而是轉變勞動觀念。大多數工廠崗位其實不需要專業技能，只要愿意適應，漁民完全能干，關鍵在于漁民自己想不想適應。2023年，威弘鞋廠已有兩百多名漁民員工，他們在勞動技能、團隊協作上慢慢融入了工人群體。

徐保安成長為鞋廠的一名基層管理者，管理著一個流水線小團隊。不過，干了五六年后，他有些厭倦工廠的生活了。據他所知，村里部分漁民在每年4—10月去新疆的養殖企業撈螃蟹。2023年，徐保安也辭職跟著去了新疆，重新拿起漁具時，那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感讓他興奮不已。只是妻子獨自照顧家里老小很吃力，三個月后，他又回到洪湖的鞋廠上班。

“打魚靠天收，有時候一天掙一兩千元，有時一分錢沒有，我和妻子在廠里一個月掙六千多元，雖然不像打魚那樣自由，但比打魚穩定，還能陪父母孩子，也滿足了。”他說。

自謀生路

國慶前夕，洪湖市美夢星辰服裝廠車間里，縫紉機的嗒嗒聲此起彼伏，工人們正在加班加點備貨。“85后”的“漁三代”何廣文在三條流水線上巡看。晚上九點半，工人下班，他將當天加工的服裝裝車，開車送到110公里之外的仙桃市，再把第二天廠里要加工的貨運回來，回到家已是凌晨2點。開服裝廠后，他的作息一直如此，今年已經是第八年。

楊諾稱，漁民群體長期在湖上謀生，不少人難以適應被管理的狀態，更傾向于以個體戶的身份謀生。上岸之后，漁民群體曾出現一股創業熱，這類漁民相對年輕，有一定資金積累，加上領取的政府上岸補貼，便嘗試搞養殖、開餐館、辦酒店等。

2025年9月下旬，湖北洪湖市一家水產加工廠內，60歲以上的老漁民在剝蓮蓬。攝影/本刊記者 呂雅萱

何廣文也在那時走上了創業的道路。上岸之初，他在洪湖開了兩年旅游快艇。當時三十出頭的他覺得這不是自己長久想干的事，正好家里的一個朋友和丈夫在武漢做服裝生意，一次聊天中這位朋友提議，自己手里有訂單，他們可以合伙在洪湖開一家服裝廠。

服裝廠在2018年開張，最初是個小作坊，十來個工人，大多是何廣文的漁民親戚。有人會縫紉，也有人從零學起，何廣文則每天坐在縫紉機前學踩直線。廠子只做加工，別人把裁片送來，他們做成成衣，再發到下一個環節。利潤薄，量不大，但能糊口。

憑著口碑，兩年間，廠子訂單慢慢增多。2020年，車間擴展成三條流水線，員工擴招到100多人，其中有30多名漁民。謝操說，像何廣文這樣的企業，幫政府分擔了不少安置漁民轉產的壓力，是漁民轉產過程中的社會穩定器。漁民自己辦廠，他們懂這個群體的性格，知道大家想要什么，漁民在熟人環境中重新謀生，也能更長久地做下去。

服裝廠擴產的2020年，洪湖市政府為廠子提供了20萬元創業幫扶資金，還發放吸納漁民就業補貼，每留用一名漁民滿一年，公司得2000元補助。

但并不是每一個漁民創業都能成功。何廣文的哥哥曾是湖里的養殖大戶，有二十多年的小龍蝦養殖經驗。上岸后，他信心滿滿地承包了兩百多畝池子，投入上百萬元繼續養殖小龍蝦。真正養起來他才發現，岸上養殖和湖里養殖是兩套邏輯，湖里養殖技術含量低，竹篙一插，網一圍，只要水不大，都能豐收。但岸上養殖有技術含量，要重新學習，三年下來，他賠了幾十萬元。

這幾年，何廣文的服裝生意也漸漸承壓。洪湖街頭的服裝廠越來越多，一些原先在廣州、溫州服裝廠打過工的人，積累人脈和訂單資源后回洪湖開廠，幫沿海地區做服裝加工。競爭加劇之下，原來一條褲子加工費2元，現在別的廠1.8元就能接，訂單越來越少。但不接單就意味著停工，沒活干的工人就會流向別的服裝廠，等到訂單回暖的時候，又臨時找不到工人，只能“看著錢卻賺不著”。 何廣文說，為了維持工人在崗，現在許多本地服裝廠寧愿低價接單，也要讓機器轉著，讓工人有活干。

謝操表示，近些年企業承壓，當地陸續出臺穩就業政策，比如給予企業員工社保補貼。對于上岸漁民，政府實行“一人一檔”，每季度電話跟蹤就業情況。若處于失業狀態，就業部門會主動推薦崗位。

不過在謝操看來，所謂政府“安置”漁民就業的說法并不準確。漁民轉產本質仍然是市場化選擇，“他能不能就業，取決于個人能力和企業需求是否匹配，政府更多是搭建信息橋梁的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場去安排”。

持續性重建

9月下旬，洪湖市一家水產加工廠里，一群老漁民圍坐在板凳上埋頭剝蓮米。這是一份日結的零工，剝一斤蓮米賺一塊錢，一天下來能掙五六十塊錢。年近七十的張廣林連續剝了三個月，指頭上結起厚厚一層繭，他口袋里揣著一把指甲剪，時不時掏出來剪掉磨得發硬的部分。

張廣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大半輩子吃住在湖里，從沒想過有一天要上岸，湖里撈一把就有飯吃，他也從沒想過需要買養老保險。可真上了岸，住進城里的商品房，柴米油鹽樣樣都得花錢買。

為了維持生計，上岸后的張廣林沒閑著。他做過清潔工、綠化工，撿過廢品，也在魚攤幫人洗過魚，如今來這家工廠剝蓮米。可這份零工也是季節性的，等10月之后蓮蓬少了，這份零工也就干不下去了。

2021年5月10日，四川瀘州市合江縣大橋鎮，長江村退捕上岸的漁民在收獲自家栽種的蔬菜，從漁民變身為菜農。圖/中新

“當下該重點關注的，還是這群60歲以上的老漁民。”萬凱說，上岸時，針對年滿60歲且辦理了退休手續的退捕漁民，政府給他們按照專業漁民56679元/人、兼業漁民20000元/人（在岸上有部分田地）的標準一次性發放補貼。上岸后，這群漁民年齡大了，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又不像農民有田可種，缺乏穩定收入，只能四處打零工。謝操表示，洪湖市就業部門開招聘會時，如果有保安、保潔這類崗位，會優先推薦給他們。

相比之下，60歲以下的上岸漁民有更多保障，洪湖市政府每年會補貼他們養老保險的個人繳費部分。據當地提供的數據，2024 年，洪湖市共有 2040 名漁民享受到這項補貼，補貼總金額 100.6 萬元。

楊諾提醒，漁民剛上岸時，能一次性拿到十幾萬元補償金，暫時緩解了生活壓力。隨著時間推移、補償金逐漸被消耗，部分漁民可能會感覺生活壓力再度增大。不過，在楊諾看來，漁民想解決長期生計問題，終究還是需要主動學習新技能，積極尋找轉產機會，讓生活持續穩定地運轉下去。

2020年4月17日，江蘇鎮江市，金江社區的退捕漁民在企業就業。圖/視覺中國

有學者在關注長江漁文化是否消失的問題。2021年，《農民日報》曾刊發一篇文章《長江禁漁，應兼顧保護長江漁文化》，作者單位是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這篇文章指出，長江十年禁漁意義重大，但不能誤傷漁文化。個別地方將漁村整體拆除，漁具、漁法、長江傳統漁村風貌沒有得到保存。很多地方基本只有中老年漁民才熟悉漁業生產、傳承漁文化技藝活動，這些人在十年禁漁過程中轉產和老去。“如果不把長江漁文化保護提上議事日程，長江漁業歷史的記憶很有可能在十年內逐漸消逝。”

過去在捕撈之余，漁民在湖里唱漁歌、敲漁鼓。王林坤記得，每到春季，家家戶戶駕船聚攏，船頭接船尾，在湖里舉行莊重的祭祀儀式，祈禱風調雨順、魚蝦滿艙。到他這一代上岸后，這些漁民文化漸漸斷了傳承。

“老祖宗傳下的東西在逐漸消失，確實很可惜。”他說，他的下一代，有一些人連湖水都沒沾過，不會游泳，更不會劃船。但同時矛盾的是，包括王林坤在內的幾位受訪漁民，無一例外早早將后代送到岸上接受教育，不想再讓他們以捕魚為生。他們認為自己這一代受限于湖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有限，等到下一代能上學了，他們努力托舉孩子走出湖區。“我們還是想讓孩子讀書，多學點知識，將來有出息，在城里生活得更好。”王林坤說。

洪湖當地也有過保留漁文化的嘗試。萬凱說，漁民上岸時，政府保留了幾艘比較好的船只，計劃留著日后做旅游開發。在此之前，洪湖市結合本地的水鄉文化，規劃開發漁鄉文化村、漁鄉文化街，漁家生活館等一些業態也已經在布局。但是他表示，當下的基調還是治理為主，等到后期環境資源穩固了，會繼續在合規的地方開發，保留漁文化。

王林坤不想丟掉江上生活的技能。這些年，他先在洪湖里開旅游船，腿傷后居家休養，后來又去青海湖開旅游船。高原反應讓他的身體吃不消，他又回到了洪湖市。今年9月，他找到了新出路——在長江上開巡視船，月薪3000元。這兩天剛上崗，他熟練地把船靠岸停穩，對自己的開船技術感到滿意，“手還沒生”。

漁民上岸了，但生活還需要持續性重建。

（楊諾、張廣林為化名）

發于2025.10.27總第120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漁民上岸記

記者：呂雅萱（13618603380@163.com）

編輯：徐天